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跟前辈们吃饭，喝多了，带我入行的敖栢老师才拍着我肩膀说出实情：你小子连拿三个月冠军，再比下去，别人还怎么有兴趣陪你玩啊，我们这赛事也就快黄了……
没关系，我也爽够了，我心想。
播音是个技术活儿，即便是自带天赋也得有扎实的专业基础为后盾。我想了想手头的业务，学习和打架。打架是个力气活儿，太花时间了，于是我对着那帮穿着我的内裤奖品的兄弟们宣布，我将退出江湖。
7.我算明白生孩子有多不容易了
每个周末我都会坐车去郊区的饲养场，我妈在那边上班，晚上也住在那里。我提着比赛得来的奶粉芝麻糊之类的东西，在破旧的公车上摇晃个把小时，再下车走上二十多分钟的路程，转进饲养场的养猪区，寻找我妈的身影。
我妈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身穿绿色工作服，正在给猪喂食。通常这个时候，我会接过她手中的活儿，叫她去里屋休息一下。猪圈其实就是一个大棚，所谓的里屋，也只是大棚尽头一个不到两米的坑，仍旧是个等腰三角形。那也是我们晚上睡觉的地方，方便半夜起来为猪接生。
我妈接过我手中的奶粉，照例不满地唠叨：“以后不要带这些东西过来了，留着自己吃。”我则习惯性地跟她贫嘴：“话可不能这么说，那是我带给我妈的，你可要好好照顾她。”
喂猪是个力气活，它们的饮食既规律又频繁，侍候它们比打架还累。要是赶上猪生产，那铁定是要脱层老皮的活儿。有时候，我就睡在猪的旁边，耳朵靠在猪肚子上，待到有动静后立马清醒，招呼接生用的干布、丝线、剪刀、保温灯、仔猪产箱以及消毒液。刚生产下来的小猪几乎全身都是黏液，擦干净后，还得为刚剪断的脐带消毒。我妈则在一旁为小猪打耳号做记录。为了防止小猪下痢，吃奶前，一猪一颗乳酶生片。
唯一一次赶上母猪难产，那惨叫声响彻整个城市的上空，我跟我妈忙得满头大汗，如同进行一场惨烈的野外生存战。待到将小猪顺利从产道拉出，打完最后一针产后康后，母子俩几乎虚脱。
“我算明白生孩子有多不容易了，”我感叹道，“妈，我以后定会好好孝顺你。”
我妈露出古怪的表情，“这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
那是一个冬天，饲养场的公共值班室内有台电视，我妈时常叫我去里面休息。电视上播放着1997年版的《天龙八部》，黄日华在里面演萧峰。我想起小时候在村头老刘家看的老版本，当年的黄日华嫩得只能演虚竹。小时候的我喜欢段誉，觉得他活得自在（在还没出大事之前），从小不爱习武，却轻轻松松获得“凌波微步”和“北冥神功”，不但是个富二代，还一举抱得女神归。可现在的我，却更喜欢萧峰，面对奸人当道，坎坷身世，依旧胸襟广阔、气吞山河，是真正的大侠，悲剧中的英雄。
窗外飘着雪花，我裹着军大衣，端着母亲为我做的面条，看着电视中的萧峰在怒吼：“皇太叔有令，众三军放下兵刃，听宣圣旨。皇帝宽宏大量，赦免全体官兵，谁都不加追究。”
“霸气！”我吸着面条喃喃称赞。
第二天清晨，我返校，母亲送我到门口，依旧是白帽子，绿色工作服，她从兜里掏出面值不等的十块二十块，皱巴巴地叠成一小叠，放在我手上。
“妈，我没给你说吗，电视台请我去做兼职，有薪水的。”
“你怎么跑去工作了？学习呢？”
“学习不耽误的，学校领导都很支持。你把钱留着吧。等我领工资了，换我拿给你了。”我将钱塞了回去，一溜小跑地躲到远处。
“喂，对面那位阿姨，”我朝她喊，“好好照顾我的妈妈啊。”
“你个没正经的！”
我朝车站跑去，大雪已停，天却冷得要命，我边跑边喊：“皇太叔有令，众三军放下兵刃，听宣圣旨。皇帝宽宏大量，赦免全体官兵，谁都不加追究。”
8.我再次感到自己的运气还没用完
第一次遇到她，是在学校的广播站，她高我一个年级，有一口了不起的白牙齿，将一头遥不可及的长发夹在耳后，露出光滑的额头，像极了青春期的王菲。
她是他们班的班花，总是能把邋遢的校服穿得很妥帖。
当时，她站在广播室的中央，背对着我看资料。阳光打在她的身上，遥不可及的头发显得更加遥远。我有些走神，她转过身叫我，我没回应，她不耐烦的样子相当迷人，“叫你呢，没听见吗？”我“哦”了一声后，彻底失神，如同有人一拳打在我鼻子中央。
那时候的我，只知道打架、上课、播音，以及呼朋引伴地坐在夏天的操场上喝酒弹吉他，吸引过路女生的注意。自以为帅地把衣领外翻，此刻却在她面前，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掩饰不住的傻气。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常在广播室碰面，一开始，我叫她“姐”，熟了之后便叫她“小王菲”，不论何种称谓，她都笑着应答。她再也没有对我露出不耐烦的样子，我却时常怀念那样的神情。
