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经营的第一潜规则就是利用官方资源，获得垄断利润。远的如闻名遐迩的商帮中的晋商和徽商是靠垄断盐业来迅速壮大、称霸一方的。就是当下的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也都是如此。就以书业为例，每一个省效益最好的出版社都是教育出版社和少儿出版社。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们垄断了中小学教材、教辅这块资源。就是再精明、再能干的出版商也无法与他们竞争。
从国际大公司的成长来讲，以下三种因素可以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种是企业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比如微软公司的WINDOWS视窗、英特尔公司的芯片技术。第二种是靠品牌，比如宝洁、耐克，这些品牌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的知名度。第三种是供应链，比如安利、戴尔、沃尔玛，他们有自己的营销网络，没有太多核心技术，网络为王。
改革开放以来，就中国已经成长起来的企业来说，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垄断和资源发展起来的。中国500强的前50强，几乎全部是垄断性企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工商银行、中国移动等等。要么是政策垄断，要么是资源垄断。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垄断，是政府资源。
在中国商人的生意经中，利用人脉关系最经典的方式就是官商结合。官商结合是中国传统商人经营智慧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传统社会长期是一种专制的官僚社会，政府机构控制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商人如果拥有这个资源就可以取得高额利润，官员就利用这些资源向社会寻租。于是就形成了官商结合。这种官商结合的结果成了中国商人智慧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将这种智慧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是胡雪岩。
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可谓深谙人际关系之奥秘、为人处世之招术的老手。其商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此。
胡雪岩虽祖籍安徽绩溪，但从小就在杭州当学徒就业，深受浙江文化和生意场上浙江人的影响。此人才智过人，极其聪明能干，在商界活动中，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脑筋快，手腕活，腿脚勤，脸上总是挂着微笑，非常讨人喜欢。
由于胡雪岩早年曾生活在社会底层，熟知各种营私舞弊、拍马钻营的套路，更深知“世界上的事是人办成的”的道理，善于利用“利益机制”调动人的积积极性。每办一件事，从起步时起，他便把“利益”二字与每一个办事的人挂起钩来，设法使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有所得，以便牢牢地抓住人心，听其指挥。因此，他口碑颇好，人缘极佳。
他深知中国封建社会“官”的重要意义，离了“官”什么也办不成。胸怀大志的他为了攀上“官”这座大山，不惜以自己失业为代价，冒险挪用钱庄500两银子资助一位穷愁潦倒的冗吏王有龄升了官，遂与之成莫逆之交。王有龄进入官场后，官运亨通，连连高升，权势日隆。胡雪岩便利用王的权势，另立门户开设“阜康钱庄”。从此以金融业为中心，周旋于官府、帮会和洋商买办之间，极尽投靠、勾结、拉拢、网络和收买之能事，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并利用这个关系网大肆进行各种合法的、非法的经营活动。他工于心计，精于谋划，手段高明，处事圆滑，在生意场上以极其精细的连环计，进行大规模垄断性经营，屡屡得手。除做蚕丝、茶叶生意之外，还帮清政府大举洋债进口军火，这些大买卖使银钞流水般地涌进自己的钱庄。短短十年，家财暴增至亿万，富可敌国。阜康分号遍及江南数十个省市，并有十多家药店、当铺。发迹后，胡老板不忘与“官”亲上加亲，捐官至二品，顶戴花翎，显赫一时，人称“红顶商人”。
胡雪岩官商相通，以“糖衣炮弹”将一班贪官污吏伺候得舒舒服服。他善于摸透官吏们的性格、爱好，投其所好，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手段和办法，使那帮官老爷们在胡老板面前服服帖帖，心甘情愿或不得不听候“调用”。
