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兴文字狱
文字狱是以文字作品定罪，是专制皇帝用以震慑官吏、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清代文字狱是从康熙朝开始的。目的是为了扼杀当时十分流行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雍正时，文字狱愈演愈烈，弘历即位之初，为刷新前朝弊政，济之以宽，批准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别人诗文等悖逆讥讽者，如果查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官员率行比附成狱，也要按情节轻重予以惩处。因此乾隆朝初期，文字狱几乎绝迹。乾隆朝中期，文字狱骤起，形成高潮，先后共发生了一百三十起左右的文字之案，不仅数量多，其株连的广泛，惩治的严酷也都大大超过前两朝，形成清代文字狱高峰。乾隆朝末期，文字狱逐渐减少，最后终于绝迹。
乾隆时的文字狱，除少数几起是追查清初文人著作中流露的反满思想外，大部分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中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而遭杀身之祸的。有个秀才安能敬考试时写了一首诗，歌颂清朝，其中有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四句，被考官认为是有意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而将安能敬交总督衙门治罪。弘历在接到案情材料后，认为安的诗只是不通，尚无别故，下令不必究问。但有的便没有安能敬这样好的运气。安徽和州人戴移孝和戴昆父子是明末清初人，著有《碧落后人诗集》和《约亭遗诗》，其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反长恨之类的句子，便认为长明宁易得，是对亡明的怀念和眷恋，短发反长恨是对清代剃发蓄辫的怨恨。弘历接到此案的奏折后，对死人都不放过，戴移孝、戴昆都已去世，判决将戴移孝、戴昆开棺戮尸示众，其后人戴世道斩立决，戴世霖、戴世法、戴世德秋后处决，家属发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戴家子孙仅仅因为先辈的两本书而陷入家破人亡的境地。这种文字狱，纯属望文周纳，滥杀无辜，显示了皇帝生杀予夺的淫威，在知识分子中造成浓厚的恐怖气氛。
清廷对汉人的政策，顺治时是感化，康熙怀柔，雍正调和，乾隆则一意压制。弘历喜爱汉文化，却痛恨文人，害怕满人被汉文化同化，禁止满汉以文字相往来。一方面要求满人主要要学习满语和骑射。另一方面则大兴文字狱，压制汉人。汉人吟诗作文，常常无意中触犯忌讳，便莫名其妙地祸从天降。内阁学士胡中藻《坚磨生诗抄》内有一世无日月又有又降一世夏秋冬弘历无中生有认为本朝远胜汉唐宋明，又降一世是没人心的人说的话。诗中还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的句子，弘历认为加浊于国号之上，另有用心。胡任广西学府时出的试题有乾三爻不像龙。弘历指责说：乾隆是我的年号，隆与龙同音，显然是讥讽诋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弘历竟因此将胡中藻处斩。胡的老师鄂尔泰虽已去世，仍将其灵牌撤出贤良祠，鄂的侄子鄂昌（蒙古族）和胡交好，又因其塞上吟诗中有称蒙古为胡儿的句子，被认为是忘本自诋，赐令自尽。浙江人徐述夔自称学问可与明朝唐顺之、董其昌比。但时运不济，只在乾隆三年（1738年）中了一个举人，官场不得意，便转而寄情于诗文，著有《一柱楼诗》等诗集，徐死后其子将其诗集雕版付印。弘历在全国范围内查禁书时，有人告发《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是非常悖逆之词。弘历看到有关奏折和《一柱楼诗》也认为徐诗多怨愤之语。明朝不是朝夕之朝，而是朝代之朝，去清都不用上到而用去是除去的意思。弘历无中生有地把此案定为特大逆案，其目的是借此案震慑江浙的文人。徐述夔父子都已身故，仍按凌迟罪，开棺将尸身乱刀砍碎，抛于荒野，首级砍下，悬挂于县城示众。