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少年怀志崭露头角
公元七世纪初，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时代。在隋亡唐兴，群雄逐鹿的关键时刻，鹿死谁手？谁来收拾局面，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李世民以其所具备的才能和品德，驾驭着历史的航船穿过惊涛骇浪，到达彼岸，成为群雄中的佼佼者。登上皇位后又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开创了贞观之治，成为大有作为的封建帝王。
李世民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9年），他自幼聪敏，见解高超，临机果断，不拘常节，远非一般人所及。当时天下大乱，义兵四起。在这天下纷扰的岁月中，世民不是冷漠的旁观者，而是历史舞台上最活跃的主角。早在李氏父子正式起兵之前，世民的政治活动、戎马生涯就已经开始了。
李世民初露头角的第一个战役是智解雁门之围。大业十一年（615年）八月，隋炀帝亲巡塞北，突然遭到突厥始毕可汗数十万骑兵的袭击。雁门一带四十一座城池，竟被突厥攻占了三十九座。隋炀帝退至雁门，城内军民有十五万之众，存粮仅够吃二十天。面对这个紧急的形势，炀帝一面慰劳、赏赐守城的将士，一面把诏书系在木头上，投入汾水，使其顺流而下，叫各地尽快发兵来救。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世民也应募入了伍，并向他的长官屯卫将军云定兴提出了遍布旗帜，迷惑敌军的建议，认为突厥敢于举兵以围天子，一定以为我国在仓促之间，难以集中大兵前来救援。如果我们大张军容，白天旌旗绵延数十里，晚间钲鼓之声相闻，他们一定以为救兵云集，不敢恋战了。要不然，彼众我寡，若倾巢出战，我们怎么抵挡得住呢？云定兴采纳了他的计策，把部队驻扎在崞县（今属山西），大设疑兵，突厥派出的侦探果然以为王师大至，飞驰回去报告了他的统帅，突厥统帅便解围而去了。在这次战役中，初次展现了世民出奇制胜的机智和才能，这一年，他年仅十八岁。
第二次崭露头角是勇取甄翟儿。甄翟儿是魏刀儿起义军的将领。大业十一年（615年）二月，魏刀儿在上谷（今河北易县一带）自称为历山飞，拥众十余万，北辖突厥，南寇燕、赵，具有雄厚的势力。次年四月，他的别将甄翟儿率众骚扰太原。李渊这时担任太原的留守，便率兵前往镇压，行至西河郡雀鼠谷（今山西临汾境内）双方发生了遭遇战。这时李渊所部只有五、六千人，被甄翟儿四倍之众所包围，形势十分危急。这时，世民身骑战马，手执利箭，只身冲入敌人包围圈，放箭射杀，敌众纷纷倒下，随将李渊从敌军万人的包围之中救了出来。此时适逢步兵赶到，世民父子遂大破甄翟儿，取得了胜利。
这两次战役，一为智胜，一为力取，但都是以少胜多的。说明李世民具有智勇兼备的军事才能。
第二节 晋阳起兵建唐灭隋
李世民经过雁门、雀鼠谷两次战斗的锻炼，增强了起义反隋的信心，在政治上也逐渐成熟了。他看到战火硝烟四起，隋朝即将灭亡，便暗自立下了平定天下的决心：消灭隋朝，建立新政权。
李渊当时也感到隋朝已面临着危机，遂有取而代之的意图。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李渊接受李世民意见，在太原宣布起兵反隋。李世民以战略家的眼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关中隋军实力空虚，而关中又是都城长安所在地，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因此他向父亲建议，立即率军直取关中，夺取长安。
第一个战役是西河（今山西汾阳）之战，西河郡是南下长安的要道。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派次子李世民与长子建成率军进攻西河郡。他们带的大多是刚募集来的新兵，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也缺乏战斗经验。但李世民能够与士卒同甘共苦，在战斗中常能身先士卒，故士卒乐为之用。加以军纪严明，道边蔬菜瓜果，非买不食，士兵有偷吃的，一定要找到他的主人，按市场的价格给予赔偿，因而赢得了民心，顺利地攻克了西河，活捉了郡丞高德儒。捷报传到晋阳，李渊大喜，以为一出师便告捷，是大吉之事，于是决定挥师入关。这是李世民第一次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官，因功被封为敦煌公，拜右领军大都督。
