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情感、责任促进社会合作的积极构建
在持续的行为互动中，个体间逐渐变得熟悉，那些亲近、相似的人更可能引发个体间的情感联系，继而产生更高的尊重、信任等内生情感和相应行为。具有亲缘关系的个体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这种相似，将产生亲缘利他行为。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同情”。这里的“同情”不同于“怜悯”，而更接近人类关心别人的本性。他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亚当·斯密，1997：5 ）同样，合作所需要的相互赞同也是建立在“同情”这一基础上的。亚当·斯密说：“我们的赞同最终也是建立在同情或这种一致的基础上的。”（亚当·斯密， 1997：16 ）
情感有许多种，在哲学上，康德将情感分为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感。道德情感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感，它既属于感性，是人的内心所产生的一种感性情感，又可以通过理性而被先天认识，是康德道德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受到习惯和信念的影响，道德情感在实践中变得更为温和与稳定，以至于人们通常只会注意到其中的认识成分，而忽视了主要的情感成分。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不能进行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流；如果没有他人的情感反应，我们很难理解和尊重他人的见解，无法达致一种共享互补和和谐共生的情态。
情感是社会合作的重要因素。人类不仅有生存的需要，还有生活的需要。生存过程中的愉悦感受也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由此形成了个体认知世界的原始动因。积极的情感联系形成了安全的依恋关系，愉快的情感体验诱发对他者的信赖，反之，则极可能引发工具、排斥或逃避。所以，需要的满足和愉悦的情感是连接在一起的，情感开启了认知之路，也不断丰富着自己对周围世界与自身关系的认识。在主体性、自主性日益彰显的时代，个体在何种程度上达到对整体的情感认同，也就会在同等程度上维护整体的生存环境和共同利益。有了情感的维系，人们在共同体中才会具有尊重、责任、宽容的品性，才有精神的终极追求与关怀。
社会交往中，人与人相处最基本的特征是责任。责任是主体本质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结构，责任是人类主体的存在模式，是为保护和捍卫“自我”与“他者”的独特性而产生的。“自我”是承担这一任务和责任的主体，这种状态与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相关。这意味着，不是将“他者”看作他的对象加以利用，而是将他者看作生活事件中的一个伙伴。（齐格蒙·鲍曼，2002：63-64 ）将“他者”看作自己的伙伴，不仅仅意味着与他“他者”共存，更意味着为“他者”而存在。马克思从人的社会性出发也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马克思，1960：329 ）。
四、社会合作的价值趋向
社会合作首先是一种价值趋向，制度、体制和政策只不过是实现这种趋向的途径和方式。因此，价值趋向是社会合作的精神内核与灵魂。社会合作就是在多元意识文化条件下通过对价值观的定位、共享与传播将全社会纳入同一价值体系中，并发展成一种集体行动潜意识，实现各方的良性互动与合作。
（一）社会合作是价值认同的社会表现
所谓价值观，简要地说，就是人们关于价值的观点或观念，它属于思想观念范畴。（崔秋锁，2012 ）价值观并不是指在社会上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普遍性概念，而是指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和信奉的观念。它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并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准则。
价值观念是人们心目中关于某类事物的基本看法，表现为人们对该类事物相对稳定的信念、信仰、判断等，包括人们对该类事物的价值取舍模式和指导主体行为的价值追求模式。价值观念的内容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又表现为价值尺度、评价标准。
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人的社会行为是其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另一方面，人的行为又都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人的行为及其方式的变革取决于价值观的变革，价值观是人的行为及其方式变革的前导。柏拉图认为，引导人趋向一种绝对价值，人只有心向这一价值，才能获取一双慧眼，穿破变幻的迷雾，才能真正实现一生的成长和自由，获得人生的至福，产生和洽的社会关系。“通过历史，共同体拓展了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超越时间并引导生命的存在视野。这一视野的内容是一系列价值体系，这些完满和谐的价值体系指出了一条实现人类生命意义的道路。”（邹诗鹏，麦克林， 2006：36 ）
（二）科学的价值观促进真正的社会合作
人的认识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主体自身的利益与愿望，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这属于价值判断。主体与客体的这两方面关系虽说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区别。因为符合主体自身利益和愿望的判断，不一定都是科学的判断。正确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劳动者的占有动机不是狭隘的个人私利，而是广泛的社会利益；不是根据个人的需要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而是根据社会的需要使劳动资料合理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作为哲学的重要内容，价值观的生成不仅取决于哲学思想和方法观念，而且要受到主体的生存方式和时代精神的制约。个人的价值观念大都来源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特别是来自他所属的那些群体，是社会环境、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社会舆论等因素濡染和教化的结果。价值观念一经形成，就成为主体头脑中一种相对稳定的观念模式，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社会系统中，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经过长期的历史传递和文化心理积淀，逐渐形成社会共同的价值观。
从人的行为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中的价值会对这个社会中的人的行为起到规范的作用。广义的社会规范也包含着这个社会所拥有的价值。或者说，从个人行为角度来看，一个社会中的价值会对这个社会中的个人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价值也就是规范。对于个人行为而言，价值与规范均发挥同样作用。也就是说，广义的规范包含着价值取向，或者说，价值取向本身就是规范体系的构成部分。不仅整个体系中的每一具体规范都蕴含着价值取向，而且价值取向在尚未转化为具体规范的情况下就已经对行为发挥规范作用。人们只有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存环境中，始终以现代价值理念为准绳，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动准则，坚持和发展它，整个社会才可能安定、有秩序，并且充满生命活力。
