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的夏天，我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在纽约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找到一份工作。领到第一份薪水的同时，我信心满满地剪掉了妈妈给我的信用卡。不过，第二个月收到第一张自己的信用卡账单的时候，我发现差一百块钱没办法全额还款，这才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生活不易啊。与此同时，我终于搬进了林晰的公寓。那一年，他开始为一本一线时尚杂志摄影，已经有机会和时薪上千美元的模特合作，身边也有了专门的灯光师和助理。不用说，收入肯定不差。不过他从来没跟我坦白过他一年究竟能赚多少钱，更不用说像传统的上海男人那样上缴收入了。他给我买几千美元的礼物，请我在昂贵的餐馆里吃饭，带我去旅行，但是从来不会帮我还信用卡的欠款，最多最多也就是给我二十块钱坐出租车。相比他的风光无限，我的第一份工作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底层，主要就是做些复制、粘贴、整理数据和盘点库存之类的简单重复劳动。就连梅森这个二十三岁、时运不济的老模特也口口声声地问我：“你怎么这么想不通，去做这样无趣的工作？”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个无趣的工作来得也并不那么容易。
毕业前的大半年，我就跟成千上万愣头青似的毕业生一样开始疯狂地找工作了，履历表一沓一沓地印，隔三差五地就穿梭在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各处的招聘会里，写求职信，寄简历，填申请表，参加充斥着各种古怪问题的考试或者测评。如果运气足够好，就会得到一个一刻钟到三十分钟的机会，打扮得一本正经，在未来雇主面前摆出职业的表情，努力证明自己有资格成为某个大机构里随时可以被替换的零件之一。终于，在开始做论文的同时，我在一间不大不小的银行里找到一个实习的机会。那个职位隶属于总行财务部一个管理现金流的小组，具体工作是核对几个中转账户的资金进出，把相对应的划入和转出匹配起来，然后对冲掉。听起来很白痴，实际上也是。这种工作绝对没有治愈癌症、保护热带雨林，或者拯救经济危机那么有意义。但是这样的进出账每天有成千上万笔，还会牵涉到汇率问题，做起来却需要很大的耐心和仔细。而且，就连这样一个预计年薪不到五万美元的位子也不是拿稳了的。原本在财务部做兼职的莫林太太也想要转成全职工作，加入了竞争。
刚开始我还觉得她挺可怜的，至少有三十五岁了，年轻时安心在家做了许多年的家庭主妇，后来又离了婚，前夫还总是拖着不愿意付抚养费，因为经济原因才又出来做事。她手里只有一个社区大学成人再教育的文凭，脚上穿的是超级市场里买来的几十块钱的鞋子，人不聪明，反应又慢，做起事情来瞻前顾后磨蹭得不行。但是，两个月之后，我就是输给了这样一个人。带我的师傅给我的评价是：“聪明，但不太适合这份工作。”财务部经理与我握手，祝我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属于我的“职业机会”。两年之后，我和莫林太太在机场偶遇。她已经升了两级，刚刚从伦敦培训回来，减了肥，穿着得体，戴着副时髦的黑框眼镜。不得不承认，当年的我比起她真的缺少了一些东西。生活，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慢慢体会到生活真正的滋味儿。但在当时，我还什么都不懂，回去就气得大哭，心里恨死了这个女人，觉得她肯定是马屁功夫了得。“我要是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我哭哭啼啼地问林晰。“会找到的。”他不管我，只顾摆弄他的照相机。“万一找不到怎么办？”我追问，“我觉得好累。”一般情况下，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是：那就不要工作了，我养你。
