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种文化不是根植于其特有的历史土壤之中的，当我们在讨论某种特有的文化之时，必须对此文化背后的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等作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考察，以期做到有“了解之同情”，虽然此种了解和考察也只能做到尽可能接近“真相”。空洞地分析或者比较某种理论的好坏不是客观的历史态度，空洞的说教也不会让我们的世界朝着好的方向前进。近代以来的中国在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及反省自己的传统时都走过不少“弯路”，但这又是“不得不然”。当今天提出了“建设先进文化”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时，我们一方面欣慰，另则又觉出此话题的厚重，建设先进文化也是“不得不然”，既有时代趋势之所然，更有我们自身积极的调适和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还远未完成，如何“中国化”也还有无尽的课题值得苦心孤诣，但无论如何，关于文化的研究却日益要求我们以一种开放的胸襟和气度来面对，唯其如是，先进文化才有可能真正的充实起来且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就曾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在此潮流的裹袭之下，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忽略或消除滚滚而来的全方位冲击。近代的中国人也不得不开始了痛苦而艰难的应对，由船坚炮利到政治制度进而到深层文化，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激情越来越高，在晚清政府终于由于无法应对内忧外患而瓦解消散之后，此类激进化的趋势更是日盛一日，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在没有现状值得维持的情况下，就只有另外一股力量，就是激进的力量拼命地发展”［2］。由于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现状，更由于近代中国的“失去重心”，使得各类思潮、学说、主义纷纷登场，众相纷呈。而对于传统文化，整理者有之，国粹者有之，谩骂者有之，一时间莫衷一是。
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不为中华民族的命运多舛深感痛惜，也为仁人志士的艰苦探索而由衷感佩。如果我们撇开历史的“后见之明”（罗志田先生语），进入历史场景，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难简单地说某种理论的高下，诸多理论、众多流派在当时都有着自己的存在空间，有的见解也可谓深湛。1936年8月，张君劢在《明日之中国文化》的《自序》中便写道：“凡念及吾族之将来者，莫不对文化价值出路问题，为之绕室彷徨，为之深思焦虑；于是有复古之说，有全盘西化之说，乃至就文化之方面提出一种口号者，曰德莫克拉西、曰赛恩斯、曰苏俄主义、曰***主义。尤之病者命以垂危，侍之者乱投杂药，以求万一之有效，岂惟不能祛病，正所以速其死耳。中华民族之在今日，如置身于生死存亡之歧路中。必推求既往之所以失败，乃知今后所以自处之道；必比较各民族在历史中之短长得失，乃知一己行动之方向。”［3］
但是，任何理论的价值都在于其行动的力量。近代中国的诸多思潮往往此起彼伏，旋生旋灭，恰恰难以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和手段。所以我们发现，在应对近代中国的困境时，空洞地引入西方的理论虽不能说没有价值，相反这些引入甚至起到了开风气、启民智的巨大功效，但如果要能“见其行事之远”，则必须要求此理论或构想能与本有的土壤相融合、相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引入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一开始对它的理解也是各有高低、各有侧重。在近代初始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魅力吸引人，毋宁说是俄国革命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更让人艳羡。其间，最能打动人心也是当时中国最缺乏的，便是组织的力量和组织的方式，它同时吸引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二者都希望通过组织的力量建立起真正严密的权力体系，殆非偶然。晚清政府崩盘，王纲解钮，“万世一统”王权的消逝使得中国没有了“重心”，而“中国式的‘社会’是一个无力作自我组织而必须由国家去组织之物”［4］。因而军阀喧嚣，各派力量纷纷崛起，但这些都只是乱象之一端，也只不过增加了乱象的复杂。故而一个既有理论又有行动能力的力量便成为时代之所需，不管后来共产党的成功有哪些复杂的因素，但是它所具有的独特且日益强大的行动能力毫无疑义地使它具有了崭露头角的潜力和可能。也正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工人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思想与近代中国的现实以及传统王朝更替之际的“血酬定律”（吴思先生语）渐始契合起来，也与注重“民本”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本土实际的融合，而且本土的中国“和合”思维以更加灵活、更加有策略的方式展现了出来。马克思主义这本“经”到了另外的土壤，其理想的实现，还要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念”。
毛泽东在其文化实践中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5］这样的话绝不是空话，而且除了其“有意识”地运用，“无意识”地发挥也有其巨大的影响。故而我们看到他的战略战术、组织方式、文化思想等方面总是闪着传统文化的熠熠光辉。
过去我们的文化具有太浓的政治气息，虽然是在特殊历史境况下的不得已，但毕竟给我们的文化传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今日我们要在世界格局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乃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就不能不对此现状作出理性的思考和通盘的考虑。在总结毛泽东和邓小平先进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就是说中国先进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这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表明我们的“文化自觉”正日益彰显，费孝通先生把文化自觉的内涵界定为，“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并对文化转型具有自主能力，以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6］
