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从现实的角度讲，它的落脚点是为人类解决某一个领域的问题，让人们的生活更智能、更便利。过去一年，赵勇遇到非常多的用户，希望格灵深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来自汽车、司法、能源、制造工厂，甚至政府、反恐安全等各个领域，他也曾与至少20个城市的公安局局长接触过。但在这个过程中赵勇发现，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但一个硬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在很多领域已经存在相关专家，只要开发一个核心模块——聚焦在提供一款最优秀的核心视觉感知技术产品，就可以应用到任何行业。说到底，这个核心就是关注人的一切：他的脸、他的手、他的肢体动作、他的轨迹，他在不同网点之间的行动等。比如可以在银行关注取款的人、银行职员操作的规范性；在学校里关注学生安全；在监狱里关注犯人和警察；在工厂里关注操作人员和生产流程；在医院里关注病人……由于格灵深瞳做的是通用核心模块，不与具体产业竞争，且又是全新的领域，所以几乎没有竞争对手，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这个尖端的模块，成为它的合作伙伴。
即使是面对商业用户，用户体验也同样重要。“我的研究是聚焦在算法和软件上，但我们做的却是一个‘体力活儿’，你要设计一套设备出来，就要考虑电从哪里来，网从哪里来，这套产品最终要交给工人安装，所以我们自己要先变成‘民工’。”在帮购物中心和超市做客流分析系统过程中，赵勇和何搏飞买来梯子和工具，开始了解建筑物的石膏板和轮毂结构，了解大楼里的水电网成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我们距离这个真实的世界还有些遥远，意识到我们设计的产品还很糟糕，意识到我们的产品如果想要设计得有生命力，就要把整个流程都走一遍。”
创业的环境也直接影响了工作专注度，为此赵勇曾经历五次迁徙。刚回中国时，他被投资人安排住在北京核心商务区的高级公寓，那是个“吃一碗面条也要七八十块钱的地方”。他和朋友一起到公寓楼上的“北京亮”吃饭，一顿饭动辄上千块。十几年没在国内生活的赵勇，一度真以为北京的消费水平就这么高。虽然在谷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赵勇认为，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合创业。“那种环境会给我错觉。我是来创业的，就是要来当‘屌丝’。”他也曾得到微软提供的亚洲研究院的一个开放空间，但格灵深瞳的研发涉及硬件，研发过程需要保密，因此赵勇迫切想要搬到民宅。
几个月后，赵勇在北京北部租到了一个普通的四室一厅，并和格灵深瞳第一位同事在客厅里摆了六张办公桌。渐渐，工程师来了，公司有了一个全职员工和八个研究生。但下班后大家都不愿意离开，几个年轻人就挤在婴儿房的上下铺和书房的两张小沙发上休息。人越来越多，赵勇不得不再次搬家。大家继续向北，在一个新小区一口气租下五套房子，一套当办公室，另外四套给大家住。
然而，随着格灵深瞳不断发展，地方又显得局促了。一年内经历了三次搬家，赵勇非常想要找一个能待上两三年的地方，同时为了留住人才，考虑未来的发展，他需要一个适合创业、思考、生活的空间。在谷歌工作过的赵勇，曾一直想象能不能在北京找到一个废旧的厂房，哪怕外面破旧，但里面可以打造成自己的王国。正在此时，真的有人为赵勇找到了一个“理想国”，赵勇去了就欣喜不已：这是个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小型中式园林，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毗邻玉泉山和颐和园，有28亩绿化面积。“这个地方，全面超越了我最狂野的想象。它很大，很安静，又鸟语花香。”
然而，当时格灵深瞳却付不起这个钱。“这时我跟搏飞做了个决定，融资吧！”后来想来，赵勇认为自己的决定“特别值得”。十几个人搬到了这个2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所，除此之外，还有宿舍楼，解决了住房问题，大家就有更多时间专注工作。公司规模也逐渐发展到六七十人。和寸土寸金的中关村5～7平方米的办公空间比，这里人均200平方米。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到湖心的亭子里开会吃饭。格灵深瞳还修建了自己的健身房和电影院，并请白家大宅门的厨师设计自己的专属菜单，不光做中餐还要做西餐，大厨也成了营养师。