第二个战役是霍邑之役。西河大捷之后，李氏父子率领的大军正式出发，来到离霍邑（今山西霍县）五十多里地的贾胡堡扎寨，同镇守霍邑的隋将宁老生对峙，准备不日攻打霍邑城。不巧遇上大雨下个不停，汾水泛滥，李渊的队伍露宿野外，泡在水里，粮食又快吃光了，将士们又饿又湿，苦不堪言。又听说突厥乘虚掩袭太原。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势下，大多数将领主张先折回晋阳，退守太原，再图后计，只有李世民力排众议。他一再向父亲说明：刘武周和突厥之间有矛盾，不会轻易出兵；至于宋老生，是个有勇无谋急躁之徒，打败他自有把握。但李渊没有采纳，当即命令部队后撤。当天夜里，李渊正入睡时，忽然被帐篷外的一阵哭声惊醒，李渊令人将哭者带进来，原来是李世民在哭。李渊问他为何哭，李世民说道：如今兴起义兵，进战则无攻不克，后退则散。众兵一散，敌人乘机追击，只有死路一条，我怎能不伤心呢？李渊这才恍然大悟，急下令追回已经后撤的队伍。恰好淫雨停歇，太原运粮也到了，李渊即率军直抵霍邑城下。宋老生坚守不出，李渊听从李世民的计策，利用宋老生脾气暴躁鲁莽的弱点，用轻蔑的语言，激其出城应战，而一举攻下霍邑。这是李世民第一次取得攻坚战的胜利。这次战役的胜利，进一步证明李世民是一个很有头脑，善于决疑定计的人物。
第三个战役是军围河东。攻下霍邑后，李氏大军势如破竹，连续下临汾，克绛郡，经龙门，军壶口山，进围河东郡城。河东是关中门户，战略要地。隋的骁将屈突通据守在那里。当时裴寂主张先解决屈突通而后入关，李世民则认为兵贵神速，应立即入关。李渊采取两从之的方法，大军渡河入关，重点攻取长安，留相当兵力对河东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长安攻陷后，屈突通见大势已去，虽然决心以死报主，也无可奈何，只得投降。
第四次战役是攻克长安，李渊领导的义军渡河以后，进驻朝邑长春宫，下令分兵两路进军，一路命建成和刘文静率数万人屯守永丰仓，扼住潼关，以阻击东来的援兵；一路命世民、刘弘基以及殷开山等率众数万人攻占渭北。李世民所率之军军令严明，秋毫无犯，深得三辅士民的欢心。他在西进途中，李渊的从弟李神通早已在户县山中起兵，李渊的女儿即柴绍之妻，也在户县别墅散家资聚众起事，二人都率众前来与世民相会。还有一些散布关中的起兵地主，如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亦纷纷归附，获兵十三万。另外他也着意收纳英俊，如丘行恭计斩平凉奴帅，率其众谒世民于渭北，世民即任命为光禄大夫。隰城尉房玄龄谒世民于军门，世民一见，便如故旧，任命他为记室参军，引为谋主。房玄龄也自以为遇见知己，竭尽全力，知无不言，卒成为贞观之治的名相。
长安的包围圈已经合拢，李世民派人请其父来长安。李渊即令诸军攻城，于是李世民从西北方面进攻，李建成从东南方面进攻。京城终于攻陷了。李渊与民约法十二条，全部除去了隋朝的苛政，因而很快稳定了人心。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李渊立隋代王侑为皇帝，即隋恭帝，改元为隋义宁元年（617年），遥尊炀帝为太上皇。以李渊为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以建成为唐世子，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
至此，唐政权就粗具雏形了，只是李渊的上面还有一个傀儡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三月，李世民改封赵公。五月，隋恭帝被迫禅位，李渊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国号唐，改元武德，都长安。
第三节 削平群雄统一天下
李渊即位以后，当时全国还是群雄割据的局面，要建立一个安定和稳固的唐帝国，任务还是很艰巨的。经过了七年的统一战争，才重新统一了中国。世民在统一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唐政权第一个对手是西部的近邻，盘距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薛仁杲父子。薛举原是金城豪族，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自称秦帝，立仁杲为皇太子，仁杲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万人敌。后来他带兵侵扰扶风，兼并了扶风附近由唐弼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势力更加强大，部队发展到三十万，进而包围了扶风郡城，构成了对长安的极大威胁。李世民率军大破薛仁杲于扶风，乘胜追至陇坻（今陕西陇县西）而还。唐朝建立后，首战告捷，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李氏政权。
武德元年（618年），薛举重整旗鼓，入侵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进逼高（今陕西长武县北），纵兵掳掠，直至豳州（今甘肃宁县）、岐州（今陕西凤翔）一带，世民率军来到高附近，估计敌方军粮不足，意在速战，故反其道而行之，下令军中深沟坚壁，以老其师。恰好此时世民染病卧床，于是将军事指挥权委托给刘文静和殷开山，并告诫说：贼众远来，利在急战，难与争峰。且宜持久，待粮尽然后可图。不料刘、殷二将急于求功，违背了李世民的告诫，与薛举战于浅水原，被薛举从背后包抄掩袭，打得八总管溃不成军，士卒死亡大半，大将军慕荣罗喉、李安远、刘弘基等均没于敌阵，高城也陷落了，世民只得扫兴而撤兵，返回长安。
