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收买瑞士工程师 偷得图纸20吨
“诺亚方舟”成功实施激怒了法国总统蓬皮杜，50架“幻影”战斗机合同随之被取消，以色列空军面临瘫痪的危险；摩萨德成功收买生产“幻影”战斗机的高级工程师，买下“幻影”机的全部图纸，几乎可以装满一节火车皮；凭借这些资料以色列制造了自己的“鹰”式战斗机。
“我将进入纺织业”
1968年3月，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准备秘密访问伊朗，与伊朗国王进行一次私下的会谈。鉴于摩萨德与伊朗方面的某些特殊关系，达扬找到阿米特，请他替自己这次出访作出安排，并要求阿米特对其行踪严格保密。阿米特局长满足了这位国防部长的要求，却将“密”保到了以色列总理的头上，竟然使一个国家的总理对自己的国防部长出访这样的大事一无所知。
艾希科尔总理发现此事后简直是怒不可遏，认为这不仅仅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伤害。尽管他极为欣赏阿米特的情报才能，并认为阿米特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前任伊塞·哈雷尔，但是，最后他还是挥泪斩马谡，不得不把阿米特从摩萨德局长的位置上给“请”了下来。于是3个月后的一天，以色列情报界大爆冷门——成绩斐然的情报专家梅厄·阿米特，未能像其前任哈雷尔那样在摩萨德局长的位置上连任，毫无情报工作经历的兹维·扎米尔将军接替了他，成为摩萨德第四任局长。
1925年，兹维·扎米尔出生在波兰。出生7个月后，他便随同父母迁居巴勒斯坦。1942年，17岁的扎米尔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帕尔马赫”冲锋队。1946年，他在一次偷运军火时被英国警察逮捕关进了监狱。出狱后，他继续在犹太军事组织工作。在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他指挥一个旅团，承担打开通往耶路撒冷通道的任务，从此开始了他真正的戎马生涯。
1950年，兹维·扎米尔成为以色列高级军官进修班的教员。1953年，他又到英国高级军官学校学习，回国后被任命为以色列步兵学校校长。1956年，他在国防部训练司令部担任高级军官，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曾在西奈战场任某旅旅长。1957年，扎米尔离职去希伯来大学攻读文科学士学位，学业完成后被晋升为准将，并主持训练司令部的工作。1962年，他担任了以军南方司令部的领导职务，成为以军独当一面的前线指挥官。在此期间，他曾几度深入加沙地带所谓的“恐怖分子老窝”进行侦察。1966年7月，扎米尔被任命为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武官。
在任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武官一职期间，扎米尔承担了从英国购买军火的所有事务。在同英国上流社会的交往过程中，扎米尔受到了英国绅士风度的熏陶，以致他后来一举手、一投足，都俨然透露出一种英国勋爵们所特有的那种潇洒风度。他这种衣冠整洁、服饰讲究的气质，与穿着随便、不修边幅的以色列特工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然会显得格外招眼。但扎米尔却我行我素，即使率领特工队行进在40度高温的内格夫沙漠中，他那种绅士风度也不会随便改变。
从扎米尔的全部履历看，尽管他没有情报工作的经历，但在艾希科尔总理看来，扎米尔的力量却恰恰蕴藏在他的弱点之中。在过去的20多年里，摩萨德一直是由自命不凡的间谍大师当家，无论是伊塞·哈雷尔还是梅厄·阿米特，都是说话算数的超级强人。这些行家里手在情报工作方面的高效率固然可圈可点，但当这种高效率影响到政治家们的决策时，他们宁可挑选一个更为听话的人来担任情报总管。摩萨德首脑毕竟不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当家，他们不过是为政治家们执行任务的工具，而工具就必须用起来得心应手。因此，当梅厄·阿米特被炒了鱿鱼之后，兹维·扎米尔就成了摩萨德新当家人的不二人选。
从外表看去，扎米尔秃脑门、招风耳，身材修长，几乎有点干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可能患有胃溃疡或胃下垂之类的疾病；同时，他又不苟言笑、离群索居，性格显得有些孤僻不群，据熟悉他的朋友说，他“在家时总是独自待在地下室里”……总之，扎米尔谈不上魅力，是以军中缺少风采、毫无情趣的人物之一。这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是他的劣势，但是，也许这正是艾希科尔总理看中他的地方。