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徐食书斩立决，另有五人秋后处决。沈德潜因给徐诗作序，因已去世，仅撤销谥号，并将御赐碑文销毁。包括大学士原江宁藩司陶易在内的一批官员也因怠玩错谬受到查处。《一柱楼诗》案使查禁书的运动席卷全国。杭州卓长龄被人诬告著有《忆鸣诗集》，忆鸣隐喻忆明，实无其书，但卓长龄及其后人的其他诗集中查出有今夕正园明未缺、明朝何处更分题、七千关塞尽胡天、明妆得备始欣然和今已胡妆薄汉妆等狂谬悖妄的诗句，弘历对卓氏一家深恶痛绝，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于是卓长龄等五个已病故的人被碎尸示众，活着的卓氏后人被处斩首，妻妾幼小给功臣之家为奴，家财入官。
重大的文字狱，不仅严惩犯案者，而且还要追查地方官的失察罪，王锡侯的《字贯》案就是如此。王锡侯江西新易举人，曾九次进京会试落榜，在仕途无望的情况下，发愤著书。晚年编了一本字典《字贯》，在自序中有批评《康熙字典》的话，有人借此告王锡侯狂妄悖逆。江西巡抚海成认为王对《康熙字典》的批评是狂妄不法，但不能算悖逆，并把案情上报弘历。弘历收到海成的奏折和《字贯》后，看见《字贯》直书康熙、雍正和他本人的名字，勃然大怒，认为王锡侯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定罪，并传谕海成，骂他双眼无珠天良尽昧。弘历如此重视王锡侯《字贯》案，并不是《字贯》真有什么大逆不法，而是想借《字贯》案，严惩海成，警戒各省督抚，推进禁书的查办。事实上，海成对查办禁书一直非常重视，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江西省已查缴禁书八千余部，列全国榜首，弘历对海成查缴禁书颇为欣赏，曾通谕各省仿效，就是这样一个查办禁书的典型人物成了查办禁书的牺牲品。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弘历命将王锡侯从宽判处斩立决，其子孙斩监侯，秋后处决，妻媳及未成年之子孙给功臣之家为奴。海成被判斩监侯，秋后处决。海成是查办禁书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封疆大吏，目的在于使封疆大臣丧良负恩者戒！这样一来，地方官唯恐犯失察或包庇罪犯之罪，因此一旦发生文字狱案件，便如临大敌，株连宁多勿少，处理宁严勿宽。江浙等文化发达地区很快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挟仇诬陷的告讦之风愈演愈烈，地方官吏一见检举他人收藏逆书，便立即立案严办。许多文字狱都是因查办禁书而起，所以当时文字狱就有书祸之称。文字狱实为查办禁书的组成部分。弘历的目的是要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民族意识，但文字狱的受害者，真正反清的很少，大多数都是无辜的，甚至精神病人也逃不了文字之狱，乾隆朝文字狱的疯狂，残酷和荒唐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弘历统治后期，文字狱逐渐减少，原因一是政治状况恶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弘历已无暇在文字上吹毛求疵了；二是禁书已搜查几尽，没有必要再利用文字狱来作为追查禁书的手段了；三是希望拉拢知识分子，共同对付下层人民的反抗。因此，弘历有意纠正了几起文字狱错案。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广西抄获回民海富润携带的回教经书，其中僭妄之语甚多，遇庙讳（清已故皇帝的名字）、御名（当政皇帝的名字）不知敬避。照往例，一定会严厉追查，治以重罪，但弘历接到奏折和回教经书后，连下三道上谕，指示地方纠正此案，认为书内字句不过鄙俚而已，不得指为狂悖。若此等回教书籍，附会其词，苛求字句，甚非朕不为已甚之意。此事……竟可无用办理，嗣后各省督抚，遇有似此鄙俚书籍，俱不必查办，并强调朕视回教人民皆吾赤子。弘历如此对待回教经书案，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爆发回民起义，弘历在武力镇压起义后，不以回教书籍罪人激起回民的更大不满，而是采取纠正此案抚慰回民的策略。体现了弘历宽猛相济的治国之道。