终于有一天，在学校的自习室里，我们坐在了一起。
我再次感到自己的运气还没用完。
学校禁止谈恋爱，这是比管理打架斗殴还要严酷的命令。我是学生会干部，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带头行凶。出门约会，也跟明星躲狗仔似的，一前一后，赶车也得她赶上一辆，我赶下一辆。到了目的地后，如同地下党接头，打一个手势便尾随至我身后。没人抱怨，从不嫌麻烦。
她像姐姐一般，牵着我的手，陪我成长，看我踢球，听我吹牛，听我唱《K歌之王》，请我吃火锅。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火锅，不会蘸酱，不会放香菜，不知道羊肉放进锅里究竟要多久才能捞起来。她耐心地教我，笑着为我捞菜，“放蔬菜进去的时候，你就默默地数上10秒，放羊肉进去的时候，你得看颜色才能判断。”她说。
“你喜欢我什么？”我看着她握筷子的手，突然问道。
“学校古惑仔那么多，陈浩南就你一个。”她干脆利落地回答。
那是上世纪末的时光，香港古惑仔系列电影热潮烧得正旺，这句略带稚气与时代感的回答几乎是对我的最佳褒奖。
我们去公园散步，在街边吃小吃，去离学校很远的电影院看电影。我没什么东西可以送她的，就带她去动物园看河马、大象、长颈鹿，她依然很开心。她身上有一种很温软的气息，没有东北姑娘一旦爱了就往死里整的脾气，毫无理由地信任我，给我足够的空间跟自由，化解我身上在所难免的戾气。踢球的时候，她站在操场边上，不为我喝彩，也不呐喊，只是在比赛结束后，在看台上留下一瓶饮料和一块擦汗的毛巾。
有一次，看完电影已经很晚了，我们决定同坐最后一班公车回去。这是我们头一次乘坐同一辆班车。她坐在我的身旁，头靠在我的肩膀上，迷糊地睡了过去。
“到了我叫你。”我告诉她。
她迷迷糊糊地“嗯”了一声便不再说话。我侧着头，闻到她头发的味道，像是雨后青草地的气息。窗外早已经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我透过玻璃窗看她熟睡的脸，依旧是夹在耳后的头发，光滑的额头，漂亮的眉毛。我不敢声张，也无法动弹，如同经历一场仪式，望着她的身影与窗外的夜色彻底融入一体。
后来，我们坐过了站。她醒来后大笑，“你也睡着了吗？”
“可能是吧。”我说道。
“你走前面吧。”下车后她说道，仍旧有些担心。
“没关系。”我牵过她的手，“我们就当散散步。天色晚了，没人看得出来是我们俩。”
“可天色再黑，我也看得出来是你啊。”她说。
我侧过身看她，夜色衬得她的脸庞越发明亮。我也是，我心想，再黑我也认得出你啊。我没再说话，牵着她的手默默地朝前走。
我们只坐过了两站的距离，却仿佛走了一生那么漫长。
这段交往了六年的感情，如同所有的初恋一般无疾而终。结束之后，我俩都是完璧。多年后，听闻她嫁给了一个姓赵的同学时，我想到“完璧归赵”这个词，却几乎想不起她的模样。唯一能想到的，便是那搭乘同一辆公车时，靠在我肩膀上的发丝散发出来的气味，以及走了如同一辈子那么长的夜路。
9.不擅长的事，越做越消耗人
东北林业大学内有棵樱花树，起初我没注意到它，直到春天降临时，它才以旺盛的姿态展示它真实的具体形象。
“真好看，”我说道，“还是这样的树好，叶子不多，一片粉红又不太出格。”
“怎么不出格，”旁人说道，“真难看，太粉了，小女生才喜欢这玩意吧。”
“这是晚樱吧。”
我想起中专时期，专业课上老师对这树的介绍：广泛使用于园林绿化中，可以群植成林，非常具有观赏价值，是春天的象征。
樱花树一旦盛开，均是以作死的决心燃烧到最后一刻，开放得天真而惨烈，如同一场绚烂的殉情。
2002年，我由中专保送至这所学校。一切顺理成章却又显得那么不可思议。本以为一辈子会跟大学无缘，却误打误撞地闯了进来。这就好比一直暗恋的姑娘，本以为没有什么搞头，被迫去相亲，结果来的正好是这位朝思暮想的人。
我是在第二个学期的开头才注意到这棵樱花树，几乎一见倾心。我相当佩服它的态度，适合群植成林的观赏树，却唯独只有它一人孤零零地待在这片草地上，依旧以怒放的姿态开得旁若无人，爆裂般的全盛之后便迅速凋谢。真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我想。