兹维·扎米尔就任摩萨德局长时，正是法国巴黎政府刚刚宣布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的时候，也是以色列正准备研发核武器的时代。当时为了掩人耳目，以色列将其沙漠深处的迪莫纳核反应堆称之为“纺织厂”。因此，摆在新局长扎米尔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能否为以色列的这家“纺织厂”搞到一种至关重要的特殊材料——铀，这将是关系到以色列核武器研制成败的大问题。
因此，在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为武官扎米尔举行的离任告别宴会上，当年轻的肯特公爵问起扎米尔将有何高就时，扎米尔以其特有的幽默回答说：“我将进入纺织工业。”
扎米尔上任后，从其前任阿米特手中接过了搞铀工作。其实早在摩萨德第二任局长哈雷尔下台前夕，这一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在经历了摩萨德前后三任局长之手后，为以色列制造原子弹搞铀的工作，最终在扎米尔手中完成了。这应该是扎米尔在担任摩萨德局长期间，为以色列作出的最大的功绩之一。他打破了法国人的武器禁运令，使“舍尔斯贝格”运铀货轮“改变航向”，将200吨氧化铀矿石偷运到了以色列。
除此以外，扎米尔在摩萨德局长职位上还有两项引起世界瞩目的功绩：
第一件出色的买卖，就是成功地策反了一位飞机制造工程师，把法国人引以为豪的“幻影”战斗机的图纸搞到了手，将重达20吨的“幻影”战斗机图纸一份不少地从瑞士运到了以色列；
第二件事就是派出摩萨德特工遍寻全世界，将在西德慕尼黑奥运会上暗杀以色列运动员的“黑九月”恐怖分子斩尽杀绝，从而有力地遏制了恐怖活动。
尽管兹维·扎米尔被认为是一位没有情报工作经验的人，但是，他的摩萨德局长居然干得有声有色。
以色列空军面临瘫痪
法国与以色列的战略盟友关系可谓由来已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成了以色列最大的军火商。当时以色列所有的先进武器，几乎全是从法国进口的。以色列70%以上的军火都是由法国提供的，尤其是以色列在空军装备方面，更是依赖法国提供的先进战斗机，从而使以色列的空军一直在中东处于领先地位。
早在1954年，法国就和以色列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开始向以色列提供“暴风式”战斗机；不久，法国又向以色列提供了“神秘2型”和“神秘4型”战斗机。这些先进的战斗机都是由法国的马赛尔·达索公司研制的。
达索公司是法国一家战斗机研发的专业公司。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公司在全世界战斗机的研发领域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幻影Ⅲ”到“幻影F1”再到“幻影2000”，一步一个台阶，奠定了法国战斗机在全球范围内同苏美呈三足鼎立之势，也奠定了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地区的空中霸主地位。当年，以色列空军就是凭借法国人提供的“幻影”战斗机，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击败了阿拉伯人驾驶的先进的苏制“米格-21”赢得了那场战争。“幻影”战斗机在实战中显示出的良好性能，立刻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一时间，订购单雪片似的飞向了达索公司，就连苏联在东欧的那些盟友，也对法国的“幻影”战斗机极为欣赏。据说苏联人准备为那些“华约”国的空军装备“米格-21”飞机时，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的飞行员就曾毫不客气地抱怨，“让他们把米格飞机留给阿拉伯人吧，我们宁愿要幻影式飞机”。
然而，也正是因为那场以色列人引以为自豪的“六日战争”，让他们断了自己的后路，从而失去法国为他们继续提供先进的“幻影”战斗机的机会，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以色列违背了对法国的“不要向阿拉伯人打响第一枪”的承诺 ，激怒了法国人，使其宣布对以色列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在1967年圣诞节那天夜里，以色列人又从法国的瑟堡港开走了5艘导弹快艇，连夜穿越大西洋，航行几千海里回到了以色列，让法国人颜面扫地。
