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具有理性特征的理想信念的缺失
理想信念是人们的世界观在奋斗方向和目标上的集中体现，是确立人生价值取向的最高原则，也是社会合作精神的重要内容。在当前世俗化、功利化和碎片化等即时性思维的影响下，社会出现片面注重实际而忽视远大理想的目标导向作用，认为社会推崇的理想信念在实际生活中并不会马上给个人带来眼前利益，有些甚至要约束自己的行动，自然就作出讲理想不如讲实惠的行为选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鲍曼（ Zygmunt Bauman）对此有深入的洞察，他曾经把这种精神现象描述为“不制订长期计划或不做长远投资”，人们在作出选择时的动力“不是控制未来的愿望，而是不愿将未来抵押出去的勉强心态”（鲍曼， 2002：311 ）。
坚定理想信念，须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上。远离真理，不愿探求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在社会交往中过分注重个体的社会化从而丧失自我，容易养成割裂理想与现实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当遇到一些自然灾害或非自己所能控制的因素，就容易陷入精神世界的困惑，不同程度地表现为急躁和浮躁、精神郁闷甚至精神疾病，要么简单粗暴地宣泄情绪，要么藐视社会规则不循正轨，这种现象既折射出当前社会心态的失衡图谱，也加剧思维方式的不良滋生。
（二）公共精神和公共道德的价值偏移
公共精神“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与发展为依归的一种价值取向，它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认肯与追求”（袁祖社，2006 ）。在现代社会中，公共精神和公共道德不断被消解。全球化模糊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界限，对价值领域的冲击尤为剧烈。关心实际行动而不关心终极价值和崇高理想的实用主义思想，主张“混沌”和“不确定性”的逻辑路线的后现代思潮等使“唯结果论”成唯一标尺。迈克·费瑟斯通（ Mike Featherstone ）认为，现代消费文化“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费瑟斯通，2000：165 ）。
公共精神与公共道德强调的是社会整体利益至上原则，同时对他者的关心转向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以调动社会力量共同致力于维护整体社会秩序，塑造人类社会生活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道德伦理规范。公共精神与公共道德的这一特性在使人性“自我”放量走高的市场经济中渐渐褪去自身的光环，人性“自我”高筑壁垒致使产生更多的对立情绪和社会危机。市场竞争赋予社会主体以个体自主性、创新性的同时，也会促使人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甚至受利益驱使罔顾道德良知、违背法制原则，导致社会主体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出现某种混乱与无序。公共性的精神力量受到“当下即是”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原有的道德行为的自觉性和行为主体的责任感日益贬值和失落，道德精神的文化公共性岌岌可危。
（三）批判性思维的空场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原因使社会出现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的价值取向，即关注的热点大多集中在实用型知识方面，而对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类知识少有问津。知识结构的单一带来的只是片面的、孤立的、简单的思维视角，无法全面地、联系地、完整地、发展地看问题。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基于充分的理性和客观事实而进行理论评估与客观评价的能力与意愿，它不为感性和无事实根据的传闻所左右。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能在观察中发现漏洞，并能抵制毫无根据的想法。批判性思维并非仅仅是一种否定性思维，它还具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能力，换言之，能够对一件事情给出更多可选择的解释，思考研究结果的意义，并能运用所获得的新知识来解决社会和个人问题。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马克思，1995：4 ） ，是人类对自身存在方式及其演变过程的检视和反思。社会合作体系的形成与健康发展需要批判性思维。
（四）“当下即是”思维向现代性合作的转化
思维折射出人的大脑认知与感知所形成内容，其性质是无形、独立的。它是行动的先导，是决定一个人行为的主宰因素。按照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经济……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马克思，1995：704 ） ，经济基础的变化也会或快或慢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
社会合作需要人之间的理性合作，必须使他“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爱因斯坦，1979：310 ）。当代社会越来越个人化，即科技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个人可以根本没有或较少的依赖他所属的群体就可以满足他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基本需求，而个人越来越具有个性。个人处于越来越孤立的状态，其思维方式也表现出独特性和为己性，这是其他个体所不具有也无法了解和体认的特性。这将造成个人与个人之间难以顺畅沟通和相互认同与接纳，隔膜乃至冲突就在所难免。
要实现“当下即是”思维向现代性合作的转化，应学会欣赏的能力。哲学家尼采说过：让一个人站起来的不是身体而是观念。因此，我们要在欣赏与批评、畅快表达与认真谨慎、个性张扬与理性宽容中保持建设的立场、宽容的胸怀、温和的表达，这才是利用公共媒介自我表达时应有的态度。
此外，文化建设也是转化的重要路径，它可以提升道德认知层面上的接纳程度与道德行为层面上的外化选择。“文化价值‘能够’使社会秩序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各种安排合法化。”（布劳，1987：293 ）社会全体成员所普遍认许、遵循的道德准则，其价值取向就是社会、集体、他人、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1995：55 ）。个人行为的规范只有与社会合作的内在精神力量有机结合，才能正确质疑辨析和严格推断、独立思考和理性决策，才能在集体的力量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升华。
四、“陌生人社会”的合作关系新探索
陌生人社会是人员流动频繁、社会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的共同体社会主要建立在血缘或地缘基础上，这种交往关系基本上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一种熟人之间的交往，维系交往的纽带是一种自然的感情。而资本运行逻辑所支配的社会则主要是建立在非血缘、非熟人的利益关系上，全面的合作和依赖把许多非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联结在一起，形成了疏离的陌生人社会。在这个陌生人社会中，分工和交换使个人逐渐从传统的共同体中摆脱出来，个人形成独立的人格，有独自选择、决定自己行为的自由，获得了个人的道德主体资格。同时，主体自身又是非自足的，需要与别人合作，这就使社会合作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