太平军攻破杭州后，王有龄死去，胡雪岩失去了官府靠山，经仔细权衡，他把目光投向了炙手可热的一品大员左宗棠。左宗棠当时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帅，官衔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钦命督办浙江军务”。这是位权势显赫的社稷重臣。对于以杭州为中心开展商务活动的胡雪岩来说，离了左大帅是万万不能的。可是左宗棠这位湖南蛮子，为人正直，办事公正，清正廉洁。最棘手的是当时已有人向左密告胡雪岩贪赃枉法，“生活起居，俨如王侯”，左宗棠正准备拿他开刀。形势显然是大大不利于胡雪岩的，但胡并不惊慌，他先是将左宗棠的脾气性格摸得一清二楚，然后精心设计求见左的方案，主动拜见左宗棠。他没有搬用过去惯用的行贿个人的手段，而是将大量钱财用于战后拯救，帮助左大帅解决他最关心的问题。胡雪岩当面向左宗棠“捐献一万石米”。而时值兵燹之后，哀鸿遍野，军粮都难以保证，突然间一万担米从天而降，救民于水火，这怎能不使以“廉正奉公，爱民如子”为标榜的左宗棠惊喜而激动呢？左宗棠连连夸赞胡雪岩“满朝朱紫，没有一个如老兄有见识”。胡老板巧施计谋，不但躲过了左的惩办，反而被左委任为军需采购大臣。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浙江人的精明老道。
之后，胡雪岩与左宗棠的关系日益变得密切。左宗棠办洋务、开工厂、购军火，几乎都由胡雪岩出面。左宗棠西征沙俄，胡雪岩帮他筹措军需，实际成了西征军的总后勤。十几年间，胡为西征军采购军需物资共达2600多万两白银，其中大部分是西洋军火。大批军用物资和军饷款项源源不断地及时送到了甘肃、新疆诸地，免除了左宗棠的后顾之忧。西征胜利，左大帅的军功章上，有他的一半，也有胡老板的一半。左宗棠在给大清皇帝的奏折中称：胡光墉（胡雪岩学名光墉）虽然没有上前线，但比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功劳还大。于是皇帝钦赐胡雪岩着黄马褂（黄色为皇家象征，黄马褂是钦差大臣衣着）。作为商人的胡雪岩极尽封建王朝殊荣。
胡雪岩的经商之道是机智的人际关系之道。他八面玲珑投人所好的处世之术使其在理性淡薄的中国官场、商场上大行其道。胡雪岩不在了，但从今天的浙江人身上仍可看到擅长交际的传统。
现在，中国几乎所有优秀的企业家都是在计划与市场双轨制下产生的。我将目前相当一批正在台面上呼风唤雨的企业家称之为“市场政治家”。
官商结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商人有钱了往官僚中挤。本来，明以前，中国从职业来进行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商在最后。但是明中叶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商”，已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弃儒从商，在一些商帮崛起的地方，似乎成了普遍的趋势。而这一点又以徽商为最著。有了钱以后买个官或者供子女入仕。这是因为明清时期，商人的成功对士人是极大的诱惑，明清的捐纳制度又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路。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举人298名；清代单歙县就有进士296人，状元5人，榜眼2人，探花8人。一些商人在致富后弃贾业入仕途、捐纳为官。
第二就是官僚既官且商，就是所谓的“官倒”。中国古代历史上官营和专卖长期存在。汉武帝时任用大理财家桑弘羊和大盐商出身的东郭咸阳，并于元狩三年实行盐铁官营。所谓盐铁官营，在盐方面是“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盐，官与牢盆”。就是招募平民自备生活费用和生产费用，由政府供给主要的生产工具——熬盐锅，煮成的盐按官定工价全部卖给官府。在铁方面，则是由罚做苦工的罪人和轮流服役的民夫在官吏的指挥和监督下来从事生产和运销。当然，还有一部分能工巧匠做技术指导。生产铁器全归官府。盐铁由官府所设置的盐铁官来负责运销和专卖，严禁私煮盐和私铸铁。以后历代对此进行了发展，专卖产品还涉及酒、茶、丝、香料、珠宝等物资。
第三就是官与商资源共享，商人与官僚靠近，取得暴利，在这个过程中官僚向商人寻租。比如，徽商的“贾而好儒”直接攀援封建政治势力，与封建宗族势力结合，把“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作为“亢吾宗”、“大吾门”的手段。对待各级官吏，更要“是官当敬，凡长宜尊”，适当的感情投资，自然会赢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有眼光的商人，总是同政府各部门竭力合作，行商“告引”，坐贾“占籍”。他们甚至千方百计地巴结官吏和权贵，凭借官府的势力享受专卖权以及减税、免税等优惠。西汉时著名的富商卓氏，便是取得了当时的权臣邓通的支持，获得蜀地开矿铸钱的特权，由此发家。可以肯定，自商业产生之日起，官商相通，钱权结合便是中国商人的一大特色，当然也是被社会诟病的一大恶疾。
如何与“官”搞好关系，成为一个中国企业家是否具有智慧的标尺。搞得沸沸扬扬的厦门赖昌星作为中国沿海走私案中的一个枭雄人物，因为贿官走红，也因为贿官而出走。他带出了一大批贪官。河北孙大午，作为中国内地最朴实的农民企业家，是否因为贾而“忌官”而四面树敌。如果说，长虹倪润峰，华晨仰融，作为近几年在剪不清理还乱的官商关系中落马的企业家代表，因亦官亦商，政企不分而导致事业功败垂成，那么海尔张瑞敏、联想柳传志，作为叱咤中国商界十多年而毫不褪色的榜样人物，是否因为贾而好儒，崇政崇文得法，而给我们留下可资借鉴的成功范式呢？