以色列的这一行为再一次激怒了刚上台不久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他决定继续执行对以色列的武器禁运令，从而彻底断绝对以色列的军火供应。这让以色列感到了一片恐慌，特别是对以色列的空军来说，实在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在此之前，以色列空军几乎完全是按“幻影”飞机的体制编队的，而且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适用于这种机型的地勤设备。当时，以色列空军拥有150 架幻影战斗机，在攻占戈兰高地时被叙利亚击毁了10架、击伤了多架，其余的飞机也都因飞行时间过长而零件严重磨损，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以色列的空军就将处于瘫痪状态，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如果法国不再为以色列提供战机，那么以色列的空军也就名存实亡了。以色列如果在中东地区丧失了制空权，那么对这样一个没有纵深防御能力的小国来说，将受到的威胁是不可估量的。
以色列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说服法国，希望法国能一如既往地为自己提供先进的“幻影”战斗机，并为此作出了极大努力，但是毫无效果。
面对法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以色列内阁只好作出新的决定，那就是筹集资金，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生产出以色列自己的、而且是可以同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抗衡的飞机。
殊不知，一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谈何容易。航空工业是一种复杂的工业体系，它是一个国家整体工业和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一架现代化的战斗机有上百万个零件，而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经过反复测试，没有发达的制造技术，没有雄厚的工业基础，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以色列的一个咨询委员会在研究了全部的材料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以色列要想用自己研发和制造的战斗机来装备自己的空军，那起码也得要10年的时间；即使以色列在这10年之内造出了自己的飞机，谁又敢保证这些飞机就能够代表世界航空领域的先进水平，能够与美国和苏联的飞机抗衡？——也许到那时候，以色列人经过千辛万苦制造出来的飞机刚刚离开生产线，就已经成了一种滞后甚至是过时的淘汰产品了。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以色列人要想制造出自己的飞机，并且能够保证是第一流的飞机，最保险的办法就只有走“捷径”——那就是仿制法国现在的“幻影式”飞机。
所以，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能获得一份“幻影”战斗机的图纸。
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幻影”战斗机的图纸呢？
摩萨德的特工把目光转向了一个中立小国——瑞士。
工程师的巧遇
瑞士的防空体系与以色列一样，也是建立在法国“幻影”战斗机的基础之上的。不过与以色列不同的是，由于瑞士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工业，获得了在本国装配达索公司飞机的许可证。按照与法国签订的协议，瑞士将装配100 架“幻影Ⅲ”式战斗机。但是当他们装配完53架整机后，认为造价太高，国民预算已无法承受，便停止了继续装配。
瑞士剩下的47架“幻影”飞机零部件，让以色列人给看中了。他们试探着想与瑞士政府做一笔交易——因为以色列的技师们已经发现，“幻影”战斗机供油系统中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在激烈的空战中很可能因发生故障而坠毁。而以色列工程师们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研制出了一个弥补这种缺陷的救急系统。于是以色列就告诉了瑞士这个秘密，并且对他们说，所有这些有关“幻影”飞机的缺陷及改进意见，只有在实战中才有可能获得，目前只有以色列独家掌握这种技术。以色列愿意用有关改进“幻影”战斗机性能的重要技术资料，来换取急需的“幻影”飞机零配件。以色列人还保证，一旦达成协议，以方将把这个新系统的全套图纸以及生产新系统必需的设备图纸，全部提供给瑞士政府。以方甚至还愿意预付1.5亿瑞士法郎的订金，来购买那些“幻影”飞机的零部件。