弘历大兴文字狱，禁锢思想，箝制言论，后果是严重的，造成政治上和学术上沉寂窒息的局面。直到十九世纪初，龚自珍仍发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和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叹息。
第八节 宠信和
弘历即位初期，为纠正雍正过于严刻之弊，政崇宽大，但对贪官污吏决不轻纵。不过贪脏枉法是封建官场的不可能治愈的痼疾，弘历虽严惩贪官却没有使吏风好转，晚年吏治更加腐化，贪污公行，整个统治机器都呈现没落的景象。
弘历曾严厉惩办了一批贪污巨款的不法官僚。其中包括诸如总督、巡扶、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大官都被处以极刑。例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扶郭一裕，为讨好弘历，商量制造金炉进贡，在采买黄金时，压低金价，中饱入己。事情败露，弘历斥责恒文以进献为名，私饱己囊，赐恒文自尽，判郭一裕充军。同年，山东巡抚蒋洲，在山西藩司任内，亏空库款二万多金，勒令下属纳银弥补，被告发，蒋供认不讳，被正法；监司杨龙文，因曲意逢迎，也被正法。知府七赍，朋比为奸，皆革职。弘历感叹：山西一省，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将何以用人？何以信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发生两淮盐行案。两淮盐政自乾隆十一年（1746年）便以筹措乾隆南巡费用为名，私自规定每一盐行交银三两，经查明，二十多年来，所提盐行银达1090万两，都未上缴，大部分被两淮盐政所侵吞。先后任两淮盐政的高恒、普禄和盐运使均伏法。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浙江巡抚王望因在甘肃藩司任内，贪污捐纳监生所交的赈灾款项，被处决。陕甘总督勒尔锦亦被勒令自尽。牵连此案的，自道府以至各州县，大小凡60余人，弘历令将贪污银款二万两以上者斩决。此案被杀者不下三十余人。弘历谕旨称其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其实，这样的奇贪异事层出不穷。闽浙总督陈祖辉竟在查抄王望家产时，以银换金，隐藏珠玉，还抽换朝珠，将赃物窃为己有，事情败露后，又查出闽、浙两省钱粮亏空很多，弘历斥责陈祖辉为一盗臣赐其自尽。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又有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污案。冂泰等贪黩营私，向下属勒索钱财，以致山东各仓库亏空，被赐令自尽。因贪污被处死的地方大员还有江西巡抚郝硕、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浙江巡抚福崧。
乾隆后期，诛戮了一批包括总督、巡抚等大官僚在内的贪官污吏，官场的贪风并未因此而收敛，其根本原因当然是封建制度本身的问题。但弘历长期宠用最大的贪官和也是原因之一。乾隆后期，和任职最长、权力最大、贪名最著。和是满清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少年家贫，以官学生身份被选为銮仪卫的校卫。因机灵善辩，仪表俊美，声音清亮、悦耳，受弘历宠爱，不断加官进爵，先是被任命总管仪仗，接着升为侍卫，很快又升为副都统，再升为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专宠用事，不久又升为尚书，授大学士（相当于宰相），赏戴双眼花翎，关怀备至，宠幸有加。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以后，享用益专，其子丰绅殷德和公主定婚，势焰更炽。弘历晚年，对和的倚重和信任无与伦比，和权势之盛，虽康熙时的鳌拜，也不足与之抗衡。达官贵人都争先恐后奔走其门。鬻爵卖官，招权纳贿。每当和去公署时，京官都站立在道路两旁，唯恐落后，当时人称这为补子胡同。有人写了首诗讽刺这种奇景：绣衣成巷接公衙，曲曲弯弯路不差，莫笑此间街道窄，有门能达相公家。
