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制度是社会合作的规范性协调
国家制度一般指人们有意识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具有法典化的形式，比如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交易契约等。国家制度规范社会合作的公共权力。“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孟德斯鸠，1961：154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孟德斯鸠，1961：156 ）国家制度通过法律和制度的形式，提供各种机制，促使有关各方明确不同主体和行动领域之间的功能联系和行动的相互依存关系，明晰权益与责任。国家制度是法典化的、成文的规则，具有刚性的强制力量。
制度是社会化了的人类群体的结合方式，是人们实践和交往活动的产物，本质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交往的形式”或“共同活动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社会机制的制度设计的关键问题是寻找和解决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和矛盾的共同原则，需要把这些人类共同生活的原则上升为国家制度。良性合作的萌生和变迁，只有反映在国家制度层面，才能提供明确具体的行为模式，以降低交往成本，维护社会秩序。
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必然是根源于人自身的要求，而规范合作关系和行为的制度安排，也无非是这种来自于人的主观要求的客观化，是通过合理的和合乎人的内在要求的物化方式去规划人的合作关系和引导人的合作行为的制度框架。正是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和功能，决定了其为利益主体进行广泛的合作从而实现各自的利益提供基本的框架，能够对社会利益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使得社会能够有序发展。
（二）国家制度是外部性强制规范
人们在生产实践中产生各种交往关系，需要共同认可的规则来调节社会交往活动和约束人们的各种行为。马克思指出，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一系列规则和规范演化为制度，为社会主体提供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使社会活动限制在一定的秩序内。
正式制度是硬约束，其约束力来自于国家的强制力，即一方强制另一方的自由意志必须服从，约束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在规定时间或空间上的关系。国家制度通过政治强制调和矛盾，强调管制的威力和力量，运用国家权力和法律来实现社会的管理，基于成文法规、由单一主体（即国家）实施的、以外部强制为主要方式。国家制度实际指一国内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制度，或称国家法律制度。法律由一个集中的权威机构制定，并且靠国家的武力强制执行。因此，法律是以限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自由的保证，是以保证人的自由为目的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国家制度的贯彻主要依赖他律。国家制度———规定或规章之类的规则是对行为的禁止，强调规则的限制性和协调性，涉及确定合适行为的标准，进而协调行为体的利益，规范他们的行为，以法律、法规等制度形式为行为主体设立了明确的行为标准和惩罚机制。因此，国家制度必须有某种具有强制力的机构和组织给予保障。一种制度体系若要保持动态稳定，长治久安，必须具备相应的包容性，即张弛有度。国家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强制性，这也是使国家区别于人类其他组织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可否认，国家制度是合作持续展开的客观保障，以此来规范、协调处于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促进合作和服务于健康的合作生活。
（三）法律法规是国家制度的主要形式
国家制度直接为政治法律活动及其秩序化、制度化服务。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制定法律就是为了给全体社会成员的活动确定一个明确的范围，就是为了保障全体人民的普遍自由。而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接受法律也是为了在自己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之间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马克思说：“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马克思，1995：167 ）在自由尚未被确立为普遍权利的情况下，少数人的特权必然会侵犯其他人的自由权利。而法律的作用就是要以明确的、普遍的规范来代替统治者意志，使少数统治者所享有的特权转化为全体人民所享有的作为普遍权利的自由。以宪法和法律等形式表现的国家制度从外部通过制定某些准则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并将其置于国家权力的强制之下。
法律对社会合作有重要意义：一是法律构成社会制度原则的基础。法律作为社会制度原则的基础，是社会生活的有序性所必须诉诸的可能性条件。它以规范性法律文件等制度形式为社会合作建设提供了明确的行为架构，并制定了具体的机制。因此，从理想性上来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1995：176 ） ，是社会合作的刚性需要。道德虽然可以促进社会合作的实现，但它不是社会合作的必要条件，而是社会合作的柔性需要。虽然道德也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但它并不是人们普遍而必需的欲求，而只是可供人们自由选择的选项。要保障人民的普遍自由，就需要用法律来实现和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避免一部分人对他人平等的自由权利的侵犯。
二是完善的法律规范是社会合作的可靠保障。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就需要确立完善的法律规范为社会合作提供可靠保障。在早期哲学家眼里，要实现社会“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应当制定良法。在霍布斯看来，良法就是“为人民的利益所需而又清晰明确的法律”（霍布斯， 1997：270 ）。他还强调立法应充分考虑人民利益的观点，在法律实施上，为保证人民的安全，应对各等级的人平等施法，合理赏罚，公平征税，发展福利事业。在论述立法目的时，柏拉图认为“我们的立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它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而它在城邦里造就这样的人，其目的就在于让他们不致各行其是，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体”（柏拉图，1986：279 ）。