瑞士方面对以色列人提供的技术情报自然很感兴趣，但由于害怕得罪法国人，最终还是拒绝了这笔交易。
既然和瑞士人的生意做不成了，以色列人也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于是他们就退而求其次，向美国人购买“无隼”式战斗机；同时，他们并没有忘记瑞士的那些“幻影”机的零部件。这个棘手的问题就由摩萨德来解决。
当时摩萨德的局长还是梅厄·阿米特。当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郑重其事地和他谈了这件事之后，他并没有马上拍着胸膛打保票，只是很低调地对总理说：“我愿尽力而为。”
摩萨德的目光，盯上了瑞士生产“幻影”战斗机的苏泽尔兄弟公司的工程师。
苏泽尔兄弟飞机制造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叫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当时40来岁，正处于人生年富力强的黄金时段，而且是这个行当中的佼佼者。他全面主持该公司“幻影”战斗机生产的全过程，掌握着“幻影”战斗机生产的所有资料。
但是，摩萨德特工通过对弗朗克内希特的调查，却发现很难下手。原来这个弗朗克内希特不仅精通业务，工作负责，而且为人非常正直；同时他性格内向，平时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上是沉默寡言，没有什么社交。通过对他的经济收入调查发现，弗朗克内希特还是一个很富裕的人，在当地是一个典型的受人尊重的有钱人。他还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和妻子居住在瑞士的富人区。夫妇俩经常自己驾车去阿尔卑斯山度假，到一些名胜区旅游，不过却很少出国。闲暇之余，他们大多的时候是在家里看看书，拉拉小提琴，或者是欣赏那些古典音乐，很少出入饭店酒楼和那种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综合各种资料，这个弗朗克内希特就是瑞士公民的一个模范，要在这样的一个人身上找到突破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那些无孔不入的摩萨德特工经过进一步的深入调查，最后还是发现了弗朗克内希特一个秘密——和许多成功的男人一样，他也同样在外面金屋藏娇，有一个多年的情妇。这一发现，终于让摩萨德特工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那么，摩萨德特工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发现弗朗克内希特的这个秘密呢？原因就在于弗朗克内希特的妻子。弗朗克内希特的妻子是一个很宽容的人，尽管她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但她还是接受了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并没有由此而闹得满城风雨。弗朗克内希特和妻子也就一直相安无事，外界就更不知道。摩萨德的特工打听到这个秘密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突破口。他们决定就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因为工作关系，弗朗克内希特会经常去巴黎，同达索公司的负责人洽谈有关的事务。1967年的一天，在巴黎的一次国际飞机制造技术研讨会上，一位同样是飞机制造行业的以色列专家主动热情地结识了弗朗克内希特。
一开始，弗朗克内希特对这个主动接近自己的人并没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只是出于礼貌，才同他泛泛而谈。这倒并不是因为弗朗克内希特傲慢，或者是出于某种戒心，完全是他那种内向的性格使然。因此在与这个以色列人最初交往时态度还有些略显生硬。但是这位技术专家很快就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才能，赢得了瑞士工程师的好感，而且很快就成了他的朋友。
这个以色列工程师对弗朗克内希特几乎无话不谈。在谈话中，他时不时地谈到以色列空军在空战中所积累的经验。
“弗朗克内希特先生，你们苏泽尔公司在制造‘幻影’飞机过程中，难道就没有发现这种飞机存在问题吗？”以色列专家友好地问。
弗朗克内希特颇感兴趣，笑着问：“你发现有什么问题呢？”
“不过，”以色列专家歉意地笑了笑，“如果我指出来了，恐怕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
