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人物画家何家英先生小写意的当代仕女画，润格不过两千元人民币一平尺，衡之今日，便宜得像是白给一样，时下若想买进一幅四平尺的斗方，花费三四百万巨资未必即得，要耐心排队等个一年半载，能否如期所愿，还要看关系的亲疏远近，买画人软磨硬泡的功夫到不到家？倒不是家英仁兄故意端架子，实在是应接不暇，旧债难酬，新主顾能订上画的论起来也都是朋友，一开口，大多先是这么说：“画款您先拿着，交画不着急，看您的方便。”家英也就不好推辞了，遂又欠下一笔画债。花大钱买画的，其实哪一个不想先睹为快，说不急是客气，急也是白急，因家英实在不是一位高产的画家，千万不要怀疑他借宕时延期以重其画。且说他的工笔人物画，一幅历时数月能画完，算是笔健了。1998年我在天津美院老楼的家英画室，得观一幅绢本工笔少数民族少女《绣花图》，将近画成，只是坐姿的少女坐下未画坐具，我问家英：何不补齐？他说：“尚不知此女喜竹椅、藤凳，还是绣墩，暂付阙如也无妨。”谁承想这幅画，时至今日，那少女的坐下依旧虚空无着，原来“如坐春风”是这般模样。
当年家英画价每尺两千元时，北京文雅堂的杨先生和香港荣宝斋的潘先生慧眼识宝，看出何画潜藏着的巨大升值空间，意欲在香港为何家英举办画展，与家英商洽未成。杨先生素知我与家英稔熟，请我经纪此事时说：“传伦就你有办法，弄得了家英。”“乱说！什么我能弄，只是我比你俩有耐心，肯下工夫，又多些交情罢了。”先前没有谈下来的主要原因还是所订画件尺寸，依家英看来有点儿苛刻，小画居多，竟有一屏四幅的四美图，单张尺寸尚不足半尺，而细笔处的要求，宛似工笔的标准，又不以工笔核润，虽说订画润、挂笔单，古有定制不足尺者以尺论，而这四美的娇容妍态非工细精笔不能出之，画起来大费功时，就是计寸当尺，如此地锱铢必较，画家仍是不合算。难怪家英一时未应。
此次画展共计大小画幅六十幅，我以每平尺均价两千五百元谈定，也就是比何家英当时的市场行情价两千元多了五百元。从画这六十幅画的开笔之日起，我几乎每天陪他，用时将近一年，才告完成。这其间他顶多又画了十来张作其他用途的小写意人物画。由我亲历亲观，始信家英纵然是盛年丹青，四时不辍，画不过百，确乎实情，此仅以小写意画而言，这些年来，总有与我相知相熟的道友问我：“你看范曾和何家英的画哪个更值钱？”这话我无论怎样小心回答，也免不了得罪人。问得人多了，我只好认真想了想，也觉二位大有可比性，皆为当代著名人物画家、教授。我却不想从艺术成就的高低来论说，“何老师一年最多也画不了一百张画。范老师一幅四尺整纸《老子出关图》，十三分钟搞定，逸兴飙起，一天画它几十幅，范老师一点儿都不带累的。范画传世量大大超过何画，假以时日，何之画价必不让范曾，当然了，衡量一个画家艺术成就的高低与画家产量的多寡无关，只是画作传世量对市场行情的影响，不容低估，物以稀为贵的道理，想必谁都懂。”这番话是我五六年前说的大概意思，自幼寓居天津的何家英，近几年来，绘事宏畅，因了地利之便，画价润格已然跃上层楼。