现在我们就面临着新环境、新时代，对此时代的判断对于我们把握文化的变与不变就至关重要。全球化使得各个国家、不同种族及文化模式之间的交往与渗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抱残守缺自然早已受到我们的鄙弃，但是盲目地“弃旧图新”也未见明智。马克思曾在批评青年黑格尔学派所谓“绝对精神”决定论时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需要使用实践力量的人。”［7］而这个“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只能是在某种特有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人，文化就像一幅画的“底色”，是很难涂抹掉的。何况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具有悠久而灿烂传统文化的民族来说，传统文化是我们无比宝贵的财富，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它已然深深地塑造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性格和独特气质。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便是把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和世界上那些具有普世性的永恒价值如自由、平等、博爱等在现代世界中结合起来，不让其成为历史的陈迹，相反，要使其散发出现代的光辉。
2002年江泽民在访问伊朗时说：“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不同文明相互借鉴、交流、融合，始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也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只要世界各国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加强合作，扩大交流，彼此借鉴，取长补短，就能增进信任，求同存异，人类文明就能不断发展和前进。”［8］这样一个过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浩大地展开，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则仍需要我们注入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如有的论者所言，从文化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全面渗入民族文化的观念、认知、价值、素养、心理等方面，从而内化为中国人处世、行世、立世的行为习惯。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还存在信仰危机等问题。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两种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长期的“分离”状态，大大削弱了中国在国际文化博弈中的整体战略力量。这就要求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由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并不是从中华文化中原生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只有与中华文化紧密融合才能形成强大的文化势能。我们说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要坚持马列主义不动摇，还要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用民族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也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民族文化，在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髓，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打上民族文化精神的烙印，以此增强国家文化势能。［9］这是颇有见地的，文化要“先进”，我们实在任重道远。
总之，先进文化的建设不仅要求我们对当前文化的渊源进行考察，对当下的现状进行剖析，更需要我们以开放和自信的姿态分析辨别且付诸实践，以期能在古与今、中与外之间找到最佳的契合点，使之与时俱进，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
［2］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M］／ ／余时英．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69 ．
［3］侯且岸．先进文化要论［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2）：39．
［4］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4 ．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708． ［6］费孝通．文化自觉与21世纪中华文化发展［J］．炎黄春秋，1999（3）．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104 ．
［8］钟之成．江泽民出访纪实［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614．
［9］陈海燕，姜强．论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先进文化建设［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 （1 ）：9 ．
（王智武，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系党总支副书记，讲师）
次高速增长时代我党执政面临的新挑战
高丹桂张志强
2020年，我国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此后二三十年，我国将很可能进入一个经济年均增长4％左右的“次高速增长时代”。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代表的众多国际经济组织均预测今后20年中国经济长期增速可能减半。我们应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理性认知渐行渐近的次高速增长时代可能给我党执政带来的一系列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