弗朗克内希特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上哪有尽善尽美的事物呢！法国人也不是唯一懂得设计战斗机的人。老实说，我对法国人的“幻影”飞机也并非就那么迷信。”
这时，那位工程师才对弗朗克内希特说：“你知道吗？以色列飞行员发现，‘幻影’战斗机在实战中是不够理想的。原因就是‘幻影’战斗机上的‘阿塔’发动机推力不够，而且在制造工艺上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弗朗克内希特一听，连忙高兴地说：“老兄，这真是真知灼见！你知道吗，我也曾对塞尼卡马公司制造的引擎提出过不知多少次批评，可他们就是不接受……”
对弗朗克内希特来说，这个以色列工程师所说的一切，都是极有价值的信息。可是提供这些重要信息的以色列人却丝毫没有要他回报的意思，从此，弗朗克内希特就把这个以色列工程师看成了自己的知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问题，或者是喝酒聊天。
一天晚上，他们又在一起共进晚餐。这时，弗朗克内希特注意到这位同行的小臂上刺着一种神秘的花纹，他很小心地问：“朋友，我能否打听一下你这个花纹是什么意思吗？”
那个以色列工程师不假思索地说：“这是我在**集中营留下的纪念。”
“哦，很抱歉。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以色列人的回答使弗朗克内希特感到有些尴尬和不安。尽管在二战期间，他的国家没有遭到战争的荼毒，但是这位善良的瑞士人对犹太人的那种遭遇还是深表同情。后来，弗朗克内希特到德国去旅行时，还专程去参观了那座达豪集中营纪念馆。
“六日战争”后，弗朗克内希特对以色列人在中东的处境更加同情。他认为戴高乐突然宣布的武器禁运令，无异于在以色列最需要援助的时候，“向以色列人背后插了一刀”。因此在巴黎的一次工作午餐上，当达索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将话题转到对以色列的武器禁运问题上时，弗朗克内希特竟毫不客气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既然已经付了款，你们就应该把这些飞机交给他们。这可是关系到公司信誉的大问题，更不应该拒绝为他们提供他们急需的那些零部件。”
达索公司负责人对弗朗克内希特的这种态度十分惊讶，同时倍感尴尬，只好搪塞道：“这是政客们作出的决定，我们也无能为力。”
但这种回答却不能令弗朗克内希特满意。当那位公司负责人举起酒杯，提议请他干一杯时，弗朗克内希特出于礼貌，还是干了，不过干得却十分勉强。最后他还是很有感慨地说：“先生，当我们在这里举起杯子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难道就一定是愉快的吗？”
出于一种正义，这位瑞士工程师心头的重负使他已不满足于一般道义上的支持，而是在考虑为那些陷入绝境的以色列人做点什么。他也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去说服达索公司，是不是可以把一些“幻影”机的零配件悄悄地卖给以色列，以解那些犹太人的燃眉之急。但是他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就在弗朗克内希特在心理上准备要帮助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萨德特工也悄悄地向他撒开了一张阴谋的网。
“我需要200万美元”
秋日的一个黄昏，弗朗克内希特又来到了巴黎。这一次他是要同达索公司商量引擎生产的具体技术事宜。下了飞机之后，弗朗克内希特下榻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花园宾馆。这家宾馆环境幽雅，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亲切。洗了一个热水澡之后，弗朗克内希特又来到宾馆内的那座小花园内，踏着幽径上厚厚的黄叶，来到那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下，正要在椅子上坐下来，突然看见那位以色列工程师和一位高大的男子，就坐在前面不远处的另一张长椅子上。
能在这里见到自己的老朋友，弗朗克内希特心里很是高兴，于是他走上前去和他们热情地打招呼。那位以色列工程师一见到他也很高兴。两位老朋友都为能在这里邂逅而倍感惊讶和亲切。
“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那位以色列工程师热情地和弗朗克内希特拥抱了一下，然后指着身边的那位高大英俊、面带微笑的男子说，“这位是我的朋友，迈克·格维格。”
