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阳明媚的午后，听莫扎特，又想到中国现代作家与西方古典音乐的关系。去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以此为题作过一次演讲，提到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科学史教篇》中赞誉贝多芬，他主张为“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科学应与人文并重，“不惟奈端（牛顿）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Shakespeare）；不惟波尔（波义耳），亦希画师如洛菲罗（Raphaelo）；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德诃芬（Beethoven）；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Garlyle）”。但限于当时条件，鲁迅是否听过贝多芬，存疑。
然而，我一一介绍了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刘荣恩、赵萝蕤、张爱玲、傅雷、林以亮等作家、翻译家或深或浅的古典音乐缘，却遗漏了一位重要的现代作家，那就是与古典音乐关系颇为密切的沈从文。沈从文虽然被称为“乡下人”，却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并形诸文字，他在1940年代的作品中一再提到莫扎特和其他古典音乐大师。
在1940年所写的《烛虚》中，沈从文一方面自谦“我不懂音乐”，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生有种“永生”境界，“似乎用文字颜色以及一切坚硬的物质材器通通不易保存”，唯独“如知和声作曲，必可制成比写作十倍深刻完整动人乐章”，而“如由莫扎克（即莫扎特）用音符排组，自然即可望在人间成一惊心动魄佚神荡志乐章”。至于他自己的写作呢？“目前我手中所有，不过一支破笔，一堆附有各种历史上的霉斑与俗气意义文字而已。”对自己的作品如此严格，如此不满，对莫扎特的音乐又如此首肯，如此推崇，说明沈从文真的喜欢莫扎特。
六年之后，在《绿魇》中，沈从文进一步对莫扎特的音乐表示倾倒。他充满感情地写道：
给我一点点好的音乐，巴哈或莫扎克，只要给我一点点，就已够了。我要休息在这个乐曲作成的情境中，不过一会儿，再让它带回到人间来，到都市或村落，钻入官吏颟顸贪得的灵魂里，中年知识阶级倦于思索怯于惑疑的灵魂里，年青男女青春热情被腐败势力虚伪观念所阉割后的灵魂里，来寻觅，来探索，来从这个那个剪取可望重新生长好种芽，即或它是有毒的，更能增加组织上的糜烂，可能使一种善良的本性发展有妨碍的，我依然要得到它，设法好好使用它。
这段话说得真好。莫扎特和巴赫的音乐是那么“好”，那么高尚圣洁，我们只要聆听“一点点”，就有可能获得启示和感悟。沈从文看重古典音乐诉诸人的心灵的独特的感染作用，正如他所自我解剖的：“音乐对于我的效果，或者正是不让我的心在生活上凝固，却容许在一组声音上，保留我被捉住以前的自由！”
沈从文对莫扎特入迷，大概与他受到张定和的影响有关。张定和是他夫人张兆和三弟，先学美术后学音乐。沈从文1946年还写过一篇《定和是音乐迷》，记述他与定和的交往与定和的音乐生涯。文中说：“一谈天，才知道定和原来当真是个音乐迷。肖邦、巴哈、莫扎特、或勗贝特（舒伯特），这位或那位，总之凡是地球另外一边那些会用五线谱先迷住了自己一生，又迷住了世界一世纪半世纪的人物，早已把定和征服了。”其实，这段话如移用到沈从文自己身上，应该也是合适的，他无疑也属于被莫扎特们“征服”了的“音乐迷”之一。
可惜，沈从文当时到底喜欢莫扎特哪些作品，已不可考了。沈从文逝世后，他的追悼仪式上播放了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一说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曲），也许再播放莫扎特的《第二十七钢琴协奏曲》，他在天国会更感到欢欣和宽慰？
甲午正月廿三日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