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特堡垒位于查尔斯顿港外的一座小岛上，只有不足200名官兵和一些重炮镇守。对于这个仅存的南方要塞，国务卿赛华德建议我放弃它，内阁也都普遍认为北方无法守住这个要塞，相反北方保护它的任何举动都会惹恼南方，真正挑起战争。
这个要塞确实是个难题，如果政府马上向这个要塞运送军队和弹药，北方就有挑起战争的嫌疑。一旦南北双方开战，不仅无法向渴望和平的人民交代，而且还会给内部的反动派可趁之机，连支持南方的欧洲国家也会有借口参与到这场战争中，让内战的形势更加复杂。如果主动放弃，这种懦夫的行为表示政府默认了南北分离的事实，会加快联邦解体。
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派出一艘船给萨姆特要塞送去给养。做出这一举动之前，我告诫他们一定要通知南方的官方，让他们知道这艘船上只有咸肉和面包，没有武器弹药，目的只是为了向挨饿的士兵送给养。如果南方没有动静，就可以缓解萨姆特要塞守军的危机，还可以保住联邦的这个要塞。而万一南方依然要阻止这次供给，并且动用武力的话，那么挑起战争的罪名并不在北方，这种做法可以打消内阁以前的诸多顾虑。倘若一旦南方挑起战争，打掉这艘给养船，就会激起北方人民的愤怒。这种愤怒会使北方放弃以前的顾虑和各方利益团结起来，这样北方才有打赢这场战争的胜算。
事情的进展完全如我所料。北方的给养船从纽约出发的同时，南方也调集了大批军队向萨姆特要塞进军了。运送食物的船只还没靠岸，南部联盟便向萨姆特要塞发起了猛烈进攻，用各种大小炮火向萨姆特堡垒足足炮轰了34个小时。联邦军队不得不在星期天的下午撤出了城堡。
北方人被这样激烈的炮火惊呆了。他们原先渴望维持和平、期待妥协解决问题的心态就一扫而光。一时间，整个北方掀起了爱国热潮，数百万人来走向街头，要求政府严惩南方军队。
我于1861年4月5日宣布征召75000名士兵，然而群情激昂的北方仅在数日之内就有了92000人踊跃报名，参加军队。短短的10周之后，便征召了19万新军。
但是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如今虽然在北方各州征召了9万多人，可是很难马上将这些士兵召集到一起，更何况还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他们训练成一支正规军。谁来指挥这支新的军队呢？罗勃·李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弗吉尼亚在4月17日宣布脱离联邦，这一局势的变化让原本打算出任联邦军队统帅的罗伯特·李不得不放弃职位回到家乡。李是一个传统的弗吉尼亚人，在弗吉尼亚人心中，“州”远比“国”来得更为重要。
这个时期真是内忧外患，因为南方议员的退出，议会也瓦解了。作为最不会打仗的总统，我还必须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才能完整拯救国家的重大责任。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军队的集结依然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进行，我非常焦急，多次发表演讲，劝说各方协调配合。就这样，时间很快到了7月，我之前征召的7.5万名士兵的3个月服役期眼看就满了。因此，6月时，各界要求作战的呼声逐渐高涨起来。
我知道，仓促聚集的联邦军队根本没有战斗力，无法与南方训练有素的军队抗衡。但是，迫于民众的要求，我还是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于是麦克道尔率领这支军队仓促地开始讨伐弗吉尼亚的南方军队。他没有担任过军队的统帅，也从来没有带领过这样数量庞大的军队。而且当烈日炙烤的时候，士兵们都纷纷离开队伍去找水喝以及摘食路边的黑莓吃，指挥官根本无法阻止他们的这些随性举动。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很多华盛顿市民居然成群结队地跟着士兵们来到阵地观战。还有一些国会议员甚至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宠物，食品篮子里装满了三明治和葡萄酒，驾着马车前往，准备亲眼见证第一次战斗。
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北方的军队很快溃败。士兵们纷纷丢下他们的武器、军装以及一切可以丢弃的东西拼命地往回跑。麦克道尔和军官们极力去制止，却根本没用。观战的市民和议员惊恐地跟着军队一起逃。南方军的炮兵将道路轰垮，逃兵、运粮车、救护车和来看热闹的人们乘的马车挤在一起，男人一边咒骂一边相互踩踏，女人一边尖叫一边晕了过去，翻倒的车辆将道路堵了个水泄不通，马匹在其中横冲直闯，惊慌失措的人们跳到马背上奔驰而去。这番景象真是惨不忍睹。
