我默然。我似乎明白了我应该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做些什么。尽管我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仍应该这样去做。
关于爱
爱这个字，在语言中，有时处于谓语的位置，有时处于主语的位置。前面加“做”、加“求”、加“示”、加“乞”，“爱”就处在谓语的位置，“做爱”、“求爱”、“示爱”、“乞爱”，皆行为动词也。
“做爱”乃天伦之乐，乃上帝赐予一切男女的最普遍的权利，是男人和女人最赤裸裸的行为。那一时刻，尊卑贵贱，无有区分。行为本质，无有差别。很难说权大无限的国王，与他倾国倾城的王后，或总统与总统夫人的那一时刻，一定比一个年轻的强壮的农民，与他年轻健康的爱妻在他们的破屋土炕上发生的那一时刻更快活些。也许是一样的。也许恰恰反过来。
“求爱”乃是一种手段，其目的为了婚姻，有时为了一次或几次“做爱”的许可。传统上是为了婚姻。在反传统的男女们那儿，往往是为了做爱的许可。当然，那许可证，一般是由男人所求，是由女人“签发”的。无论为了婚姻之目的，还是为了一次或几次“做爱”之目的，这个过程都是必不可少的。省略了，婚姻就是另外性质的事了，比如可能被法律判定为抢婚。“做爱”也可能是另外性质的事了，比如可能被法律判定为强奸。
“求爱”既曰手段，古今中外，自然都是讲究方式方法的。因而也最能显出尊卑贵贱的区分，以及贫富俗雅的差别。这些，乃是由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基础、文化背景、门第高低、心性追求的不同造成的。在我看来，“尊”者“贵”者“求爱”的方式方法未见得就“雅”，未见得就值得称道。“卑”者“贱”者“求爱”的方式方法未见得就“俗”，未见得就理应轻蔑。比如某些“大款”，一掷万金十万金几十万金，俨然是当今之世的“贵”者似的了。他们“求爱”的方式方法，横竖不过便是赠女子以洋房、别墅、名车、金钻珠宝。古今中外，老一套，基本上不曾改变过的，乃是俗得很的方式方法。而民间百姓的一些传统的“求爱”的方式方法，尤其一些少数民族的“求爱”的方式方法，比如对山歌以定情，在我看来，倒是美好得很。
献一枝玫瑰以“求爱”是雅的方式方法。而动用飞机，朝女人的家宅自空中播下几亩地的玫瑰，在我看来就不但俗不可耐，而且简直就是做作到家的“求爱”的表演了。
我至今认为，以书信的方式方法“求爱”，虽然古老，却仍不失为最好的方式方法之一。倘我还是未婚青年，一定仍以此法向我所钟情的姑娘“求爱”。不消声明，我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和她结婚，而非像流行歌曲唱的“只求此一刻互相拥有”。
至于以情诗的方式方法“求爱”，那就不但古老，而且非常之古典了。毋庸讳言，我是给我所初恋的姑娘写过情诗的。我们最终没有成为夫妻。不是我当年不想，而实在是因为不能。以情诗的方式方法“求爱”，是我最为欣赏的方式方法。现代社会“求爱”的方式方法五花八门，古典意味儿却几乎丁点儿全无了。这是现代社会的遗憾，也是现代人的悲哀。在我看来，这使爱情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值得以后回忆了！现代人极善于将自己的家或某些大饭店小餐馆装修得很古典，也极善于穿戴得很古典。我们越是煞有介事地外在地体现得很古典，越证明我们心灵里太缺少它了。心灵里缺少的，爱情中便也注定了缺少。爱情中缺少了古典的因素，好比乐章中缺少柔情浪漫的音部……“示爱”是“求爱”的序曲，也是千差万别的。古今中外，“求爱”总是难免多少有点儿程式化的“，示爱”却往往是极其个性化的，有的含蓄，有的热烈，有的当面殷勤，有的暗中呵护。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大多数而言，少女们对意中人的“示爱”，在我看来是最为美好动人的。因为她们对意中人的“示爱”，往往流露于自然。哪怕性情最热烈的她们，那时刻也是会表现出几分本能的羞涩的。羞涩使她们那一种热烈很纯洁，使她们那一时刻显得尤其妩媚。丧失了羞涩本能的少女是可怕的。她们的“示爱”无异于娼妓的卖俏，会被吸引的则往往是类似嫖客的男人。或者，是理性太差，一点儿也经不起诱惑的男人。丧失了羞涩本能的少女，其实是丧失了作为少女最美最美的年龄本色，她们不但可怕，也很可怜。
