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社会的学说是以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具体的人为立足点的，是关于人的生存、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的一般科学理论。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指出，作为以人类解放为理论旨趣和终极价值的思想家，马克思的学说体现对人性的态度，“旨在批判和揭示异化，观念和行为的投射”、“直抵活生生的人的基本实在，而这种实在是通过活生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他们与他人的关系而规定的”（阿隆，2007：11 ）。马克思“关于社会的概念”、“却更是对社会化了的人类充满希望”（阿伦特，2007：207 ）。依据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恩格斯，1995：341 ）。
第一节 自由个性的实现：社会合作的终极关怀目标
从古希腊以来，社会合作思想存在许多流派。不同流派合作观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其内容多寡和层级多少，而在于其“终极关怀价值”亦即“终极关怀目标”。正是这种终极关怀目标，构成了不同价值观的核心与实质。因此，理解和解读马克思合作观的核心与实质问题，是要把握其终极关怀趋向。从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历史考察、现实分析到理想追求，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伦理关怀，即关注人的生存、自由与发展。
一、人的语义嬗变和认知逻辑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社会关系是随着历史演进而变化。因此，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一般的人的本质。恰恰相反，人的本质是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而变化的。马克思的创新之处在于破除了以往思想家关于先天的、永恒不变的、普遍共同的人的本质的观点，从劳动、从人的社会关系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
（一）社会孤立的个体———抽象的人
西方早期哲学所形成的人性是一种抽象的人性，无论是启蒙时期的自由、平等、尊严与价值等人性呼唤，还是将感性主义的人学思想理论推向顶峰的费尔巴哈，或是西方理性主义人学理论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他们的人性、人本思想或是撇开了人的社会性，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的、社会中的人，或是仅仅以唯心主义的方式猜测到了人的本质不是抽象孤立的个体。他们所理解的人都是一种抽象的人。
康德说：“人，以及与他一起，每一个理性的创造物，才是目的本身。”（康德，1999：95 ）康德把人看成理性人，这一概念蕴含着人的尊严、道德原则、道德力量和道德理想。因此，“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康德，1986：86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说”则认为人的本性是亘古不变的，人的本性与社会发展无关。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阐述了人性不同于“经济人”的另外三个方面：同情心，正义感（合宜感），行为的利他主义倾向，即人由于都有利他的道德情操而成为“道德人”。亚当·斯密说：“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中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这样，“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人应当随时地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亚当·斯密，1997：5 ）。但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道德人”都是基于理论假设而存在的。
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是在批判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基础上产生的。黑格尔认为，社会是人们在市场的经济交往中因相互的需要关系而形成的所谓“需要体系”（黑格尔，1961：203 ） ，但是他把人的活动看作从属于理念活动，从国家引申出现实的人，而不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看待国家。虽然青年黑格尔派自始就强烈地批判现实宗教和神学，一致认为应当把历史归结为人本身的历史，而不应该归结为上帝或绝对精神。但是在具体阐述方式上，青年黑格尔学派内部却存在着分歧：鲍威尔（ Bruno Bauer）把人理解为“自我意识”，费尔巴哈把人解释为“类”，施蒂纳则认为人是“唯一者”。所有这些表述，都不过是抽象的词句，而不是现实的、实际地创造历史的人。
从18 世纪以来，随着法的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在考察社会构成的时候，习惯于把人区分为“自然人”和“法人”。马克思一贯反对把人看作纯粹的“自然人”，反对把人的自然属性说成是人的唯一的或根本的属性，也反对单纯用生物学规律、自然法则去理解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但是，马克思并不否认人具有自然属性以及人的自然因素在人类生命活动中的作用，而是认为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既是一种受支配的存在物，又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存在物。“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马克思，1995：326 ）因为人既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马克思，1995：269 ） ，又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马克思，1995：275 ）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是一种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就在于人具有不同于其他生命存在物的劳动本性，正是这种实践本性使人在自然属性基础上具有了人所特有的社会属性和意识（精神）属性。
费尔巴哈虽然试图立足于人的存在，但其非实践的直观态度妨碍了这一回归的实现。在其视野内，人仍然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马克思，1995：78 ）。尽管在直观的意义上，费尔巴哈所把握的人是最具体不过的了，但是他的看待方式是抽象的直观。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马克思，1995：77-78 ）。在费尔巴哈看来，“直接从自然界产生的人，只是纯粹的自然本质，而不是人”（费尔巴哈，1959：247 ） ，必须“把人的实体仅仅置放在社会性之中”（费尔巴哈，1962：435 ） ，因为“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费尔巴哈， 1959：185 ）。对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费尔巴哈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们是互相需要的，并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马克思，1995：96-97 ）
（二）社会合作的终极关怀———现实的人
在对人的认识方面，马克思与传统意识哲学的本质性区别在于它的立足点不是“我思”，而是“现实的人”。马克思对康德的“理性人”、黑格尔的“理念人”、费尔巴哈的“抽象人”给予了无情的颠覆。因为“历史的载体不是不可定义的物质，而是具有身体和灵魂、在与自然的接触中通过劳动创造其生存条件的具体的人”（雷蒙·阿隆， 2007：10 ）。在马克思社会观形成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第一次明确阐明了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逻辑前提，即“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1995：67 ）。他指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上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1995：73 ）马克思对人类生存发展及其理想状态的探解，始终基于对近代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的分析，基于对近代工业社会造成的人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生存状态的批判，即一种非人的存在状态的批判。与先贤不同，马克思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状态。这种现实的人“不是处在某中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1995：73 ）。“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1995：71-72 ）离开现实的人，无以科学地分析人的生存的现状，无以实现对人的生存发展理想状态的揭示。
马克思正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阐明了实践是人的生存生活的本质。他认为，现实的人的存在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人的生命生产。“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马克思，1995：78-79 ）人是活的有机体，他需要吃、穿、住、行等，为此不得不寻求与生产自己需要的物品，因而物质生产劳动就成为人的首要活动。简单地说，现实的人的生存发展的基本要件是人的生命生产的实现。需要是“现实的人”发展的内在动力，他处在自然、社会等条件的制约下，能够利用自己的实践能力，建设和改变着社会，并推动自身与历史的向前发展。
马克思认为，从人的现实状态、现实关系、现实活动出发研究人的生存发展的演变及前景，才能真正和真实地揭示出人的生存发展史。“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1995：71-72 ）
“现实中的人”不仅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而且在生产活动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并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基础。“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得到、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1995：73 ）人的本质不是静止孤立的，而是具体历史的，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个体逻辑主体的角度出发，进而阐发了社会合作思想。
对于马克思而言，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实现了“政治解放”和“人的独立”，然而，“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马克思，2002：180 ） ，“人的独立性”之实现仍然是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马克思，1979：104 ）。只有“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马克思，1995：10 ） ，才能使现实的人获得彻底的解放和真正的自由，这就是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的终极关怀目标。总之，马克思始终从“现实的人”出发，来分析人的生存的现实境遇，提出人类生存发展的美好愿景。
二、人的自由发展：社会合作的目标
自然对人的压迫，生产力的低下落后，这些因素促使人类为了生存必然结成一定的共同体形式，依靠集体的力量获得发展空间。个人完全从属于集体，从而失去了必要的独立性、自主性。人们的生产劳动是在共同体规定好的范围与尺度下进行的，每天以相同的方式进行重复的工作。个体的独立性丝毫不能显现出来，个体只是代表共同体行事，在这里只有共同体这个大写的“人”。原始社会是这样，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是如此。无论是奴隶、奴隶主还是农奴、封建主，他们也都是在自己所属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活动的。人的个性发展处于一个被抑制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