不久，薛举病卒，薛仁杲继承了王位，居于折城（今甘肃泾川东北），又由此出兵，进围泾州，屡攻陇州（今陕西陇县），对长安虎视眈眈，形成严重威胁。李世民又挂了帅印，领兵前往讨伐，军至高后，仁杲使宗罗喉一再挑战，世民仍按上次的战略，深沟高垒，坚壁不出，诸将磨拳擦掌，欲报前次失败之仇，纷纷请战。世民晓之以利害，并下令军中：敢言战者斩！两军相持60余日，仁杲粮尽，军心动摇，将士离心，诸将相继来降，世民便紧紧抓住时机，大败薛军于浅水原，俘获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斩薛仁杲于长安，薛秦覆灭，唐政权西面的威胁随之解除。世民的军事天才，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他一生的戎马生涯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取得的第二个辉煌胜利是平定河东。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勾结突厥东下，攻陷并州（山西太原一带），其大将宋金刚又连陷榆次、平遥、介休（均在山西），消灭裴寂所统领的唐军数万人，占领唐朝在河东的根据地太原。唐高祖惊慌万分，拟放弃河东之地，退守潼关以西之地，李世民上表力争，指出河东之地十分重要，不宜放弃，请求给兵三万，收复河东。唐高祖同意。
武德二年（619年）十月，李世民率大军从长安出发，十一月至龙门，寒风刺骨，李世民率众踏着坚冰渡过黄河，进屯柏壁（山西新绛境），与刘武周主力宋金刚部对峙。老百姓听说李世民率师而来，纷纷前来归附，唐军收购了大批粮食，军粮充足。李世民下令休兵秣马，派出小股部队骚扰敌军，以待宋金刚部队粮乏兵疲后出击。到武德三年（620年）二月间，宋金刚和李世民相持有一百多天，这时，宋金刚已是粮尽兵乏，果然如世民所料，连夜遁逃。李世民岂肯放过，立即率领全军追击，终于在雀鼠谷追上宋金刚大军，一天连续战斗了八次，唐兵皆胜，俘斩敌军数万。此时，李世民已经两天没吃饭，三天没解甲了，全军中仅有一只羊，他与将士们分而食之。接着世民又引兵至介休，与宋金刚展开了最后决战，宋金刚大败，与刘武周逃入突厥。李世民收复了太原，唐帝国转危为安。
世民西灭薛仁杲，北平刘武周之后，李氏父子又把目光转向中原，以高屋建瓴之势东向而争天下。
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率领十万大军东进，攻打在洛阳称帝的王世充。经过八个月的战斗，正当唐军对洛阳发起猛烈进攻之际，河北的窦建德率军十万南下，来援救王世充。顿时，唐军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面对这种形势，李世民果断决定：围城打援。命大军继续围攻洛阳，自己仅率三千五百骑兵，急奔成皋（今河南汜水），占据了险要阵地虎牢。窦建德被阻于虎牢关前，一个多月不得西进，士气逐渐衰落。李世民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故意派部分士兵渡汜水到河北牧马，假装粮草已尽，以惑敌人。果然，第二天早晨，窦建德全军出击，列阵三十余里。至中午，建德的士卒又饥饿又疲倦，争着去喝水，已毫无斗志，李世民抓住战机，东涉汜水，直冲敌阵，前后夹击，终将敌人击溃，窦建德被俘。这时洛阳的王世充惊惶不已，只得举城投降。这是第三个战役，也是统一战争中决定性的战役。
武德五年（622年）李世民率军在河北打败了反唐的刘黑闼军。取得了第四个战役的胜利。
在唐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几支武装力量都是被世民翦灭的，他指挥若定，算无遗策，荡平群雄。作为一个创业的皇帝，他的主要业绩就是拨乱反正，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全国的统一基本上实现了，历史发展到了一个转折时期。
第四节 喋血宫门夺嫡嗣位
世民在建立唐朝和平定天下的战争中，基本上是战必胜，攻必克，没有经受过大的败伤；但他通往帝位的道路却艰难坎坷，充满了险阻，以致最后不得不同室操戈，兵戎相见，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同母兄弟四人：长兄建成，立为太子；李世民是老二，封秦王；三弟玄霸，少年早死；四弟元吉，封齐王。李渊诸子中建成是长子，按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当然应该以他为嗣君，但世民的功劳却远远超过了其兄建成。李世民是太原起兵的策划者，进攻长安的先锋，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主帅。唐高祖特地为他设立天策上将的官爵，地位比王爵还高。况且他本人又气度不凡，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当一个秦王，必然要力图登上权力的顶峰，因此，建成与世民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的展开了，而且愈演愈烈，终至相互残杀。