和天性贪婪，任军机大臣二十四年，以聚敛财物为唯一目的。他贪得无厌，征求财富，急不可待。那些任督抚司道的地方大员，害怕受他倾轧陷害，不得不用车运载金银珠宝上门行贿。弘历对于贪官的惩处，不能说不严，国泰、王望、陈辉祖等都是和的人，贪污罪状败露，和也无力解救，相继伏法。但杀的贪官愈多，贪风愈烈。因为贪官害怕陷于法网，便千方百计搜刮，然后贿赂和，以求自保。和常指使各路统领、将帅私报战功，以邀奖赏，然后以此为由，向他们勒索重贿，致使他们克扣军饷。各省奏折，必须写一个副本，先交到军机处，实际是先给他过目，对这些奏折，和任意挑剔，或随意搁置以至积压数月，不让弘历知道。各省不得不投其所好，搜罗奇珍异宝，密送其府。科举取士，也成了他敛财的一条途径，他可以任意增减录取名额，也可任意颠倒录取名次。和受弘历宠眷，经常出入宫禁，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私自拿走，从不向弘历奏明。四方进贡之物，最好的都被和占为己有，差一点的才送进宫去。宫中陈设有一个碧玉盘，直径有一尺，弘历非常喜欢，一天被弘历的第七个儿子打碎了，这个七阿哥非常害怕，便找和商量，和拿出一盘，色彩光泽大小都在那个被打碎的玉盘之上。甚至和的家人差役，也依仗和权势，到处招摇，横行无忌。和的专权和贪婪，臭名远扬，连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使者都知道。如朝鲜来华使臣郑东观回国后的报告中说：阁老和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赎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上自五分，下至舆，莫不侧目唾骂。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后也有如下记载：这位中堂大人（指和）统率百僚，管理庶政，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和的贪婪和权势由此可知达到何种程度。弘历严惩贪官，独不惩和，因而诛极愈重而贪风愈甚，明为惩贪，其实纵贪。弘历一死，嘉庆帝琰立即宣布和二十大罪，将他逮捕，并查抄了他的全部财产，不久就责令他自尽。和的家产，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伤照宁寿宫制度，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琼台无异，蓟州坟茔，设享殿，置隧道，附近居民称之为‘和陵’。还有田地八十万亩，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赤金五百八十万两，生沙金二百余万两，金元宝一千个，银元宝九百四十万两，其它如珍珠、白玉、珊瑚、玛瑙、钟表、宝石、绸缎、瓷器、古鼎、人参、貂皮等不计其数。查抄的家产共有一百零九号，其中已估价者仅26号，值银二亿二千多万两，尚有83号没有估价，以比例推算，和的家产不下八亿两白银。甲午、庚子两次赔款总额，和一人的家产就足够了。当时政府岁收入仅七千万两，和当了二十年的内阁大臣，其积累起来的财产比国家二十年收入的一半还多，赃物之多，财产之富，令人不可思议！弘历极为反贪，却纵容和包庇了一个如此大的贪官，而且是弘历晚年贪风大盛的根子，不能不说是个莫大的讽刺。有史学家认为，和的专权和贪婪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最大原因，不无道理。
弘历并不是个无道之君，也不是个糊涂皇帝，为什么会如此倚重和信任、甚至纵容和呢？此中原因，令人费解。弘历清楚地知道，和既无功也无德，并没有真的把他当成左右手。海兰察剿回返京，和向弘历告状，说海兰察收受皮张等物。弘历斥责他说：海兰察能杀贼，收皮张御寒，何必责难？像你这样的，不能杀贼，难道能拒收别人的礼品么？内阁军机大臣阿桂去世，弘历在万寿山召见其它内阁军机大臣，对和说：阿桂任内阁大臣时间长，功劳大，你和他同列，事情还可以办。现在阿桂死了，只写上你这内阁大臣之名，外省不知情况，一定会认为事情由你作主，甚至可能称你为师相，你自问够格么？弘历说这些话，语态脸色都异常严厉。以后公文只写军机大臣，不写姓名。上述事例可见弘历对和无才无德、性格贪婪是了解的，但又为什么仍宠眷有加呢？