在画画的那一年的时间里，我陪他聊天，也帮他研墨钤印，印章我总是打不漂亮，想起溥雪斋曾语九格格的一番话，借以解颐：“用功三年，慧心妙手不一定能打好图章。”还不忘跟家英讲起启功最佩服祁井西钤印的妙处，打在赤金加重扇面上的小章都能笔画饱满得鼓起来，金地红斑，最是养眼。这需要手劲腕力拿控得恰到好处才行。印泥也非要上乘不可，一两印泥一两黄金，都不算最好。现如今想用上好印泥的书画家，大有人在，只是没处去买。当真买到了也未必会用，印泥要用骨签一日三调，用久了还要加艾绒什么的。我曾有幸见识启老盖图章，左手二指拈住，右手掌轻轻按下，又轻轻拿起，毫不费力，盖得匀正清晰，而好多人盖章，包括我，用上很大的劲，也盖不好，请教原委，启老一语道破，“大多是因为印人镌刻前，石章印面没有磨平就奏刀，刻成一用，印面与缣楮不敷贴，章便盖不均，所以打不好看。”
一天，有一位张姓篆刻家到画室找家英，同来的有一位壮年大汉，听口音是山东人，是他有事经张介绍托请家英叩府赀求一幅溥佐先生的横幅四字，用做酒楼的牌匾。门市上的买卖商家都传说用溥佐写的金字招牌最金贵，擘窠大字必须泥金装饰，落款必须赫赫然六字：爱新觉罗·溥佐，爱新在满语里是金，吉利，生意保管发大财。
家英知晓二人的来意后说：“不如请传伦跑一趟，他跟溥老比我还熟。”我家与溥老是父一辈、子一辈、孙一辈的三代交情，溥佐先生是溥心畲先生的堂弟，溥雪斋的胞弟，幼既从雪斋习画，弱冠之年的画作已能换银子养家了，只是偶有佳作还要请大兄代笔落款，或许是觉得此时的一笔字与画相配还不够苍秀。其于寒玉堂主人溥心畲的书画，倍觉高华，晤面之际，多有请益，心畲每每告之：“跟我学画不急，先跟我学诗吧！”这一句话是儒二爷常挂在嘴边的，渡海前后，课徒授业前定是先说此语。研经藻采才是旧王孙一生的兴趣使然，可偏偏是世人珍爱，他却视为末技、余事的丹青一艺更令他誉满天下。
溥老的公寓距家英画室很近，几分钟后，我们一行三人已在溥老的画室说明了来意，溥老当即挥毫写好，自然是照润格付钱，山东大汉又客气又很讲究面子，额外奉赠一只出土的汉代陶凫，聊表敬意，溥老道谢留下了。据大汉讲此陶来历是打井队在乡下打井时挖出的，真东西会说话，一眼上去便觉不假，这是一只品相上佳的卧姿灰陶野鸭，曲颈朝天，最妙是头顶有一小凸凹，乍一看像是禽类的冠，可野凫家鸭又都无冠，俯近观之，才知是塑在鸭头上的灯台，这便是有名的鸭灯了，由此引出了一桩我与家英的玩古因缘，鸭灯虽然数易其主，令我欣慰的是鸭灯至今还安卧在家英的画室。
从公寓出来刚一会儿，平日里侍奉溥老笔墨的九格格，打来电话说佐八爷叫我回去。溥老见我头句话便说：“这玩意儿送你吧。”“您老留着玩吧。”“我留着没用，官窑我都不爱。”九格格示意我收下。说老实话，当时我无意收藏老窑陶器，洗桐之癖，让我觉得这出土的玩意儿土巴呛呛的，留之无用，却之不恭，我有所不知的是这类古陶器当时在佳士德、苏富比的拍卖会上，成交价格已不便宜。把鸭灯拿回家，我随手搁在走廊的窗台上。这时的家英住在美院宿舍，与我家只隔着一条中山路，不忙的时候会来我家玩，一进门，窗台上的鸭灯让他看见了，“这件汉陶好看，是真品。”“何以见得？”“你看鸭身的彩绘多流畅，当时的匠人不知画了多少个，才会有这灵动的线条，还好在彩绘没脱落，好东西。”我同意他这个着眼在美术绘工上的鉴识，到底是画家的眼光，看他意下喜欢，心气儿比我高多了，这陶凫真该归他收藏。“送你了，先别拿走，待我嘱良工给这陶凫配个水草纹的红木台座，再拿不迟。”
两月后，台座做好，看着家英连座带陶凫小心翼翼地手捧着，生怕伤了羽毛的样子，我和他一样高兴，物遇明主，非独物之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