“十分荣幸。”弗朗克内希特伸出了自己的手。就在那一瞬间，他感觉到迈克·格维格的手非常有力，眼神里透露出一种不言自威的神情。弗朗克内希特的直觉告诉自己，这绝不是一位普通人物。
弗朗克内希特的直觉没有欺骗自己，这位“迈克·格维格”的确不是一位普通人物，他的真名叫多夫·西恩，当时的身份是以色列驻巴黎使馆的武官，同时也是摩萨德驻巴黎情报站的站长。他的岳父就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大名鼎鼎的摩西·达扬将军——当然这一切都不能为弗朗克内希特所道——弗朗克内希特就这样与多夫·西恩相识了。当然，那位以色列“工程师”朋友的真实身份也是个摩萨德特工。
随后他们三个人愉快地共进晚餐，喝着正宗的法国红葡萄酒，在柔和的灯光下听着美妙的轻音乐，聊着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弗朗克内希特觉得巴黎的秋夜是如此美好而充满诗意。从此，他就同多夫·西恩也成了“好朋友”。
在巴黎的那些日子里，弗朗克内希特多次受到了多夫·西恩超乎常规的热情款待。弗朗克内希特从内心对多夫·西恩产生了好感。一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又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弗朗克内希特突然有些多愁善感地说：“哦，我后天就要回瑞士了，真是舍不得你们。人生难有知己之交，我和你们真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们再次见面。”
“回家团聚也挺不错的呀，看看阔别多时的妻子儿女，重温一下天伦之乐，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嘛，何况我们之间还可以互相想念，你说是不是？”多夫·西恩善解人意地说。
不料弗朗克内希特却一声叹息，脸上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原来多夫·西恩的话触及到了他的隐痛。由于经常在外面同情妇厮混，弗朗克内希特的家庭出现了危机，女儿也对自己失去了信任。
弗朗克内希特的这一切，已经都被摩萨德特工调查得清清楚楚，所以今天晚上，多夫·西恩才“哪壶不开提哪壶”。
“您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多夫·西恩不动声色，关切地问。
“没有什么，只不过是家庭的小问题。当然，说小也不小，反正……纯粹是个人问题。”
“或许我们可以帮上您一把。”多夫·西恩试探性地问道。
“你们……恐怕不大可能。”
“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位以色列工程师好像也挺关心似的，“我们认识已经这些日子了，应该是好朋友了，但是我可从来没有见您有什么难言之隐。您就不能说出来，让我们为您分分忧吗？”
弗朗克内希特好像有点犹豫不决。最后他还是支支吾吾地说：“不瞒你说，我……你知道……同别的人一样……在外面……”
“我明白。所以，家里面不那么和谐，对吗？”多夫·西恩故意装出一副终于明白了的样子。
“是这么回事。不过，人之常情的……”弗朗克内希特自我解释了一下。
“这有什么值得您不愉快的。作为一家那么大的公司的首席工程师，您完全有理由得到、而且应该得到这一切呀。”多夫·西恩火上浇油。
“公司……公司可不这么认为呢。再说，我的薪水也完全不够这方面的花销啊。”弗朗克内希特愤愤地说。
“我的朋友，我倒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可以帮您摆脱目前的困境。”多夫·西恩终于顺理成章地拋出了诱饵。
弗朗克内希特睁大了眼睛，随后又摇摇头。“我的朋友，你愿意帮助我当然高兴，但是我不能随便接受朋友的馈赠。这是违反我做人的原则的。”
“不不不，当然不。您误会我的意思了。”多夫·西恩连忙说，“您具有这么高的地位，又这么聪明，您完全可以利用您这种旁人所不及的优势，来为自己创造一种美好的生活。”
“您的意思是……”弗朗克内希特不解地询问。
“您或许了解中东现在的局势……”
“当然，我对中东的局势非常了解，我对发生在那里的一切感到非常的不安，我对你们国家所受到的一切不公正待遇深表同情。”
“非常感谢。您知道我们国家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夹缝之中，为此，我们必须保持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在这支国防力量中，空军是占有绝对的重要性的。为了维持空军的强大，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久前，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却宣布对我国进行武器禁运……”