但是，他却抬起头，看着我说：“你最好问问你自己怎么办，你会想到办法的。”雪上加霜的答案。我绝望地发现，自己的境况其实并不比莫林太太好多少。她有个拖欠抚养费的前夫，我的男人会帮我改履历，帮我写信封，帮我寄信，跟我练习握手，模拟面试的情景，但却永远不会说：“你看起来好累，停下来吧，我来养你。”所以，我认命了，擦干眼泪，继续写我的求职信。几天之后，我接到通知去一家化妆品公司面试一个市场部的职位。出发之前还蛮高兴的，认真准备了一番，带齐了所有东西，早早地就出门了。到了那里发现他们竟然通知了所有寄去简历的人，房间里坐得满满登登，坐不下的就站着等。当然，原本在电话里约好的时间也是不作数的了。排在我前面的还有几十个人，不知道要等到几时，又舍不得就这么走了。从下午三点一直等到六点多，终于轮到我了。走进面谈室，屁股还没坐热，人力资源部的女人看看我的履历，又瞟了一眼我随手放在脚边的黑色爱马仕吉普赛背包，说：“我们要找一个年薪四万五千元的市场部助理，你觉得你合适吗？”语气里透着些揶揄。我很想说，适合适合，求你考虑一下我吧。但嘴里说出来的却是：“恐怕不合适，再见，女士。
”然后，站起来，转身，骄傲地走出去。到了外面才发现自己做了件完全没有意义的蠢事，心里又觉得委屈得要命，一路抹着眼泪开车回去。天已经黑下来了，我开车经过一个冷落的街区，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正想心事，突然有人冲过来拉我的车门，一个黑人，拿起我放在副驾驶位子上的包就要跑。我一下子扑上去，抢回来，他拉住背包带子往外拖，我力气没他大，就整个人压在包上面，同时拼命地大叫。不知道僵持了多久，可能只有不到一分钟的工夫，又有车子经过，那人才松手跑掉了。我浑身发抖，关上车门，锁上，立刻离开那里。一路上慢慢平静下来，腾出手来擦掉眼泪，想想实在后怕，自己当时很有可能受伤甚至送命。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蛮勇，或者只是借机会出一口怨气，好把找工作受的委屈排解掉。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林晰，只是对他感叹，四千美元的包包果然比一般的要牢一点。
一半是赌气，另一半是不想让他因为这件事情，作出有违他初衷的决定。我不想强迫他说“我来养你吧”，这句话在那种情形下说出来，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而且，就像他说过的，我也看到自己骨子里是坚强的人，我不想再做出受伤的小姑娘的表情。至少，在他面前。十四岁、十六岁、十八岁、二十一岁、大学毕业，整个人生当中有如此之多人为树立的里程标记。时间分分秒秒，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你不断长高，变重，鞋码越来越大，你来月经了，需要带胸罩了，可以考驾照了，去酒吧不用假身份证了，有封信寄给你提醒你去投票选举。再接下去，突然有一天，所有人都觉得你已经是大人了，不约而同地期望你变得独立、勇敢、理智，要求你为自己所有的行为担负责任。突然有一天，你不再能像从前一样，打破了东西哭一通鼻子了事，不会有人反过来劝慰你，给你一块柠檬味的软糖，再在你的哭红的鼻子上印下一个吻了。
但是，你真的可以吗？你真的长大了吗？我怀疑。又过了两个月，在一次笔试、一次测评考试和三轮面试之后，我终于拿到现在这份工作的要约。我很得意地拿给林晰看，一时间又忘记了所有独立自主的原则，装得惨兮兮地对他说：“这点薪水在纽约只能住贫民窟，我能不能来跟你住啊？”他拥抱我，点点头。也许注定了的，他永远要对我让步。两个人住到一起之后，他无论如何都没办法适应我的生活习惯。我一周洗一次衣服，换下来之后喜欢到处乱丢；拿书出来看，看过了从来不会放回原处；护肤品、化妆品、各种首饰小摆设浩浩荡荡摆了一桌子；衣服鞋子占了他衣橱里的半壁江山，还时常霸占他的地盘。有段时间，我们每隔一两个礼拜就要跑去巴尼百货商店五楼家居部买衣架，只因为家里原来有的那百八十只总是不够用。不过，现在再回想起那个时候，两个人抢来抢去的似乎也很有意思。
终于有一天，林晰忍不住对我感叹：“原以为你从小没有妈妈照顾自理能力应该很强，怎么会这样？”我带着一种“货物售出，盖不退换”的奸商心理向他坦白，我爸是那种衣服从来不洗，穿起来照样玉树临风的人物。我们父女俩过日子家务活儿一切从简，小时候就是觉得洗头梳头麻烦，才骗我去剪了个男孩儿似的短发。他这下知道上当了，跟在我屁股后面收拾了一阵儿，然后请了个人打扫了事。就这样，我们过起了热闹亲密的小日子。慢慢地，我就像他担心的那样开始彻底依赖于他的照顾，我不必担心房租水电，吃喝也全由他买单，于是就心安理得地把头几个月的薪水全部用在买衣服、鞋子和化妆品上面。被他骂了一顿之后，才开始了强制性的储蓄计划，增加了保险，规定每个月只能花薪水的二分之一，余下的二分之一一半存款一半投资。在那之后，每次站在商店的试衣镜前面，身上的裙子舍不得脱下来还给店员时，我总要在心里骂一句：该死的林晰。直到看见银行账户里稳稳增长的数字，才又理智起来，不得不承认这才是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该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