一切都在变得更加疯狂。格灵深瞳有了来自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卡内基·梅隆、达特茅斯、布朗、斯坦福等美国名校的学生，也包括国内名校如北大、清华、浙大等的学生。年轻人展示出了很强的能力，很多员工还有工作经验。甚至他们之中有从同类型中规模最大的公司——百度深度研究院跳槽过来的。有些人同时拿到格灵深瞳和百度两家公司的工作邀请，他们中的三分之一会选择格灵深瞳。“初创公司去和百度竞争（人才），有这样的结果，我觉得在中国很难做到。”说到这里，赵勇不无得意。这与他在创业前期的经历大相径庭。
赵勇还记得第一个拿到格灵深瞳邀请的应聘者在联想研究院工作，他对创业公司充满了疑惑，最后也没有选择这里。“我是nobody from nowhere（来自无名之地的无名小卒）。”赵勇出生在陕西，在上海读大学，毕业后就在美国深造，并工作十几年，然后又在北京创业。“那时候我发现说服别人加入创业公司很难。”赵勇一度感到沮丧。他不得不选择去美国招人，因为他发现去美国说服年轻人加入初创公司竟比在国内普通高校招人容易得多。他先是找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博士生，同样也是学生会主席，又在斯坦福大学找到了一个高中时就在微软边工作边念书的美国人。赵勇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名校的学生，越有能力承受风险。“我有个朋友在中国内地一所普通大学当老师，我请他帮忙进校园招人。他就去找就业办公室的老师，没想到老师说，我们学校的学生很优秀，毕业后都会去华为、中兴这样的大公司，创业公司就算了。”后来他有机会到中国做最好的大学演讲，才发现愿意试一试的人很多。“后来我们招的人，四个来自美国，四个来自北京大学，两个来自浙江大学。北大毕业的四个孩子，本身就是创业团队，他们有产品，我看到他们的时候立刻喜欢上了，说服他们加入我们，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为了更好地运作公司，赵勇还让出了CEO的职位。“我是个工程师，去年做CEO，并不是很开心。”赵勇认为，谈业务并不是他最擅长和最感兴趣的事情。他不喜欢被打扰，而喜欢把一件事想得更深。他的伙伴何搏飞在商业方面反应很快，想法又有广度，赵勇就觉得应该由他做CEO。赵勇甚至连CTO也不想做。“我是在建造一个公司，我希望自己不是用一个职位就可以给这个公司带来贡献。所以未来CTO肯定不是我，至少未来两三年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我希望自己可以聚焦在那些更长远的事情上。”赵勇说。
人工智能：苹果熟了
推开由两座石狮蹲守的朱红色大门，眼前是一片平静的湖面，小桥、亭台倒映在湖面，有风吹过，湖面荡起阵阵涟漪。说实话，若不是被一个指纹识别的门禁拦在外面，以及被几个突然入眼的滑板和哈雷摩托轮胎惊到，你几乎会忘记这里是一家科技公司。传统与现代的冲撞在这里是和谐的：中式的屋檐下，一侧墙壁嵌上木质窗棂，一侧墙壁则是欧美彩绘；办公室的苹果电脑前坐了几个忙碌的年轻人，但也有狗亲昵地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
这正是赵勇对人工智能的理解。“我不希望有一天生活变得像科幻电影，没有自然空间，周围所有的事物都是设备和仪器。最美好的技术是，你放眼望去还是满园春色，可是那些细小的瞬间改善了你的生活，它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所以我想做一件事，希望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让人们变得更友好、更安全，让我们的城市更智能化。”
两年中，为了让更多人理解人工智能，赵勇和他的老同事李志飞参加了好几场演讲，回答大学生、行业伙伴、创业者、投资人的各种问题。“有些东西我们不能确定它会在哪个时间点爆发，但我们都对它深信不疑。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不会太遥远——它一定会创造巨大的价值。”赵勇认为，无论在安全、医疗、工业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消费品行业，当人们对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时，其实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这个时候就需要感知技术的机器人来帮忙，“如果这件事成功了，机器人（robotics）和人工智能就变成现实了”。