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和为人诙谐，虽位极人臣，却没有大臣风度，喜欢讲街市上的一些俗言俚语来取笑。例如，有一次在乾清宫演习礼仪，王公大臣中有不少长相俊美的，和便开玩笑说：今天好像是孙武教女子练兵。又如，安南进贡一金座狮子。和见其底部是空的，便说：可惜是空的，要是实的，可以多得多少黄金。和的贪婪粗俗，外国使臣都不禁发笑。弘历正是喜欢和的这种诙谐和粗俗，把他作为可在身边排忧取乐的戏子弄臣，而不是辅佐大臣。另一说是，弘历年轻时，曾深爱其父的一位妃子，这位妃子因和弘历调情而被皇后处死，弘历一直把这位因自己而死的曾经使自己着迷的妃子放在心里。和模样非常像这位妃子，弘历便把对这位妃子的爱转移到和身上。这是一种常有的心理现象。不管是出于上述那种原因，和得到弘历的怜惜优容，只不过是因为他是弘历的弄臣或情人的化身而已。和常常出入宫禁，不是男宠，怎会如此！
第九节 禅位嘉庆
弘历晚年，阶级矛盾日渐尖锐，人民起义不断。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掀开了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序幕。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循化（今属青海）苏四十三领导撒拉族人民起义；四十七年（1783年）田五领导回民起义；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林爽文领导汉族、高山族农民起义；五十九年（1794年）湖南、贵州苗民起义。弘历就是在人民起义声中和吏治败坏的情况下迎来了他即位的第六十个年头。但他自己却说：六十年间，景运庞洪，版图式廓，十全纪绩，五代同堂，积庆骈蕃，实为吏册所罕觏。在这里他完全无视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也闭口不提吏治的败坏和他做的种种无益害有益的事。然而，也不能否认，六十年间，他的确颇有作为，这是和他的才能和勤政分不开的。他大权独揽，勤于政事；他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热爱汉文化，并有一定的造诣；他懂得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多种民族文字，召见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可不用翻译；他对喇嘛教经典也有研究；他精于骑射，直到七十八岁时才不骑马射箭。如果撇开他对西洋科学知识的无知，可以说，他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他自己认为，在位六十年，虽已85岁，仍精神康健，不至倦勤。但因他在即位时曾焚香告天：圣祖康熙在位61年，如果自己能在位60年，便传位嗣子，不敢达到祖父在位之数。这样，他便在乾隆六十年（1794年）9月在勤政殿召见王子、王孙和王公、大臣，下诏宣布册立皇十五子嘉庆王琰为皇太子，以次年为嘉庆元年，传位太子。次日，太子及文武大臣奏请等弘历归天之后，太子再接位。弘历回答自己曾焚香告天，不能更改。但归政后，军国大事，当然不能置之不问，仍要亲自指教。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六日，举行授受大典，弘历御太和殿。琰跪着从弘历手上接过宝玺，即位为嘉庆皇帝，弘历退位为太上皇。这时琰已经三十七岁了。弘历的权力欲望并没因退居太上皇而消失，仍紧紧抓住军国大事和用人行政大权，并不时御殿受朝，或以主人身份赐宴群臣，琰只是徒有皇上的虚名，实际上只是个陪侍的角色。琰还常常要去乾清门听弘历教导。每月初一和十五还要去朝拜太上皇。琰还要朝夕敬聆训谕。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个皇帝晚年成了太上皇，但像弘历这样自愿退位又拥有不下于皇上的权力的，却是唯一的一个。弘历当了三年太上皇，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卒于养心殿，终年89岁，谥日纯皇帝，庙号高宗，葬于河北马兰峪裕陵，有子17人，女1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