唐高祖李渊打进长安称帝后，宫妃成群。建成、元吉为了获得李渊的欢心，曲意讨好那些妃嫔，据说还和李渊最宠爱的张婕妤、尹德妃有着暖昧的关系，让她们在高祖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怂恿高祖废弃李世民。那些妃嫔们也竞相巴结建成、元吉，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世民独不奉事诸妃嫔，而且多方抑制她们利用权势，姿为非法的行为。特别是世民平定东都后，那些妃嫔们私自向他索要宝货，有的还为其亲属求取官职。李世民却对她们说：宝货全登记在簿册上交国库，官位要授给有功的人。一个也不答应，于是更加结怨于唐高祖的宠妃们，因而她们都为建成说好话，而对李世民则造谣中伤。李渊被这些耳边风吹得昏头晕脑，逐渐疏远了李世民，亲近了建成、元吉，一开始形势便对李世民不利。但是李世民威望卓著，在他的周围有一批谋臣猛将，形成了一个牢固的集团。他象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挡住了李建成通往皇位的去路。李建成的亲信魏征等人，劝建成早早下手，除掉这棵大树。李建成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利用太子地位，积极扩大实力培养威信；二是挖秦王的墙脚，对秦王的幕僚能拉则拉，不能拉就铲除。务必把秦王府的一班人予以瓦解，使秦王成为一个光杆司令，然后除而去之。
武德七年（624年）初，齐王元吉劝建成除掉李世民，说他愿亲手为大哥杀死秦王。一天，李世民跟随唐高祖来到齐王府中，元吉让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寝室里，想刺杀李世民。但此时李建成还下不了狠心，于是，阻止了元吉。事后元吉生气地说：我是为兄打算，对我有何关系！建成也有点后悔。于是擅募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分屯东宫的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又募突厥兵三百骑，纳于宫中。不料事机不密，为高祖所知，对建成深加谴责，但建成并未因此罢手，反而狠下一条心干到底。一天，唐高祖要去仁智宫，带世民、元吉同往，让建成留守长安。行前建成唆使元吉伺机对世民下手，说安危之计，便在今岁。由于有人告发建成企图杀死李世民，发动兵变，李渊大怒，以他事为由，手诏召建成到仁智宫。建成硬着头皮到仁智宫向高祖叩头谢罪，痛哭流涕，扑倒在地，几乎气绝。高祖怒气不消，命人将他看管起来，几乎要废掉他的太子地位。后来由于妃嫔及部分朝臣的劝阻，才了此公案。
在东宫、秦府相斗的紧锣密鼓声中，又连续发生了谋害世民的事件。有一次太子、秦王、齐王跟随李渊在城南打猎，他命三兄弟驰射角胜，建成故意把一匹貌似肥壮却喜尥蹶子的马授于世民骑射，结果此马连蹶三次，但世民每次都机智地跳离马背，免于遇难。事后他对宇文士及说：他想用这法子摔死我，生死有命，怎能伤害得了我呢？建成听到此话，暗中叫唐高祖的妃嫔向高祖说：秦王说他有天命，正要为天下王，怎会摔死呢？李渊大怒，甚至当着建成、元吉的面呵斥世民：天子自有天命，不是聪明就可以得到的，你为什么急于求得王位呢？李世民免冠顿首，有口难辩。后来建成将毒药放在酒中，召世民夜饮，他刚喝下几口酒，便觉胸中疼痛，口吐鲜血，淮南王李神通忙将他扶回秦王府。唐高祖感觉到这三兄弟实再无法相容，要将李世民调任洛阳，将他们分开。建成、元吉担心李世民到洛阳后，力量一大，后果不堪设想，便暗中叫人上书反对，高祖收回成命。
李世民喝酒中毒以后，李建成骑虎难下，非尽快除掉李世民不可。他们借妃嫔之口，终日在李渊耳边说李世民的坏话，李元吉又当面向其父请求杀掉李世民。高祖说他立有大功，又罪状不明，无法宣示天下，终于未下手。
建成、元吉又用重金收买，以至排挤秦王府中的官员。首先在尉迟敬德身上打主意，又是向他致书，又是赠以金银器物，妄图收买，不料尉迟敬德不纳其贿，以至几乎送命。接着程知节被调任康州刺史，他借故不去上任；房玄龄、杜如晦也接到外调的命令，下令和世民脱离隶属关系，不许再行往来。
就在李世民处于劣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张公谨等都一致认为：情势危急，祸在眉睫，只有先发制人，没有任何犹豫的余地了。这时秦王却叹气说：骨肉相残，古今大恶。他虽然知道祸在旦夕，也要等建成动手后再反击，而显得出师有名。尉迟敬德却不以为然，说：时至今日，你对此事还有顾虑，是不明智的；灾祸临头，犹豫不决，是缺乏勇气啊！世民还想占卦问问吉凶，张公谨把龟壳丢在地下气愤地说：对于无法决定的事情，用占卦的方法来决定，现在的事是非干不可了，占卦又有何用！假若占卦后不吉利，又该怎么办呢？这才作出宫廷政变的决定。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三，李世民密奏李建成、李元吉和后宫嫔妃有不正当关系，并说两人要杀他，李渊听了，为之愕然，答应明日召建成、元吉查问。