（三）社会合作是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
马克思并不去寻找或制定普遍有效的价值准则，他把人的价值实现和完善当作伦理思考的最高目标，而道德规范的形成与执行都是以特定的价值认同为根据，作为价值认同所体现的价值原则，往往同时也构成了行为的规范原则。
合作精神的缺位意味着一种主体间价值观的紧张与碰撞，进而导致主体行为在公共生活中不断发生冲突，由此将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对立起来。片面强调社会合作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必然会忽视个人发展的价值，导致合作不能充分激发个人的内在积极性，陷入被动的局面。重视并实现个人价值，一方面可以使个体从社会合作的过程和结果中体验到满足、快乐和幸福，另一方面可以使个体不再把社会合作视为外在的约束和限制。当社会合作与个体的完善和发展一致时，合作自然会成为个体自身的一种内在需求。当合作行为受到社会和他人的认同和赞扬时，个人就会产生积极、快乐的情绪，从而获得荣誉感。从利他行为中，个体既能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和信任，产生自我肯定的态度，获得自信心与自尊感，又能从社会合作的实现中感受到最大的幸福，获得自我完善的满足感和崇高感。可以说，个人的精神享用体验与其参与社会合作的程度成正比，一个人越是从合作行为中获得成就感，就越会主动提升合作意识与合作精神。
在价值观多元化的现实场景之中，合作精神的培育和生长不能寻求那种价值专制的解决方案，也不能放任绝对的多元价值观，而是要扬弃单一主体性和抽象一元论理性的思维范式，反对任何大一统的、终极性解释的宏大叙事理性，在多维化倾向的范式转换和视域融合中，促进合作精神在多元文化图景中健康、理性生长。
第三节 社会合作精神的培育路径
作为自觉的精神力量，合作精神是社会现实力量自觉推动的结果。只有人们头脑中普遍具有这样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才可能在思想认识和态度上真正彼此尊重和平等相处。合作精神的生成不是来自单一的一元化的推动力量，而是多元化的合力形成的结果。
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引领合作精神的前进方向
文化是人类在数千年的生产生活中保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是历史的积淀。文化也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一个国家最深厚的软实力。在汉语中，文化即“人文教化”的简称。“人”是前提，有“人”才有文化；“文”是基础和工具，包括语言和文字；作为名词的“教化”是人群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共同规范，作为动词的“教化”是共同规范产生、传承、传播及得到认同的过程和手段。在西方，文化（ culture）的含义不仅指耕耘土地，还包括照料土地、饲养动物、照料人们的生活以及培养正确的道德和心智等。在中世纪晚期，文化开始指道德完美与心智、艺术成就。（杨明华，2009：7 ）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文化主要是指群体或民族的意识形态、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精神活动共同遵循的价值符号体系。它既是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反映，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
文化对社会与个人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 Alvin Toffler）把文化作为衡量社会的标准，他说：“今天世界迅速认识到，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日趋没落的社会，不论它是多么富有和技术高超，都不能认为是个进步的社会。进步不再以技术和物质生活标准来衡量。社会不会只沿着单一的轨道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是衡量社会的标准。”（托夫勒，1983：28 ） 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程天权，2002：283 ）马克思也认为，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能动的、强大的反作用，“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马克思，1995：540 ）。文化能够整合所有资源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维持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引领合作精神的发展方向。
（一）培养合作精神需要先进的主流文化
文化根据作用可以分为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根据价值判断可以分为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合作精神的培养需要先进的主流文化作为引导，这种文化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具有多元性，这是一种历史现象和现实需求。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针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指出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它不应只有一种存在形式。他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1995：111 ）但在多种文化交流与碰撞中，必然有一种主流文化在凝聚社会。亨廷顿（ Huntington）曾明确指出，缺乏一个文化核心的由多元文化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如果美国抛弃了自己的信条和西方文明而搞多元文化的话，那么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亨廷顿，2002：353 ）文化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认为，在同传统所有制彻底决裂的同时，还必须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实现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用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全体人民，占领思想理论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批判和抵制形形色色的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传统观念。马克思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核心和指导思想，它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引导着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
对于国家而言，国家要进行教化，即以文化进行统治，以国家意识形态占据主流文化的位置，统一思想，规范行为，借助文化来辅助政治统治。这种主流文化也应具备先进文化的特征，而被人们自觉自愿接受。如何判断文化是先进抑或是落后呢？ 沈壮海提出三个评判标准：历史、科学与价值。（沈壮海，2003：8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