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个课题上思考得越多，就越看到纯粹的感觉与最简单的知识之间距离的增大。无法想象一个人如何能够不依靠任何的交流，不受任何需要的刺激，仅仅通过自己个人的力量跨越如此宽阔的距离。要经历多少个世纪，人类才能够发现天火以外的另一种火？又必须经历多少次不同的偶然事件，才学会对于这种元素进行最为常见的运用？要任火熄灭多少次之后，才获得生火的技艺？又可能有多少次，每个秘诀随着发现它的人的死亡而消失？对于农业，我们要如何评价？它是一种需要如此之多的劳作以及预见力的技艺，并且依赖于其他的技艺。显而易见，它只有在至少已经起步的社会中才可行。与其说它为我们从土地中提取食物，不如说它迫使土地迎合我们的偏好，生产最符合我们的口味的东西：因为没有农业，土地也完全可以为我们提供食物。但是，假设人类繁殖得如此之多，自然的生产已经不足以养活他们—顺便说一句，这个假设表明了人类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巨大优势；假设没有打铁铺和工场，劳动工具从天而降落在野蛮人手里，假设这些人克服了他们对于延续劳动的一致的极度憎恶，他们学会了早早预测自己的需要，他们猜测到了应当如何耕种土地、撒播种子以及种植树木的方法，他们发明了磨小麦和酿造葡萄酒的技术（而所有这些东西应该是神灵教会他们的，因为无法想象他们是如何自己学会的），然而，这些假设成立又如何呢？人会荒谬到自寻烦恼地去耕种田地的地步吗，当这块田地的收成将会被先到的无论哪个人或哪只兽洗掠一空，只要它符合他们的需求；一个人又如何能够下定决心在艰辛的劳动中度过一生，当他越是需要自己的劳动成果，就越是确定自己无法收获成果？简言之，只要土地根本没有在人与人之间得以分配，也就是说只要自然状态尚未消失，那么这种境遇如何能够促使人们耕
种土地？
即便我们想要假设一个野蛮人在思考的艺术方面与哲学家向我们描述的一样灵巧，即便我们以哲学家为榜样，将野蛮人本身也设想成哲学家，他仅凭自身就能发现最崇高的真理，并且通过一套套极为抽象的推理，从对普遍秩序的热爱中，或是从他的造物主众所周知的意志中得出关于正义和理性的准则：简言之，即便我们假定野蛮人的大脑中存在他可能具备的智慧和知识—事实上我们在他的身上只看到迟钝和愚笨—那么人类从这一整套既无法传播又将随着发明它的人的死亡而消失的形而上学中能得到什么益处呢？散居在森林里的动物之间的人类又能有什么样的进步呢？人们居无定所、彼此之间完全不需要，并且在他们的一生之中彼此可能都相遇不到两次，相互之间既不认识，也不对话，他们能够自我完善或者彼此启迪到什么程度呢？
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思想中有多少要归功于话语的运用，语法对于思想活动的训练和促进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让我们想一想语言最初的发明需要经历多么难以想象的艰辛，耗费多么长久的时间；让我们将这些思考与之前的联系到一起，判断一下要经历多少世纪，才能不断地发展人类力所能及的思想活动。
请允许我考虑片刻关于语言起源的障碍问题。在这里，我将仅限于引用或重复孔狄亚克？[11]神甫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全都充分地证实了我的观点，或许，它们还曾赋予了我最初的想法。这位哲学家在符号制定的起源方面向自己提出了一些难题，但是他解决这些难题的方式表明，他将我所质疑的东西设定为前提，亦即在语言的发明者之间已然建立了某种社交关系。我认为在参照他的观点的同时，应