六月四日一早，世民和长孙无忌等在皇宫北门的玄武门埋下伏兵，乘建成、元吉朝参的机会杀害二人。这天早上，兄弟俩行至临湖殿时，觉得情况异常，掉转马头便跑。世民从后面呼唤二人，元吉回头张弓即射，但三次都没有把弓拉满，所发的箭达不到射程。这时世民已经射杀建成。尉迟敬德等数十骑赶来，又射中元吉落马，但伤势不重。世民的马却失去了控制，奔入丛林，被树枝所阻，坠下马来。元吉夺弓，想掐死世民，尉迟敬德大喝一声，跃马而至，元吉慌忙释手，向武德殿逃去，敬德拍马追射，一箭了结元吉的性命。东宫和齐王的将官听说有变，建成手下的将领冯翊、薛万彻等率东宫与齐王府精兵二千人攻打玄武门，张公谨闭门拒之，不得入，薛万彻鼓噪欲攻秦王府，秦府将士大惧，在这关键时刻，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级出来示众，东宫、齐王府兵方才散去。
正当玄武门决斗的时候，李渊却全无所知，正泛舟海池，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身盔甲，手持长矛，直奔李渊身旁。李渊看到这番景象，大惊失色地问：今日何人作乱，卿为何来此？敬德回答说：秦王因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派臣入宫宿卫。大臣萧、陈叔达也说：太原起义，建成、元吉没有参加谋议；平定天下，他们又少功劳，又忌妒秦王功高望重，阴谋杀害。如今已被秦王杀死，秦王功盖天下，万众归心，陛下立他为太子，托付他国家大事，天下便平安无事了。李渊也只好顺水推舟地说：这正符合我的心愿。因此他立即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军国大事一律由世民处理。不久，李渊指示宰臣：朕应该再升’一等‘，加位太上皇。这是光荣退位的宣示，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唐高祖让位给太子李世民，是为唐太宗，次年（627年）改元贞观。秦王李世民经过杀兄杀弟，逼父让位，当上了皇帝。不过他确实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人，在他和臣子们的苦心经营下，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太平盛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第五节 薄赋轻徭爱国乐民
唐太宗登上帝位的头几年，由于连年战争的破坏，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经济一片萧条，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到处都是残破的景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使人民安居乐业，唐朝长治久安，唐太宗兢兢业业，励精图治，把做一个爱国之君、乐民之君作为孜孜以求的理想。
唐太宗亲眼看到隋炀帝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结果弄得民不聊生，率土分崩。所以他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好比是水，国君好比是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所以他能时常想到老百姓的痛苦。针对战乱之后国家经济凋敝，民心不安的局势，他首先把存百姓、与民休息作为治国之本。推行均田制，奖励生产；坚持少兴土木和减轻赋徭的政策。此外，还注意做些直接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好事。如遇到自然灾害，他命令抚恤、收养灾民；用大量金钱赎回战乱时流寓外国或被外族掳去的百万难民；释放宫女三千余人，任其出嫁等等，这些措施既安定了民心，同时又发展了生产，使唐朝出现了空前的昌盛局面。
贞观二年（628年），京师大旱，蝗虫遍地。一天，唐太宗走到郊外视察禾苗，见到遍地蝗虫，心中十分不安，捉住几只蝗虫，对着蝗虫进行诅咒：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我一人身上，你若有灵，应当吞食我的心，不要伤害百姓。说着，就要吞食手中的蝗虫，左右大臣急忙劝阻道：陛下，这种秽物吞下去会生病的，不可以吃。他却说：我只盼望移灾到我身上，还担心什么疾病呢！说罢将蝗虫吞下。皇帝吃蝗虫，确实不可思议。但他心中时常想着百姓，为人民办得好事真不少。当年关中大旱，还发生了卖儿鬻女的事情，太宗知道后，立即派遣杜淹出去巡检，还命令将府库中的金银拿出来赎回他们，还给他们的父母。