溃败的军队在当天半夜回到了华盛顿。麦克道尔已经累得虚脱了，战役的失败和混乱的士兵让他筋疲力尽。士兵们在被雨淋湿的人行道上倒成一片，手里抓着枪就睡着了。
这场战争的残酷让我一整夜无法合眼。一直积极主战的荷瑞斯·格里莱更是认定，南方联盟是无法战胜的，只有停战才能化解危机。伦敦的银行家们更是认为联邦瓦解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代理人要求美国财政部立即为一笔4万元的贷款提供抵押。
我知道这是一场艰难的、持久的战争，也是一场不允许失败的战争。因为这直接关系着国家是否重新回到奴隶制。我不能被眼前的失败所打倒。于是，我要求国会再次发出征召令，征兵40万。可是上次战役的惨败让这次的征兵结果很糟糕，只召到10万人。面对这种情况，我马上召集议员做演讲，并亲自去给那些丧气的士兵打气。
在为战争紧张忙碌的同时，我还在整治自己面前的政治局面。要为赢得这场战争创造最好的后盾，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并不支持我的内阁。
组织内阁是总统的权力，我完全可以任命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喜欢自己的人，可是我组建的内阁7人中，3个是共和党人，4个都民主党人。这是让人跌破眼镜的内阁组成，因为不仅4位民主党部长反对我，就连3位共和党部长也都是我党内的老对手。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要听到各方面的意见，而不仅仅是自己人对我的支持。我想要将更多的人团结到政府里来，让那些中立的民主党能有信心为维护联邦而努力。
虽然我是真诚地邀请他们来为政府服务，但这些人起初并不信任和认同我。不过我总是广泛而耐心地听取内阁成员们的意见，然后用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加以总结。当越来越多的事情证明了我的想法和能力，赛华德、斯坦顿等人也就开始转变态度支持我。
征服内阁之后，我还开始确立自己在政府部门的威信。政府官员们大都不信任我这位出身平民，看起来邋遢的乡巴佬。此外，社交能力是作为一个总统是否能够建立威信的重要方面，而我在这方面遭受的质疑最多。我没有什么社交技巧，也不懂得圆滑地与人周旋，索性我直接表达了我的渴望，并诚恳地听取他们的建议。在我的努力下，他们开始理解我的真诚，习惯我随意的行事风格。
与此同时，我还积极地争取中立州的支持。在这场战争中，有些州没有宣布脱离联邦，也没有答应为北方争取联邦完整。如果能争取到它们放弃中立态度加入联邦一方，就会对战争的成败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但是真正重要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谁来指挥他们，谁来指挥这群联邦人民的希望？
2．战争接连溃败
虽然第一场战役中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北方完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而南方实力强大则是更主要的原因。如果贸然出兵，只会给联邦造成更多损失，目前当务之急是为联邦寻找统帅，这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一直想要找到一位这样的将领：他能得到军队和民众信任，有足够的经验和影响力，还必须会打仗，有卓越的领军能力。可是一个又一个新的统帅带来的都是同一个结果——失败。一次又一次无谓的牺牲和惨败，使整个北方联邦都沉浸在失败的沮丧中，我也被这样的结果弄得焦头烂额。每当惨败的消息传来，我总是痛苦地呻吟：“这可如何是好，我怎么去面对我的国民啊？”
这时，麦克莱伦进入到我的视线里。
麦克莱伦无疑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弗吉尼亚州宣布独立以后，他带着20门大炮和一台手提印刷机，率领一些忠于联邦的人闯进了弗吉尼亚州，打败了南方的几支小军队。在他的带领下，原来的弗吉尼亚州有一部分地区分裂出去，建立了西弗吉。他因此被人们称为“拿破仑第二”。
对于这个人我并没有深入地了解，鉴于当时没有更好的人选，战争形势又迫在眉睫，况且民主党出身的麦克莱伦得到了不少势力的支持，民众也高呼让他出任联邦军队的主帅，于是，我将他请到华盛顿，授予他“波多马克军”司令的头衔。
麦克莱伦也誓言要拯救祖国，他向公众表示要打造一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队。确实，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他的将士们焕然一新，斗志昂扬，渴望着踏上战场。
但是麦克莱伦好像并没有出征的想法。他举办大型演习和游行，发表军事行动计划；可是真正需要带兵出击的时候，却一拖再拖，找出各种理由不出兵。即使我一再命令他带兵出击，可他就是按兵不动。