当与我的思考联系起来，以便能够从符合我的课题的角度对这些难题进行阐明。第一个出现的难题是想象语言如何成为必要，因为人与人之间既不存在任何彼此的联系，也没有任何联系的需要，假如语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我们无法想象这项发明的必要性或可能性。我完全可以如同其他不少人那样，说语言产生于父亲、母亲和孩子的家庭关系之中，但是这种说法不仅驳斥不了异议，还会犯研究自然状态的人犯的错误，将在社会中获得的观念移植到自然状态之中，看到的始终是聚集在同一个居所的家庭，它的成员之间同我们一样保持着亲密而持久的和睦关系，许许多多的共同利益将他们聚集到一起。然而，在原始状态中，人们没有房子，没有棚屋，没有任何种类的财产，每个人都随处栖息，经常是只住一个晚上；男性和女性根据相遇、机会以及欲望而偶然地结合在一起，话语并不是表达他们彼此需要交流的东西的十分必要的工具：他们之间的分离也同样容易。［注十二］ 母亲首先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给孩子喂奶，习惯使得她们喜爱孩子，之后便为了孩子的需要而哺育他们。一旦孩子具有了寻找自己的食物的能力，他们很快就会离开母亲。由于除了相随相伴之外几乎根本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彼此重逢，他们很快就会到达甚至互不相识的地步。还要注意到，孩子需要表达他的各种需求，因此他对母亲说的话要比母亲要对他说的话多。从而，在语言的发明方面，孩子必然做出更大的努力，而他所使用的语言应当大部分是自己的创造，这就使得使用语言的个人越多，语言的种类就越多。加之，人类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使得任何方言都没有时间得以固定下来。因为如果说母亲口授孩子用于向她要求这个或那个的词语，那么这确实表明了人们如何教授已经形成的语言，但是却根本不能告诉我们这些语言是如何形成的。
假设这第一个难题得以攻克：那么让我们暂时跨越横亘在纯粹的自然状态和对语言的需求之间的广阔距离，在假设语言的必要性的前提下，［注十三］ 研究它们是如何开始确立的。新的难题产生了，比之前的更加糟糕：因为假如人们需要通过说话来学习思考，那么他们必然还更需要通过懂得思考来获得说话的艺术。即便我们明白声音的音响是如何被视作我们的思想约定俗成的表达工具的，我们依然需要知道，对于那些根本没有可感对象、既不能通过手势也不能通过声音来表明的思想，它们约定俗成的表达工具是什么呢？从而，我们很难对这种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思想、建立联系的艺术的诞生形成可以接受的猜测：崇高的艺术已经离它的起源如此遥远，但是哲学家依然在离它的完美状态十分久远的时代观察它，以至于即便时间必然带来的变革为了它而暂缓，即便科学院院士抛却了偏见或是无视偏见，即便他们能够几百年来不断地研究这个棘手的问题，也没有人敢确保它有一天会到达完美的程度。
人类的第一种语言，在他必须说服聚在一起的人之前，唯一需要的最为普及、最为有效的语言，是自然的呼喊。由于这种呼喊只有在紧迫的情况之下、在面临巨大危险时为了乞求救援，或是在强烈的痛苦之中为了乞求缓解而出于某种本能才发出，因此它在以情绪平和为主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常用。当人的思想开始拓展和繁衍，当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更加紧密的联系后，人类便寻求更多的符号以及更加广泛的语言：他们增加了声音的变化，并且将之与手势结合起来。这些手势在本质上更具有表现力，它们的意义不怎么依赖于先前的限定。因此，他们通过手势来表达可见的、运动的物体，用拟声来表达刺激听觉的物体。但是，由于手势几乎只能指示在场的东西，容易描述的物体或是可见的动作，因此它的使用并不普遍，因为黑暗、物体的介入会令其无效；并且手势与其说是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如说是要求别人的注意，因此最终人们想到用喉咙的发音来替代它，虽然这些发音与某些思想并没有一致之处，但是却更加适合于代表它们，正如指定的符号那样。这种替代只能通过一致同意得以实施，并且对于某些人来说比较难以实践，因为他们粗笨的发音器官还没有得到任何的训练；而这种替代本身更加难以设想，因为必须为这种一致同意给出理由，而且，在语言的运用确立之前，语言必须已经显示出其强烈的必要性。