贞观五年（631年）正月里的一天，朝廷里的有关部门向唐太宗报告说：皇太子已经成年，可以举行冠礼了。二月里是最吉祥的日子，请求多派宫员充当仪仗队。冠礼是古代贵族男子成年时举行的戴帽仪式。为太子举行这种冠礼仪式比较隆重，要花费不少人力财力。唐太宗对有关人员说：二月里东方农事正忙，还是改到十月农闲时好。可少傅王提出意见说：阴阳书上说的，二月最为吉利，还是二月里举行好。唐太宗仍然不同意，他说道：吉凶在人不在天，如果一味依靠阴阳历数，不去实行礼义，能够吉利吗？按公正的道义去做，自然会有好事出现。不误农时是最要紧的事，千万不能失掉农时啊！
从吃蝗虫到不误农时，说明唐太宗的心里时常想着百姓。
轻徭薄赋也是安国乐民的一项措施。一次，他和大臣们一起讨论如何制止盗贼出现，有人主张严刑峻法。他笑了起来说：人民之所以为盗，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得无厌，致使百姓饥寒交迫，不暇顾及廉耻的缘故。只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清廉官吏，使人民衣食有余，自然就不做盗贼了，还哪里用得着重刑！他又说：帝王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侵夺百姓而奉养帝王，好像割自己的肉充饥，肚子饱了身子却完了，帝王富了国家却完了。所以国君的患难，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本身。如果国君的欲望强烈，浪费就要巨大。浪费浩繁，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人民就要愁苦；人民愁苦，国家就要危险，国家危险，国君就要灭亡了。一语道出了国家灭亡的罪过不在人民，而在统治者本人，此话出自一个封建帝王之口，真是难能可贵。
贞观初期，唐太宗能够顺民心，求稳定，君臣一心，治理国家，使连续三年的天灾不致成为大害。贞观四年，农业获得好收成，灾区逃荒的百姓纷纷回到自己的家园，米价大跌，每斗米仅四、五钱，社会安定，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节 以古为镜居安思危
唐太宗有句名言，叫作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是他重视以史为鉴的经验总结。就是要吸取历史上封建王朝兴替的经验教训，对照自己，励精图治，君臣一心，共成政道。
唐太宗强调以史为鉴，不仅收到了警钟长呜的效果，而且有时候简直是立竿见影。贞观元年（627年），他想营造一座宫殿，木材石料都准备好了，这时突然想到秦始皇因广营宫室而引起天下怨恨，民众竞相反叛的情景，于是借鉴秦朝历史而终止修建。前赵刘聪打算给刘皇后兴建凰仪殿，廷尉陈元达谏阻，聪大怒，下令杀陈元达，这时刘皇后手疏苦谏，言辞甚切，聪遂怒解而甚羞愧。太宗世民于贞观十六年（624年）在蓝田买了木料，将要建造一座宫殿，恰好这时他读到《刘聪传》中的上述故事，于是遥想刘聪的故事，取消了重新建造宫殿的打算。这两件事说明，历史对世民奢侈浪掷的抑制作用，与张玄素谏修乾阳殿的回天之力有异曲同功之妙。
张玄素谏修乾阳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贞观四年（630年），粮食丰收，米价大跌，社会比较安定，颂扬之声渐多。这年六月，唐太宗下令调集士兵去修建洛阳的乾阳殿，准备到洛阳巡视。诏令刚刚发出，从侍御史提升为给事中的张玄素便上书劝谏说：如今百姓在乱离之后，财力凋敝，生计未安，三、五年间恐难恢复，陛下怎能去营建尚未巡幸的洛阳宫殿呢？臣曾见隋室大造宫殿时，大木头从豫章（今江西省地区）采来，两千人才运一根木头，车轮用铁皮包着，走一二里路就被磨破，另有数百人带着铁皮轮跟在后面替换，一天走不到二三十里，一根木头约要用数万民工方能运到洛阳，其余开支更不计其数。陛下如今国力远不如隋朝，要驱使满身伤痕的百姓去干当年隋朝所以灭亡之事，这不是比隋炀帝还不如吗？唐太宗读到他不如隋炀帝的话，大为恼火，把张玄素叫来质问：你说我不如隋炀帝，和夏桀、殷纣比较如何？张玄素回答说：如果动工修这个乾阳殿，也一定会天下大乱的。李世民听到一个乱字，不禁惊了一身冷汗。他深知隋炀帝无休止地劳役百姓，终于自取灭亡。于是他对大臣们说：我想得不够成熟，没有想到会引起这样严重的后果。张玄素说得对，所有工程一律停止。以后到洛阳即或露宿，也无不可。他不但下诏取消修建洛阳宫，还赐给张玄素彩帛一百匹。事后魏征赞叹说：张公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广博。但主要还是隋炀帝的灭亡给唐太宗敲响了警钟。
隋炀帝有一个嗜好就是巡游。他在位的十三年中，留住在京都的时间非常有限，经常携带着数十万军队，大批官员，后妃公主，僧尼道士，时南时北，四处巡游，所经之处，沿途数百里内都要供给洒肉，弄得是家家鸡犬不宁。这个情况，唐太宗也曾耳闻目睹，知道隋炀帝好讲排场，夸耀自己，这也是他亡国的一个原因。所以他在位的二十三年中，除掉一些特殊情况外，他的活动大都在长安和洛阳一带。