对于成年男女，“示爱”已带有经验性，已无多少美感可言，只不过是相互的试探罢了。以含蓄为得体，以不失分寸为原则。含蓄也体现着一种自重，只有极少数的男人会对不自重的女人抱有好感。不失分寸才不使对方讨厌。反过来，男人对女人也一样。不管不顾，不达目的不罢休，一味地大献殷勤，其实等于是一种纠缠，一种滋扰，一种侵犯。不要误以为对方的冷淡反应是不明白，或是一种故作的姿态。这两种情况当然也是有的，但为数实在极少。与其推测对方不明白，莫如分析自己为什么装糊涂。与其怀疑对方故作姿态，莫如问问自己是否太一厢情愿强求缘分。
在所有一切“爱”这个字处于谓语位置的行为中，依我看来“乞爱”是最劣等的行为。于男人是下贱，于女人是卑贱。倘人真的有十次命的轮回，我再活九次，也绝不“乞爱”一次。我想，必要之时，我对于一切我非常想要获得的东西，都是肯于放弃斯文不妨一乞的。比如在饥寒情况下乞食乞衣，在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情况下乞宿乞钱，在遭受欺辱的情况下乞怜乞助……但绝不“乞爱”。
我认为如前所言，“爱”是可能会乞到一两次的，但爱情是乞不到的。一时如愿以偿，最终也必竹篮打水一场空……现在，我们谈到“爱情”了……男人是女人的镜子男人是女人的镜子。通过她所爱的男人，可以判断她大抵属于哪一类女人。不爱而做了某一男人妻子的，不在此例。错误的，将错就错，遗憾的，遗憾而无法改变的婚姻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正如不幸之永远不能避免。
其实中国人的婚姻观念，自古并不彻底封建。比如《汉书·孙光传》中即云“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本意指感情的真伪，但也包含着“无义”则“散伙”的主张。北刘·颜之推《颜氏家训·止足篇》云“婚姻勿贪势家。”而隋朝的王通《文中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婚姻论财，夷虏之道。”斥为未开化民族的勾当。《水浒传》第二十五回，有句话是“初嫁从亲，再从身”说得相当明白，第一遭依了父亲，第二遭就依不得任何人，要依自己了。足见自古并不万众一心地认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合乎礼法的。
男人是各式各样的。时代的文明使男人的行色多起来。若取一种笼统的划分法，无非也这么几类：只能当官的、也能当官的、不能当官的、不愿当官的。都是女人的镜子。
“服官政”其实是正当的“行业”。能当官的也是“一技之长”。但中国的问题在于，“只能”当官的男人太多了。这是男人的退化，也是男人悲哀。同时是中国女性面临悲哀现实之一种。由于当官和“干革命”似乎连在一起，便使“只能”当官的男人不愿正视这一悲哀，更不愿将“只能”归于“物种”的退化。似乎当到老便意味着革命到老，当到死便意味着终生革命。并且，制造似乎“革命”的理论维护自己的利益，使很多当妻子的既迷惘又迷惑。早期的男性革命家大抵并非“只能”当官，他们有的可以从文，有的可以从艺，有的可以当教书先生或大学教授，有的可以当木匠、瓦匠，乃至农民。如今“只能”当官的男人，那真是“只能”一条道路到黑。你不让他当了，他便几乎就是废人一个了。据说在一次什么会上，有一种形成舆论的情绪色彩很强烈的“抗议之声”认为干部六十岁便退休，未免太早了。要求起码延到六十五岁，延到七十岁更好。主张修正干部离休制的年限。我十分怀疑便是“只能”当官的一些男人们委屈。
所以我对未婚女性们的忠告是择夫时，对“只能”当官的男人，须敬而远之。
经济体制的改革，最终必将带动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终身“服官政”的男人的仕途之路将被堵塞，他想一条道跑到黑也不行。我们冷静观察生活，三十来岁四十多岁的男人中，正在退化的男人着实不少。他们大概是心甘情愿地乐在其中地退化。我从两个过去的知青伙伴身上便看到了这一咄咄逼人的可悲现象。不过是个处级，一旦这处级受到动摇，惶惶然不可终日之状令人哂笑。四方登门，八面奉迎，好比久病乱投医。后又眉舒目朗渐渐地活转来，乃因终于又谋求到了一个比处级大一点儿的职务。且因高了名不正言不顺的那“一点儿”沾沾自喜。但在这谋求的过程中失去了什么，却似乎毫不在乎。我不仅替他，也替他的妻子感到活得累。一旦再从那“一点儿”上动摇下来，他可怎么活呢？