大学的起步颇为艰难，军训前，我揣着电台挣来的钱交完学费，剩下的二百块花了接近三个月，几乎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弹尽粮绝。
学校的第四食堂有免费的汤面，发面饼三毛，咸菜两毛，我一天两顿，试图撑到下一波兼职的到来。
一开始的专业是环境科学，共九门化学课，中专时期的课程跟普通高中有很大区别，这几乎是要我老命的事情。半夜熄灯后偷摸着去走廊重读高中的化学教材，与此同时还得诚惶诚恐地怕被发现惹人笑话。
男生宿舍的后楼梯是个不错的地方，既能席地而坐又能安静阅读，除了会让你联想起某些校园恐怖传说外，算是第二小型自修室。
我是在那里遇见的“呆子”。呆子不是本名，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也没告诉我。某个晚上，我打着手电摸到二楼的后楼梯，看见一个背影，后楼梯灯光不算灰暗，但还是把我吓得够呛。呆子听到响声回过头来，一对小眼睛在眼镜的寒光中凛冽地一闪，酷似某部香港片里的变态杀手。
我冷静下来跟他打招呼，一边将那本《高中化学》藏在身后，一边语无伦次地解释了一番，他还没听我说完就从嘴里蹦出三个字“不要吵”，便回过头去继续看书。
我小心翼翼地坐在他后面一阶的楼梯上，将书迅速摊开，以便掩饰书封。第一天，他一次也没回头。
后来，我才知道，他看的是托福教材。
那时候还没有“学霸”这个词，只有“考雅思的人”“读托福的人”“准备考研的人”，并且都被笼统地称之为“呆子”。跟我一起半夜在后楼梯看书的眼镜杀手便是个“读托福的人”。
我们沉默寡言地上了差不多半个多月的“后楼梯自习课”后，也开始有了交流。
“你在看什么？”我首先开口。
“托福。”言简意赅的回答。
“哦。”我装出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然后把摊在膝盖上的《高中化学》的封面压得更深了。当晚回去我就把书皮用报纸包了起来。
第二次交流，却是他先开的口，上厕所回来，一眼瞄到我手中的书。
“你在看高中化学？！”他第一次表达出了冷漠呆板之外的情绪。
“这你都看得出来！”我慌忙将书页挡住。
“我化学不错，而且过目不忘。”他又再次恢复到冷漠呆板的神情，“你什么专业的。”
“环境科学。”
按理说，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我路遇高人被指点迷津，从此化学突飞猛进，制霸一方。
而现实则是，呆子悠悠地甩过一句话：“你还是转专业吧。”
“不要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呆子说道，“浪费时间。”
“我也得把这学期搞定啊。”我喃喃地自言自语。
呆子转过身来：“那你就以最低及格线为目标，先跳过去，然后立马转专业。不擅长的事，越做越消耗人。”
我发现呆子并不呆。
后楼梯自习课重又回归到沉默寡言的状态。接下来的日子里，呆子偶尔会在小憩时转过身来，给我讲解几道化学题，帮我整理整理公式。挂在嘴里的话依旧是“能及格就好”。
后来，我也无意中发现呆子的英语并不怎么好。
“是这样的，”呆子大方承认，“我也是以最低为目标，能出国就好。”
这话在当年听起来并不难以理解，但我始终想不明白。仿佛很多人都是这样，总能一眼看穿别人的事，对于自己，却是当局者迷。
第一学年过去，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过了化学科目的及格线。第二年便转专业到园林学院，算是了却了一桩大事。
之后，我便再也没有遇见过呆子了。
“做擅长的事”，这是一句多么古老的废话。
学校广播站招新人时开讲座，我去旁听，壮着胆子将自己在吉林东北亚音乐台录制节目的磁带给了主讲老师金莹。第二天便接到去哈尔滨文艺台做兼职主持人的邀请，再次走上了主持节目赚钱的道路。
一个半月后的某天，我在寝室睡觉，BB机响了，我迷迷糊糊地摸出来看，上面显示“省电台小青请您速回电话”。我立刻跳起来穿好衣服下楼四处找电话亭，这通电话的内容如同打电报，简明扼要：他们总监要约我见个面。
于是，我见到了总监张新，一个很瘦小的女人，看起来有些弱不禁风。短暂的交流后却发现此人逻辑清晰，思维敏捷，并且内心强大。她是在车里听到我的节目的，表示了对我的认可和欣赏，希望我能来省电台她的频率——都市女性广播——工作。
当时的我还不知道，眼前这位播音界前辈在之后的日子里对我影响很大，并且教会我很多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