贞观六年（632年），一些大臣见到唐王朝的国力一天天强大，天下太平，认为应该率领百官封告泰山。唐太宗说：你们都认为祭泰山是帝王盛事，我以为不然。如果天下安定，家给人足，虽不祭泰山，有何不可！秦始皇封祭过泰山，汉文帝却没有封祭泰山，后代人会说汉文帝没有秦始皇贤明吗？而且祭祀天地，表示诚敬就够了，何必一定要登上泰山才算虔诚呢！但是大臣们又不断上书请求唐太宗封禅，终于打动了唐太宗的虚荣心，当他打算批准封禅之事时，一位铁面无私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出来反对了，他就是魏征。这下唐太宗不高兴了，他质问魏征说：你不让我封禅，是我的功业不够高吗？回答说够高了！对人民的仁德不厚吗？够厚了！那是中国还未安定吗？安定了！四夷还未降服吗？服了！是年谷还不丰盛吗？丰盛了！那是吉祥的符端还未出现吗？出现了！唐太宗奇怪了，便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去封禅呢？魏征说：陛下的功劳虽高，但百姓受到的恩惠还不够多；仁德虽厚，但恩泽还没有遍及所有的人；天下虽已太平，但财力还不够充裕；粮食虽说丰收，但库存还很空虚，怎么能向天地报告功业呢？况且自隋朝大乱以来，户口还没有恢复，仓库也不够充实。而陛下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不是现在的国力所能承受得了的。这就好像一个人得了十几年重病，现在虽然痊愈，但身体还比较虚弱，如果不注意调养，让他去承受力不胜任的事情，那后果将会怎样呢？而且如今从伊水和洛河以东，直到大海，人烟稀少，满目荆棘，所以现在举行封禅大典，是崇虚名而受实害，时机还不成熟啊！魏征的一席话，顿时使唐太宗清醒过来，他记起了隋炀帝家破人亡的惨痛教训，这个下决心不走隋炀帝老路的帝王，终于取消了封禅的念头，直到贞观二十三年他病逝时，也没有去泰山封禅。
唐太宗以古为镜，主要是以亡隋为鉴。因为一个统一寰宇，兵锐甲强的隋帝国，仅仅历时三十余年就突然之间覆灭了，这个历史教训太深刻了，值得令人深思。正是隋末农民起义的沉重一击，使他思想上怕字当头，才把过去亡国破家的历史当作警钟，经常对自己敲撞。困而居安思危、安不忘危就成了贞观年间君臣的座右铭。
第七节 知人善任求贤若渴
李世民的知人善任是促进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王船山在《读通鉴论》卷二十中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高度评价了贞观时期人才济济的盛况。贞观能臣为贞观之治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其中唐太宗的卓越人才观与用人政策起了重大的作用。
唐太宗在用人上，尽量摆脱门第、地域和亲疏关系等观念的局限。不论亲疏，不问新故，唯才是举，有功则赏。魏征原是太子的谋士，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的骁将，马周原是漂泊新丰的流浪者，李世民皆能用之而不疑，故能得其死力。他的大臣们，除有秦府旧臣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外，还有出身农民起义的将领，如徐世、秦叔宝、程咬金等；有原为其政敌的部下，如魏征、王、薛万彻等；有隋末遗臣如李靖、虞世南、戴胄、屈突通等；还有不少兄弟民族的将领如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何力等；还有出身奴隶的将领如钱九陇、马三宝等，由于他用人不计较恩怨和贵贱，只要效忠于他，一律推诚相待，加以重用，并且能够使他们各尽所长。因此，贞观一朝出现了多士盈廷的盛况。
李世民即位时，唐朝政府中的官员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武德末年，实际上形成了三个政治派别。一个是李渊的一派，一个是李世民自己的一派，一个是李建成的一派。
李渊的一派，有太原起兵时的一批武人，更多的是隋朝的高级官吏和他们的皇亲国戚。他们都已经高官厚禄，享受着新王朝的荣华富贵。现在，他们又依仗着太上皇的权位，静待新皇帝对他们的尊崇。
李世民自己有一批文臣武将。他们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在玄武门之变中出谋划策，担风冒险。他们是李世民的亲信。如今李世民当了皇帝，一人成佛，鸡犬升天，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瞪着眼睛期待着李世民赏给的高官厚禄。
李建成的一派原是李世民誓不两立的仇敌。他们曾和李世民集团做过殊死的斗争，如今他们失败了。他们心怀疑惧，深恐新皇帝对他们进行报复。
摆在新皇帝唐太宗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如何使父党心安理得？如何控制亲信的权欲？如何消除敌党的疑惧？即要防止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又要树立皇帝的威信。