来自投资界的反馈也令人欣喜。刚刚回国时，投资人最常问的问题是，美国有什么模式可以复制？如今，很多年轻人创业也想做人工智能，投资人对他们都非常友好，也会打电话向赵勇询问对项目的看法。“我能看到很多人加入了这个行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但是，赵勇也有顾虑，他担心这个势头过去。“投资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要看到利益，但我们不是，即使这个行业出现了冰川期，我们也不会停滞不前。所以我担心的是，如果过了两三年我们没有挣到很多钱，他们会坚持下去吗？”
因此，摆在他面前的，是必须让这个从事最前沿技术的公司发展得与众不同，并且超出人们的期待。“当一个产业变成传统产业的时候，它的竞争都是发生在那些令他不愉快的方面，比如成本压力，我不认为这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件事，它如此的不同，一方面可以给用户带来特别好的体验，另一方面，它会打破一个格局，可以使人们转移到新的产品进度上，把这个产业推到下一个阶段。”
谷歌的影响
赵勇曾近距离接触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并被他的很多事情所震撼。但是在他眼里，布林的第一特质是单纯。“在硅谷很多行业领袖都有类似的特质，我以前觉得很成功的人都特别聪明，会有大多数人都掌握不了的城府，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商业的成功让布林他们富可敌国，但他们并不安于享受，甚至每天和大家一起混在实验室里。有一次为了完成一个项目，布林连续多日没有刮胡子，这让有着俄罗斯血统的他看起来像个恐怖分子。“加油吧，伙计们，看着我的胡子，我的老婆还想亲吻我呢！”布林说，“除非我们完成这个里程碑，否则我不会剃掉它。”
拉里·佩奇也是如此。在布林成立Google X后，佩奇别出心裁地成立了“Y lab”，决心做出点与众不同且有趣的事情来。“他们很单纯，并且拥有实现梦想的决心。别人认为天方夜谭的事，他们觉得那不是‘dream’（梦想），然后就去实现了。”
如何能造出更好的电脑？这个问题一直让不少人苦苦求索，在美国，很多科学家投入毕生精力奉献其中。赵勇在三菱实验室的导师、哈佛大学教授汉斯皮特·菲斯特（Hanspeter Pfister）就是一位。他将哺乳动物的脑子剖开，用精确的激光工具将之切成极薄的片，放到玻璃纸上并拿到显微镜下成像。他记住这些切片的顺序，并在计算机上恢复三维结构，希望把脑子里所有的结构、神经元、神经突触网络连接起来，为科学家提供参考。在此之后，他就向人脑进攻了。他用同样的方法扫描人脑，为此，他用过的照相玻璃纸长度甚至超过了地球赤道。最终汉斯皮特看到超过1000亿个神经元和它们的连接，数据量之大超过了科学界曾经的想象。为了展示这个数据，他还想出一个算法，随机给神经元着色，用颜色过渡来展示神经突触的链接。画出来后他用几百万张照片显示，并将这些照片命名为brainbow（脑虹）。科学家看到这些照片后受到了颇多启发：原来人脑与CPU是完全不同的结构，如何造出更好的计算机？人们还要向人脑去学习。
赵勇曾经的顶头上司汤姆·迪恩，是在布朗大学计算机系工作超过20年的教授，快退休时，他受到谷歌邀请成为研发总监。汤姆将毕生的精力投入人工智能技术，从事的研究正是上述领域。
迪恩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他也非常需要灵感。每过一段时间，60岁的他就会开车10小时去俄勒冈州（Oregon）的一个山洞里待上五天，在那里和宗教信徒们一起“冥想”，从而达到某种思维的境界。“当我刚开始冥想的时候觉得特别吵，脑子里有各种想法冒出来，工作、家庭……但当慢慢静下来后，我只能听到自己脑子里的声音，似乎意识不到我的脑子是怎么工作的。”迪恩说，经历了这样的冥想后，他回来时就会确定后两个月的研究方向。“这种投入让我特别崇拜。”赵勇说，迪恩有时听说某个学校有个有趣的研究，也会离开谷歌几个月去找他们聊天，等回来时就会带来很多有价值的发现。从加入谷歌第一天起，迪恩从来没有规定过赵勇每天要做什么、完成什么目标。“你的任务是交朋友，看看哪些人和你有共同的兴趣，需要你的技能，你能为他们奉献些什么。”第一次见面他就这样对赵勇说。每一周，他们会有一小时的例会时间，两个人绕着谷歌的湖走一圈，讨论人生和理想。“你可以看到他的生命在追逐的东西，这可能就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他们活在未来。”赵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