他曾向我这样汇报说：“我的部队需要休整，现在的他们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我不得不向他提出质疑，他的部下到底做了些什么，非要休息这么长时间。一连几个星期，我不停地写信、发电报，甚至派出特使，催促他乘胜追击在安迪坦战役中溃败的南方军队，但是麦克莱伦对此无动于衷，最后干脆说马匹太累了无法行军，需要休息。
半岛战役的时候，麦克莱伦率领的10万大军竟然被南方军队区区5000人阻挡了道路，麦克莱伦没有发动攻击，而是停下来修筑防御，并向我要求增兵。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如果我同意将10万人派给他，他马上会答应明天就进攻里士满，可到了明天，他肯定又会来一封电报说敌军有40万大军，在没有更多的援兵到来之前，他仍然无法出击。”
战争部部长史丹顿愤怒地说：“如果麦克里兰有100万士兵，他会说敌军有200万，然后他会坐在地上跟我们要300万。”
然而整整一年过去了，麦克莱伦的军队依然没有任何行动。全国上下对他一致声讨，我也因此饱受谴责。但是此刻我没有更好的将领人选，只能忍受着麦克莱伦的蔑视和侮辱，期盼麦克莱伦能够改变心意。
麦克莱伦知道自己不出兵就保不住自己的位置了，他决定于4月份发起一场攻击，并宣称一定会迅速拿下这场战斗。然而，南方的李将军给了这个嚣张的家伙一个致命的打击。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麦克莱伦狼狈地逃回驻地，联邦军队为此损失了1.5万人。
全国上下一片恐慌，联邦政府前途未卜。经过几年的战争我也越发憔悴，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绝望。但是当我听到别人说我们只有投降一条路的时候，我彻底地被激怒了：别跟我说失败，失败永远都不会是联邦军队的代名词。
3．艰难的前行
面对无人可用的困境，我决心自己学习带兵打仗，就像我当初自学法律一样。因为我无法忍受一天天看着联邦的瓦解而自己没有丝毫的作为。于是，我在处理繁重的国家事务之余，埋头学习，翻看了各种战略理论以及研究领导军队方面的书。我还通过自学学会了打仗的策略，虽然我没有机会亲自上战场指挥战斗，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研究，对于打仗已经不再是门外汉了。我能很自信地给前方的将领提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对于那些将军们的不合理需要予以毫不客气的拒绝。对于新研发的武器，我通常会亲自尝试了以后，再决定是否采用。
开战以后，北方海军一直封锁海面，占据了海上优势，对南方是一个很有效的掣肘。南方为了改变这个状况，积极组建自己的海军，并已经对北方海军造成威胁。内阁得知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震惊，乱作一团。我在详细了解具体情况之后决定去实地考察，要国务卿赛华德和财政部长蔡斯随行。三人在实地考察地形，研究从海路和陆路进攻诺福克的最佳方案。北方军队在我的建议下不断取得胜利。接着北方军队亦以大胆的军事行动从陆路上占领了南方最大的城市新奥尔良。
随着战争情况的发展，我开始发现奴隶制问题再次摆上了桌面，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激进派和反对奴隶制度的人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并公开在亦报纸上攻击我。要知道作为总统，我的职责是维护整个联邦的安全，而不是仅仅出于个人的同情心就贸然去解决这个容易引发地震的问题，所以我一直持温和的态度。
当报纸出现《两千万人的祈祷》一文炮轰我态度消极的时候，我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立场：
通过这场战争来挽救联邦是我的最高目标，我并不想维持或者推翻奴隶制度。如果能够不解放奴隶就能达到拯救联邦的目的，那么我就不会去解放；如果只有解放所有奴隶才能拯救联邦，那么我就去解放；如果解放一部分的奴隶就能拯救联邦，那么我就选择性地解放！总之，我做的那些有利于奴隶和有色人种的事情，是出于我坚信这样做能帮助拯救联邦；我能够容忍一些事情，也是因为我坚信这样做能帮助拯救联邦。那些对这个目标有帮助的事情，我就多做一些；会损害这个目标的事情我就少做。被证明是错误的事情，我都虚心改正；被证明是正确的事情，我都会接受。今天在这里，我不是代表我自己。我自己经常说愿天下所有的人都享有自由。如今，我并不打算修正自己的这个愿望。
我认为只要能拯救联邦，就能阻止奴隶制度的发展，最终消除奴隶制度。但是万一联邦失败了，奴隶制度就会继续存在好几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