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资本的首要权利———平等地剥削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其本质来说，只要超过一定限度就拒绝任何合理的改良。因此，马克思指出“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马克思，1975：335 ）。资产阶级的工厂法和劳动保护法尽管从形式上规定了保护劳动者权利的条款，但从实质上讲却并没有真正改变工人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命运。
三是法律为社会合作提供行为框架。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类要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遵循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法律法规确保合作的顺利进行。规则对于合作来说是必要的，尤其在利益矛盾交织的社会转型阶段。人与人之间通过家庭、部落、市场、语言、道德、传统、法律这些合作群体与秩序连接在一起，构成了链状和网状关系而结成社会交往网络。动态变化的人类合作秩序也是推动合作规则进一步合理化的重要依据。完善的法律法规明确了合作的规则，有利于合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二是法律法规保护弱势群体的合作参与。社会合作需要所有成员的广泛参与，共建和谐社会共享发展成果。法律法规的制定要从人的发展意义的高度来规范和完善相关规则，合作才能持续展开。
三、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的互补性协调功能
从社会性的角度来观察，人是社会行为的主体，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境遇中的从事着某些社会活动的人，而他的一切活动和行为都无非是规范的总和。规范性行为是人社会生活的实现途径和支持因素，人是通过规范行为而获得社会秩序，实现交往中的沟通和达成社会整体的和谐。这些规范制度包含了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两种形式，两者之间是辩证建构的关系。
（一）国家制度是社会制度的延伸
在早期社会中，制度主要表现为社会习俗的社会规范。而在近现代社会中，制度则主要表现为具体的社会法律。但是，制度建设本身又是非常片面的，它过多地注重法律的功能而排斥了道德因素在制度运行中的作用，伦理思考和道德规范都被排斥到法制建设之外。当个人的生存以整体生存为前提时，只有个人对整体的离心倾向最小化才会实现整体的和谐，个人在何种程度上达到对整体的认同，也就会在同等程度上维护整体生存的环境。就此而言，除了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之外，人类的其他规范体系都是难以达到的。因为只有道德规范不仅规范人的行为，而且造就了人们对生存共同体的认同，而其他规范体系都仅限于对人外在的行为的规范。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可以被解读为人们互惠生存的共同体，其存在也完全是以人们之间冲突的可控制性为前提的。事实上，即使那些表面看来是可控制的冲突，也只是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才能得到控制的。当那些条件发生改变，也变得不可控制了。因而，优化社会共同体整体生存的伦理道德途径则有着无限的前景，它在整体上具有非控制性的特征，是直接通过群体成员的行为自觉维护社会整体健全的道路，群体成员的每一行为都在整体生存条件的优化中和共同体的巩固、完善中发挥作用。
在人的行为发生的所有客观条件中，规范的作用是最为关键的因素。社会制度表现为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发展而来的规则，而国家制度被外在人为设计并被清晰地制定在法规和条例之中，并依靠强制手段实施。在人类的社会规范体系中，社会制度有着特殊的存在形式，它直接地以人的主观形态出现，当其他社会规范解体或消失的时候，社会制度的作用就会变得明显起来。然而，当社会处于平稳发展时期，人们更倾向于关注法律、规章以及各种社会约定的作用，忽视了社会制度的建设。从社会制度本身看，作为协调人们关系的准则，恰好是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行为的概括和表现，构成国家制度的伦理底线。
（二）国家制度与社会制度可以相互转化
国家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区别并非绝对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社会制度可以转化为国家制度，比如道德向法律的转化，国家制度也可转化为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对社会制度具有依赖性。社会制度中的道德和习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文化遗产，也是既定社会文化和心理中活的东西。道德和习俗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对制度效率的制约作用，犹如水和空气对生命的意义一样。这并不是一个思辨主题，而是被历史发展所确证的经验事实。正如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所说，“政治的任务就是要努力为行动的破坏性设定一个边界。国家、法律以及制度的作用就在于此”（俞可平，2000：357 ）。
国家制度与社会制度处于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保证人类的基本价值和社会良性有序的进步。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正式制度或外在制度占据着显著的位置，是制度的主要形式，但非正式的内在制度仍然有不能消解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功能上，即道德和习俗作为“水”“空气”和“土壤”保证法律法规的落实，也在于价值论上，即人作为自然进化的最高产物，具有其他物种所缺乏的意识和自由意志，有对于人格、尊严和自我实现与满足的强烈需求，道德和习俗等内在自律的制度形式正是这种价值的体现和满足形式。另一方面，在肯定道德、习俗的功能论和价值论意义的同时，也应给下列预设———人性的不完满、理性的有限性和社会本身的复杂性等———保留一定的空间。亦是说，应对人类存在本身保持清醒的认识而不陷入道德理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窠臼之中，在此意义上，法律法规等外在正式制度所要求的他律是绝对必要的。它不仅保证着社会生活的健康和良性发展，也防止道德和习俗被无限张扬而走向异化。
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内含有机联系和互补关系。国家制度的制定需谨慎考量，既强调社会制度的基础性作用，更注重国家制度治本性作用，并不断寻求二者有机结合的载体和途径。社会制度作为内化性的规范，因符合时代要求的制度规则被人们认可和遵循。久而久之，制度会逐步衍生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传统，道德发展为文化的沉淀，最终还会形成人们遵循制度的环境和基础。社会合作既需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也需要人们运用理性和道德预见自己的社会责任，以维护经济和社会系统，保障个人利益，风俗、文化、历史和传统等因素对于人们理解某种社会政治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