也能当官的男人显然应该比只能当官的男人活得从容些，活得踏实些。我在“比”前加上“应该”两个字，意在强调从逻辑上讲是这样，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然。也能当官的男人们是些幸运的男人，大抵属于知识分子一类。如医生、律师、高等教育工作者、科研工作者、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等等。他们的职业较“服官政”的男人们相对长久得多，几乎可以成为终生的。并且不像普通劳动者们，工作水平受到年龄和体质的限制。所谓一技在身，终身所依。其中又尤以医生和律师更为优越，越老越有威望，职业经验也越丰富。医院的院长、大学的校长、科研单位的领导者，大抵是从他们中产生的。他们对自己的职业专长越自信，越不情愿当官。当上了也不将“乌纱帽”看成怎么一档子事。需要我当，我便当；不需要我当了，八仙归位。也有为了解决房子问题、夫妻两地生活问题，讲好一个条件，“下海”三年五载的。女人爱他们的同时，意味着培养了对某一职业的情感，而非对权势的偎傍。但这些男人，在中国始终是不断分化着的社会群体。一所名牌大学可有一百多教授，但只能有一位校长。将专门的人才异变为庸官，是中国的弊端之一。既不但是某些男人的退化，其实也是时代的退化现象。既不但是某些男人的悲哀，其实也是国家的悲哀。
贤明的女人，对于如此这般的丈夫，总是要时时提醒别忘了你原本是怎样的人，别到头来成了“只能”当官的人。使他们于迷津中常有所省悟，在还没到“只能”的地步，回头是岸。
目光短浅的女人，却总是对她们的丈夫大加怂恿，向他们吹送万般皆粪土、唯有当官高的枕边风。所以他们的异变，的的确确也是某些女人们的过错。有时听到这样的夫妻争吵，很是耐人寻味。男人愤愤然说：“我早就要不当，你偏不同意！现在好，让我去干什么？”女人亦愤愤然说：“谁长那前后眼来，想到你会半途而废！”
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尚未矫正官本位的国家，她们是时代的产物，她们的懊悔不及的丈夫是她们的副产品。她们和他们的争吵，乐观点儿估计，还要继续一二十年。
不能当官的男人不是绝对没有当官能力的男人。他们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劳动者中有不少聪明的人，智慧的人，干练的人，他们的能力往往被埋没。中国是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不埋没人才是根本不可能。他们当官的能力有时恰恰在刚显示出来的时候，便被周围的人挫顿或彻底扼杀了。其中幸运者，偶被上司赏识，委以微职，便往往誓心以报了。一位小百货公司的头头，未必在能力上远远不及一位大商场的经理。一位商场的经理，未必不能当商业局局长。但能不能当官，是相当复杂的事。诚如老百姓总结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中国这一现象你不服不行。于是劳动者中那些聪明的人，智慧的人，干练的人，大抵臣服于现实，其能力不是向外伸延，而往往谨慎收缩。以自己的小家庭画一个圆，在极有限的圆周内显示。他们的家庭便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工作只不过是他们的工作。在他们的家里，从各方面可观察到他们的理财能力、治家能力、巧妙改善生活环境的能力和丰富生活内容的能力，以及培养子女所花的精力和心血。他们精打细算，他们一人多能，堪称各类工匠。一言以蔽之，他们是些生活能力极强的男人。而且，他们完善自身的愿望也是动人的。他们其实多才多艺，有能诗会画的，有爱根雕的，有爱收藏的，有爱书法的。与“只能”当官的男人和从“也能”当官的男人中分划出去继而异变的男人相比，他们更是合格的男人。在困难艰险的条件下，有些男人会束手无策，他们不会。在外国，有些中国男人会饿死，他们不会。与有些知识分子对生活的索然心态相比，他们显得分外热爱生活，热爱生命。
他们以前曾被很不公正地一概贬之曰“小市民”。其实，为男人，他们具有新的时代性的启示和意义。我若是未婚的女人，我会将自己择夫的视野拓放得更宽广些。我绝不将目光盯在那些“只能”当官的男人身上。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总有一天会明白是很“懊糟”的事。也绝不将目光聚在从“也能”往“只能”异变的男人们身上。这二者在我看来都是没出息的。我倒宁肯选择劳动者中那些聪明的、智慧的、干练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