刘伯山教授给清华研究生院总裁班的学员们绘声绘色地讲述官商之道：官商结合，有福有祸；儒商兼取，有得有失。有人认为：未来中国商人，不关心社会政治，不兼修中西文化，既不可能有大的跨越，也不可能有长远的发展。但TCL总裁李东生却在一次企业家年会上，提醒企业家们不要步入社会舞台的中央。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说商人所学，有儒学西学之分。官商结合，有为志为用之别，但亦贾亦儒之路总是迷雾重重，商人从政之道，更是难说路在何方。
在中国地域商人中，京商是以官商著称的。
在当前大众心目中，北京商人无商不“官”；上海商人无商不精。北京作为中国数代皇朝京都，天子脚下官员多、倒爷多、学府多、信息多。以权经商、官商结合似乎是天然产物，商人亦贾亦官自不必说，亦贾亦儒也恐怕不是古代徽商及浙商所能相提并论。上海则是近代一百多年来西方经济文化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中西杂合之地，洋人多、私利多、买办多、契约多。西洋文化熏陶下的上海商人，儒家文化置之脑后是理所当然，有关国家政治更是漠不关心。广东商人自古远离中原正统文明影响，靠海为生。地处祖国南大门，故华侨多、商人多。科举取仕不易，商人想关心政治更是高攀不上。
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这是中国商人的普遍性格。
中国商人关心政治是闻名于世的。我曾经有过一段在企业工作的经历，这个企业是一个当时与郑州亚细亚商场有着同等知名度的企业。每天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进行对比分析，比如某某领导人出镜的时间多了，对某某事情的称呼改变了。从对政治的分析中看出政策的走向。这种分析还真是屡试不爽。
外国人到中国，印象最深的往往是中国人“说政治”的热情。坐在出租车上，不管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司机都会主动与你搭话，而话匣子一打开，就只有你听的份，插不上一点话。从国家领导人到下岗职工，从公开报道到小道消息，从国家大事到家长里短，他都能天马行空侃侃而谈。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幕后故事，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政治笑话，不知道来自何方圣贤的政治绯闻，再加上口若悬河的表达，你不得不点头称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中国商人的近官，导致了中国商人的政治情结。
北京商人看外地人都是下级，上海商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北京商人见领导见多了，自己仿佛就成了领导。
“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是一句流传甚广的新民谣。作为既是全国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文化中心，还有全国信息中心等各种各样中心的首善之区，这里高官云集。北京商人，长期生活在共和国的心脏、生活在国家权力中心周围，自然天然地具有一种“中心感”，思考问题主动地以全国为视野，那份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自信和见多识广的大气常常令外地人自愧不如。
其实，热心于说政治，对北京商人来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话剧《茶馆》中常四爷就因议论时政而入狱，王掌柜也不断地提醒茶客“莫谈国事”。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四五运动，一个个的运动都从北京开始。再加上北京大学这所国子监里的“监生”们在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尽情表演，影响着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国政治的晴雨表的水银柱，使生活在北京城的人们，目睹着潮来潮去、城头变幻。
北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的风吹草动息息相关。而这一切都在北京商人的视野之内，耳闻目睹，北京商人自然融入政治的热浪中，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政治生活中，将自己的才智毫无保留地倾洒在政治之上。
有人说，每一个北京商人都具有“皇城根儿”意识。北京商人不是小市民，而是大国民。生儿育女，一日三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太俗气，没出息。为几个小钱，整天奔波，北京商人看不上。他们总是沉醉在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之中——作为天子脚下臣民的自豪与骄傲。北京商人不会满足于两耳不闻窗外事、关起大门过好自己小日子的生活，他们认为，作为“首都人”，关心政治是天经地义，尽管政治的一动一静不一定直接影响自己的命运。