李世民登上皇位后，首先公布了一份功臣名单。这个名单共四十三人，为首的就是太上皇的心腹裴寂。原秦王府的要员纷纷上榜，太上皇的信臣多数也包括在内，于是皆大欢喜。对于成千上百的建成党羽，李世民都把他们收为自己的部属，开诚布公，化敌为友。其中被历代史家传为美谈的是用昔日的仇敌魏征。魏征早年落魄，隋末风云变幻，曾数易其主，后为建成收用，献过早除秦王的秘策。玄武门之变，魏征成为阶下之囚。一日，唐太宗很气愤地问他说：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征毫不畏惧地回答说：先太子早听我的话，必无今日之祸！唐太宗见他临危不惧，又深知他的才干和为人，训斥之后，反而赞赏他的才华，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不久又命他巡视东方，并给他自行处理事务的权力。时常召他入宫询问国家大事和治国之道，像这样落落大度，不报私怨，出于公心的封建帝王是极为罕见的。魏征也看出唐太宗决心当个明君，便也竭尽全力，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辅佐唐太宗治理国家。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举行赏月夜宴，乘酒意酣畅，面对群臣得意洋洋地说：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
李世民还非常重视选贤任能。他专门颁布的求贤诏书，就有五次之多，还督促大臣们广开耳目，求访贤哲；自己更是处处留心，四处搜求，一旦发现，便破格提拔任用。
在这方面曾发生过戏剧性的事迹，发现和重用马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了一道诏书，要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疏，议论朝政的得失，献谋献策。他对每一份奏疏都详细阅读。一天，他读到中郎将常何的奏疏时，忽然拍案叫绝，连声称赞。常何奏疏中所陈述的二十余件事，件件合情合理，极合唐太宗的心意。他想重重的奖赏一番，但又一细想，常何是武将，带兵打仗还行，恐怕写不出这么精彩的奏章。于是，将常何叫来询问，果然奏章不是他所写，而是寄居在他家的宾客马周代写。常何说马周是个穷书生，博州茌平人，流落到京城，寄住他家。见他为写奏章的事愁眉苦脸。半天也写不出几个字，便自告奋勇，欣然提笔，写下这份奏疏。唐太宗一听，高兴万分，即刻传令马周进宫，没有来到之前，曾四次派遣使者催促。马周入宫拜见唐太宗后，两人谈得十分欢洽，唐太宗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当即赐马周在门下省任职，后又授监察御史之职。并且赏常何推荐之功，赐常何帛三百段。唐太宗对马周终生信任，他上的奏章都能得到唐太宗的赞赏。贞观十二年（638年）任马周为中书舍人，十五年（641年），迁治书侍御史，后又拜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644年），迁中书令，仍兼太子右庶子。唐太宗曾对臣下说：我与马周，暂不见便思之。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马周得了糖尿病，唐太宗不断派御医为其诊治，有时还亲自为他调药，马周死后，太宗为之举哀。唐代诗人李贺在《致酒行》一诗中写道：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可见唐太宗慧眼识马周的故事，在唐时已广为流传。
李世民一生强调诚信二字，君臣之间能够以诚相待。魏征就是在他诚信的感召下，尽忠尽职。尉迟敬德曾几次救李世民于危难之中，也是他以诚待人收到的显著效果。尉迟敬德原来是刘武周的骁将，与寻相等人降于世民，不久寻相等又叛唐而去，唐将屈突通等人把敬德囚于军中，主张加以杀害。世民知道敬德如果打算叛逃，不会在寻相等之后，相信他必无二心，因下令军中释放了他，并引入卧内，赐以金宝。就在同一天，世民被王世充的部将单雄信所围，异常危急，尉迟敬德奋勇出击，刺雄坠马，把世民救出敌围，并大败王世充军。后来，在玄武门事件中，又从齐王元吉手下救出世民。
孔子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你要臣子效忠，就要对臣子尊重。李世民在这方面也是加意留心的。例如李纲是李渊时的重臣，李世民特加敬重。李纲有脚疾，行动不便，李世民特赐轿子一顶。每逢上朝，命他乘坐轿子到阁前下轿入座。大臣有病常常亲自到他们家里问候。李晚年得了暴病，验方上说须服用须灰方可治疗，世民知道后乃自剪须，为其和药。李被感动得顿首见血，泣以恳谢。大臣病故，或亲临痛哭，或设灵致祭，或登高眺望灵柩出城。这确实在历代帝王身上是太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