我们可以认为，人们最初使用的词语在他们的头脑中的含义，比我们在已经成形的语言中所使用的词语的含义广泛得多，由于不懂得对词类进行划分，最初他们赋予每个词语整个句子的意义。当他们开始区分主语和表语，动词和名词之时—这可不是天才稍稍做出点努力就可以达成的—名词一开始都还只是专有名词，不定式？[12]是动词唯一的时态，而形容词的概念的发展必然尤为困难，因为每一个形容词都是抽象词，而对事物抽象化是一种艰辛的活动，且不太符合自然。
首先每个物体都被赋予一个特殊名词，不考虑种属，因为这些最初的创建者还没有能力对此进行区分。在他们的头脑中，所有这些个人都表现为孤立的个体，正如他们在大自然的图画中那样。假设一棵橡树名为甲，那么另一棵橡树就名为乙？[13]。从而知识越是有限，词汇就越是浩瀚。所有这些词汇带来的困难不容易排除：因为要将存在的事物分门别类地归属到统一的名称之下，需要了解它们的特性和差别，需要观察和定义，也就是说，需要这个时期的人所不可能具备的更多的博物学和形而上学知识。
此外，一般概念只有借助于词汇才能引入大脑，智力只能通过语句来理解它们。这也是为何动物不能够形成这样的概念，也永远无法获得依赖于这些概念的可完善性的原因之一。当一只猴子毫不犹豫地弃了一颗核桃去捡另一颗的时候，我们是否认为它对这种果实拥有了一般概念，是否认为它将核桃的范型与这两个个别的果实进行了比较？毫无疑问没有。但是看到其中的一颗核桃，它从另一颗核桃那里接收到的感觉被唤醒了，而它的眼睛在经过某种程度的调适之后，向它的味觉传达即将接收到的变化。所有的一般概念都是纯粹智性的，只要想象力介入，概念就会立刻变得特殊。假如你试图描绘一棵通常意义上的树的图像，那么你永远都无法完成它，因为不管你愿意与否，都必须设想它的高大或矮小，稀疏或茂盛，色彩浅淡或深暗。若是你任凭自己只想象任何树上所共有的东西，那么得出的图像就不再像是一棵树了。纯粹抽象的存在亦是如此，我们只能通过话语来设想它。单是对于三角形的定义就可以给你一个关于三角形的真实的概念：一旦你在脑海中想象一个三角形，那么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而非另外样子的三角形，你不可避免地赋予它感性的线条或着色的画面。因此必须要说一些句子，必须要说话才能获得一般的概念：因为一旦想象力停止，那么思想只能借助于话语才能继续前行。假如语言最初的发明者只能为他们已有的概念命名的话，那么结果便是，最初的名词只会是专有名词。
但是，当我们新的语法家根据我想象不到的方法开始拓展他们的概念、归纳他们的词汇的时候，语言的发明者却因为无知而将这种方法限于十分狭隘的范围之内。由于缺乏对于事物种属的了解，他们一开始制定了过多的个体名称，之后他们又由于没有根据事物之间的所有差别来考虑而建立了太少的种属。要对事物进行更加细致的分门别类，必须具备更多他们尚且无法拥有的经验和知识，以及更多他们尚且不愿为之付出的研究和劳动。然而，如果说即便是在今天，我们每天都能发现一些在此之前没有观察到的新的物种，那么想象一下，那些只根据事物的第一印象而做出判断的人错过了多少物种啊！至于那些原始的分类以及最为一般的概念就更加不必说了：比如，他们又如何能够想象或理解物质、精神、实体、样态、象征、意念这些词汇，既然连使用这些词的我们的哲学家自己，这么长时间以来都很难理解它们？况且，与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概念纯粹是形而上学的，他们在自然界找不到任何模型。
我暂停一下这方面初步的论述，也请求我的评审官们在这里暂停阅读，思考一下，在仅仅发明了物质名词之后，也就是说，发明了语言中最容易获得的那部分名词之后，为了能够表达人们全部的思想，获得一种能够在公共场合讲说并且对社会造成影响的固定形式，还有多么漫长的道路要走啊。我也请求他们思考一下，为了发明数词 ［注十四］、抽象词、（希腊语动词变位中的）不定过去时、所有的动词时态、虚词、句法，达成句子之间的衔接、推理以及形成话语的整体逻辑，需要耗费多少的时间，具备多少的知识。我被层出不穷的困难吓住了，相信纯粹依靠人类的能力要发明和确立语言显然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将这个最不可避免的难题留给对此感兴趣的人去讨论，亦即：是先建立社会，后创立语言呢，还是先发明语言，后建立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