（一）市场经济促使陌生人社会的形成
陌生人社会是现代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马克思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马克思，1995：72 ）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促使追求眼前利益的满足，形成了多样差异之间共存共生的文化理念和生存发展样态。经济规模扩大意味着人员流动性增强，流动的强化直接带来社会的不确定性，导致风险来临时常常放弃对必然性、规律性的追求。在开放的社会中，各个方面流动易变、动荡不定，具有非逻辑、非理性的特征，有助于人们开阔眼界，丰富生活，增长阅历，形成有效的见解，为发展提供各种机遇。与此同时，随之而来的风险促使存在际遇的考虑增多，常常通过满足和享受当下来摆脱对未知因素的恐惧与焦虑。
费孝通认为熟人社会的互助合作的机制就是差序格局下的亲属伦常，这是基于村落内部的基本关系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结论。然而，社会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人们普遍具有强烈的个人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且原先固定、有限的共同体生活已被打破，社会流动性很强，到处都是“陌生人的集结地”。从社会交往地域来看，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使人们的交往不断冲破原有的地域限制，推动了社会格局由传统“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变迁。在“熟人社会”中，日常私人领域主要表现在家庭生活和私人性个人交往生活方面，交往对象是个体非常熟悉的他人。囿于“礼俗”文化、面子问题和功利性等原因，日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在以追逐利益为根本目的的“陌生人社会”中，彼此不熟悉、人员流动性强等因素会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商业伦理、职业道德、契约文化易被忽略和背离，只重视自我的价值误区悄然而成。
（二）陌生人社会合作形成的困境
现代生活意味着人的生存发展观念得到了更加合理的提升，同时也意味着与陌生人一起生活。与陌生人一起生活总是一种不稳定的、测试性的生活。陌生人总是被设定为道德上不可信赖的。在陌生人社会，人们总是习惯以戒备的眼神、怀疑的心态来对待陌生人。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对陌生人心存恐惧是陌生人社会的特征之一。经济的高速发展、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导致人们互不关心。与传统社会的“熟人社会”概念相对，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
在这一生存发展样态中，道德的作用被削弱。鲍曼认为，“道德冷漠的意义———与危险———在我们这个现代的、理性化的、工业技术熟稔的社会中变得尤其敏锐，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人的行为能够在有距离的情况下生效，而且这个距离随着科学、技术和官僚体系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人们行为的后果远远地超过了道德视野的‘消失点’”（鲍曼，2002：252 ）。在生活中，我们往往用行动的理性标准取代其他一切标准，对“非理性”标准给予消解；现代“遥控”技术的发展把行为中介化，使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从道德考虑与道德审查中解脱出来。这样，我们面对的“他者”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了“远距离”的性质，他者变为“它者”，从我们的道德视野中消失，使人们对作为“它者”的对象冷酷无情，增加人际疏离和道德冷漠。
（三）陌生人社会合作机制
在现代社会中，与陌生人共处是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首先是一种进步。这意味着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如果现代生活要继续下去，就必须保护和培养陌生关系，保持社会发展相对的合理、协调。市场经济要求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扩展到陌生人之间，而且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正主导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生活不可能离开作为“他者”的陌生人。
1.陌生人社会需要社会合作的信任机制
在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要实现社会合作，必然面临重构社会信任这一课题。信任的重建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大力推行诚信教育、道德教育无疑极其必要。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互相联系起来，构成以人为中心及其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一张张关系网。社会依赖这个网络进行运转。但也必须看到，这种陌生人之间的“不信任”，类似于自我保护的身体“痛觉”，是一种客观存在。如果盲目要求人们在陌生人社会里都去信任陌生人，那所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陌生人之间要树立社会合作关系，就要建立纯洁、质朴的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社会关系，树立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意识，使社会风气变得简单、淳朴、和谐、快乐。在这种关系中，每一个体都成为社会和他人生存发展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和动力因素。
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就在于缩短建立信任的时间，加速进入到陌生人社会的高级形态。这就需要建立一种陌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使恶行受到普遍性抑制，使善行得到普遍性的弘扬，也只有在这时个体方能显示出自身的存在和价值。为此，先进文化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合作的一项基础工程。
2.陌生人社会需要社会合作的法律机制
美国知名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 Lawrence M. Friedman）在《美国法简史》中有一段关于“陌生人社会”的经典描述：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人与人之间靠契约进行合作，讲究法制，拒绝人情，面对的是“陌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亲情、血缘关系越来越淡漠，传统的道德文化正在逐渐失落，而相应的约束机制并未建立起来。陌生人社会成为道德缺失、群体性冷漠的社会，缺的是让善聚集在一起的平台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