北京商人身上背负着几千年中国的政治文明，他们具有非常强烈的正统感。这种“正统感”主要表现在自觉地扮演着中华文化传统的传人角色，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忧患意识，严肃而认真地关注民族前途以及文明走向，努力使传统中的积极因素薪火相传。这种理想主义使北京商人人格中具备了令人钦佩的精神力量，那就是信念。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大潮在中国涌动，经济比政治更引起人们的兴趣。北京的首位度因为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崛起受到了冲击。后者更吸引人们的眼球。于是北京商人担心起来，自元朝开始培养起来的北京商人的独尊地位会不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全国人民也在担心，面对着广州、深圳、上海市民越来越饱满的腰包，面对香港的回归，北京商人的自尊是否经受得了？
现在看来，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北京商人的钱包也不瘪。北京商人赚钱还可以与政治结合起来，这在过去叫官倒，在现在叫政治优势。真正有钱的人在北京。北京的学者周游一遍全国，讲讲经济形势，就有大把大把的银两可进。一个讲座少则三千五千，多则三万五万。北京商人发现，政治不仅仅是政治，政治是可以来钱的。
同时，北京商人也发现，人不仅仅是生活在物质中，更重要的是生活在精神中。理想的追求让北京商人的精神世界永远是晴空万里。北京商人相信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有这样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商人，80年代留美，90年代初归国，在一跨国公司任高职，月薪以数十万计。但是他总是高兴不起来，他整天处在莫名的煎熬之中。他每做成一笔生意，就意味着他替美国人在中国赚了一笔钱，剥削了一次本是同胞的中国人，他最终辞去该职，到中国人的公司就职。对此，广东人则嗤之以鼻，该干吗干吗！你管钱是从哪来的，只要自己钱包的钱越来越多就行了。
有这样一个北京的经济学人，在1992年10月12日的晚上，跳楼自杀了。死前，在自己手头的一本《求是》杂志的空白处，写下了“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八个大字。他就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解万英。
信念大于天，当然大于生命。这就是中国商人。著名经济评论家吴晓波先生写过一本书名为《被夸大的使命》，讲的就是中国企业家的职责担当背得太重了。
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关心完全不是出于利益，而是出于兴趣。他们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发财，而是像吃饭睡觉一样，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政治热情更纯粹，他们的政治洞察力更敏感。尽管普通百姓没有权力，但他们敢于把自己的想法发表出来。美联社的记者们能从北京出租汽车司机那里得到启发。这是北京商人的政治热情。
北京商人在外地人面前有一种优越感，敢吹。比如你所在的单位，处长在科长面前，总是口才极好，地下的全知道天上的知道一半。而处长在厅长面前则结结巴巴，一副学生的模样。北京商人在全国人民面前，就像处长在科长面前一样，口才一直都是非常的好。
一天，一个商人见到他的朋友就说：“你知道我昨天跟谁吃饭了吗？同同呀！同同是谁你知道吗？是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呀！”
朋友说，吃饭了又怎么？你们俩关系好吗？他给你名片了吗？
这个人说：“嘿，我跟他铁哥们还用名片吗？哪天有什么事叫他帮忙我给你约约。”
后来大家才弄清楚，是若干天前，陈小同也在这个酒店里吃过饭——只不过还是从服务员那里打听到的。京城里名人多，隔三差五远远地见个名人也不算是什么，北京商人的这些爱好就算是在外地人面前展示地缘优越感的一点谈资吧。
北京的人都是“中央的人”，尤其对于新北京来说，不是中直机关，就是高等院所，或者科研单位，中央的某一个政策可能就出自他们之手。即使自己不在这些单位，他（她）们的同学或者朋友与这些单位也有些牵连。因为贴近“中央”，消息的来路自然也就多，也就也更可靠。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不“牛皮哄哄”。在外地人面前自然一个个都是政治家的派头。充满着对政治的热情。经济是实的，假的真不了，而政治则可以玩空手道。尤其是嘴上政治，干脆就玩空手道。
所以，对于很多北京商人来说，无论是居无定所的边缘人，还是为一日三餐忙碌的下岗朋友，只要一开口，一定是国家大事，世界风云。从美国打伊拉克到中央人事变动，北京商人都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而且说得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让人觉得他们不是普普通通的北京商人，而是刚开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央领导，至少也是一个政治局委员的秘书。
北京的政治民谣和政治笑话也特别多，中国的民谣有一半出自北京。什么“会前握握手，会上举举手，会完拍拍手，会后不动手”，什么“一天会议两头玩，四天五天是参观，六天七天算中转，八天九天把家还，回来还得歇一天，凑足十天花万元”。我没有去深究过，如果深究，十有八九出自北京商人之口。
在与北京商人打交道的时候，你就做好思想准备听北京商人的政治演说吧。他们慷慨陈词，说理充分，使用政治话语或引用名人名言娴熟自如，让你不能不佩服他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
你要想政治上有所进步，那就交一个北京朋友吧。北京商人个个都是政治家。
对政治的热情与官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老佛爷”下海，只赚不赔。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官商一直是很兴旺发达的。凡能“大发”的行业大多为官商垄断经营。皇帝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商。人称“老佛爷”的慈禧太后曾经就有过下海经商的历史。
京城前门外有个“万元号”，是鸦片战争时期最早开办经营洋货的商店。所有从外地运进京城的洋货，先送进万元号货仓，由它挑选后再让其他洋行销售，它是北京垄断洋货的货庄。四大恒是开设于东四牌楼的四大银号，在清末京城金融界享有盛名，官私汇兑多由其承担。更使四大恒获利的是它们兼办捐纳这桩极肥的差事。万元号和四大恒都是有背景的商号。外省官吏以进奉之名贿赂慈禧的秘密进奉之物，无法瞒过万元号和四大恒的耳目。慈禧太后常为他们了解自己的“灰色”收入而苦恼。太监李莲英深知主子心意。当探知西城一家山西帮开的老银号泰源停业时，便和慈禧私下商议将这家银号买下来。由于清代家法明令不准皇室经商，便让李莲英出面接收经营这家银号。为了不起眼仍用泰源老号。新开的泰源号本金330万元，其中李莲英仅10万元，其余全归“老佛爷”所有。泰源开业后慈禧召内务府进宫，暗示关照一番。不久，原由四大恒承担的捐纳和宫廷汇兑业务，全由泰源一家银号承办。过了一段时间，“老佛爷”又在前门外廊坊二条开了一家洋货绸缎店，仍以李莲英出面应酬，慈禧起的店名叫泰昌号。“老佛爷”说前号有源，后号必有昌字，这样定会财源滚滚，年年昌盛。
从皇室到小吏，利用手中的权力抓钱，京都一派官商的气氛。官商是自由经济的一大障碍，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缓慢与官商的兴隆密切相关。官商兴旺，民营商业就萎缩。
商业文化学的倡导者、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先生说：“京派新商人一般从传统商人和政府官员中脱颖而出，经商方式比较多地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北京市场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场面却最多。主要是因为北京信息丰富。可以说权力和信息构成了京派的经商特色。”
京派商人不少与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有联系，路子广，信息灵，他们热衷于做大买卖，而且往往能成功。乔泰，京城某大商贸公司的老板，原为某国家机关的处长，后又成为部长秘书，副局级调研员。跟着部长，他走遍了国内外；商界的各类名人、企业家都与他关系非同一般，他也帮他们解决过几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在政治与经济的联姻中，他发现了自己的商业才能。正巧，部里成立了一家商贸公司，他主动请缨，任总经理。刚开始，有人怀疑他从政途到商界是否为明智之举，但一年之后，他的公司便还清了所有贷款，成为一家在京城商界举足轻重的进出口贸易公司了。
一位革命导师说过，经济与政治是一对双胞胎，要不然，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教科书叫“经济学”，而我们的教科书是“政治经济学”呢。看来，中国商人从政界过渡到商界实在是行云流水，转折自如。
但是，权力的转移，如果没有法律的制约或法制不健全，就有可能产生权力进入市场、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从而助长商人的投机心理和行为，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风气。
人们也许对上世纪80年代的“官倒”记忆犹新。当时我所供职的进口公司，一个省的全部进口只能依赖于我们这一个公司。反官倒的时候，只得关门大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