“这我了解，十分了解。而且由于这一禁运涉及我们公司，我对此深表遗憾。这无疑是在你们的背后插了一刀。”
“现在，虽然‘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先进的战斗机。”多夫·西恩终于亮出了他的底牌。
“哦……”弗朗克内希特若有所思地沉吟起来。
“如果先生能够帮助我们搞到‘幻影’战机，我们绝对不会亏待您的。”
“‘幻影’战机……你们想要获得‘幻影’战机……我明白了。实际上，贵国的飞机制造公司是完全可以制造出这种战斗机来的，可是，这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等待过程……”
“对。这种等待过程是我们所承受不起的。我们的国土随时都在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威胁。”
“可是要我去替你们搞到这么一架战斗机，简直太困难了。那些飞机都是藏在阿尔卑斯山下的防空洞里，可以说，几乎没有可能，不，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弗朗克内希特稍微考虑了一下，断然说道，“我们公司属于高精尖企业，外部受到严密监视，内部戒备森严，而我又没有飞行经验。”
“可是，先生您忽略了这一点——您是贵公司的首席工程师，您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可以接触机密文件的特权，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弄出那么大一个大家伙来，我们只需要有设计飞机的各种图纸就可以了。”
“图纸，对，图纸，有了图纸你们就可以生产出飞机来。非常正确。”弗朗克内希特低头沉思起来。“我可以帮助你们搞到图纸，但是，图纸的运输将由你们来负责，而且，所有的文件和图纸数量非常庞大，你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
接着，弗朗克内希特谈起了自己的初步打算。
多夫·西恩满意地点了点头。
“鉴于整个行动棘手和繁复，鉴于它潜在的危险性，我希望能够从中获得理所当然的公平的报酬。”弗朗克内希特最后说，“不过，我非常同情贵国政府和贵国人民，只是这项行动涉及我个人的生命、荣誉以及家人今后的命运……”
“当然，您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倍感高兴，我们会给出您满意的报酬。请您开价吧。”
“我想我需要200万美元。”弗朗克内希特沉思片刻后说，“这笔钱，如果成功，算是对我承担的风险的补偿；如果失败，可以用来维持我的家人今后的生活。”
“200 万美元……没有问题。可是，这200 万美元我们实行分期给付的办法给您，您看可以吗？”
“当然，我决不无功受禄。”
两天后，弗朗克内希特回到了瑞士。他首先拟定出了一个窃取全套图纸的行动方案。经与摩萨德特工反复研究后，一个最佳行动方案终于产生了。
“火化计划”
1968年初夏，弗朗克内希特开始执行这个方案了。
一天中午，他在公司食堂吃饭时，发现总经理赫尔·多克托·施密特也坐在那里用餐，就走过去坐在总经理身边，一边吃饭一边对总经理说：“赫尔，我想向你提个建议，如果你能采纳，我保证公司每年至少能节省下10万瑞士法郎的开支。”
总经理一下惊呆了，睁大了双眼望着弗朗克内希特。对于一个商人来说，能节省一大笔资金就等于创造了财富。
“什么建议？是不是让我把公司这免费午餐给免了？不过那也节省不了10万瑞士法郎啊？”总经理笑着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知道，组装飞机的工程已经下马多年了，但那些体积庞大的图纸却始终存放在上千个保险柜里。这些保险柜实在太占地方了，公司每年都要花费大笔资金另租仓库去存放材料。我在想，既然飞机制造工程已经下马，这些图纸又不知何时才能派上用场，就完全没有必要让它再占用公司宝贵的空间啊！”弗朗克内希特说。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
总经理话还没有说完，弗朗克内希特马上说：“因此我建议，我们把这些图纸全都制成缩微胶卷保存，而将文件原本在严密的监督下全部予以销毁。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仅腾出来的地方，就可以使公司每年至少省出10万瑞士法郎的存储开支。”
总经理边听边连连点头，当即表示，他会很快与瑞士安全部门联系此事，如果得到批准，他将委托弗朗克内希特主持这项工作。
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确实算得上搞间谍活动的天才，他在没有经过任何间谍职业的训练，在没有任何帮助和辅佐的情况下，独自书写出了谍报史上毫不逊色于职业间谍的一笔。
位于温特图尔市的苏泽尔兄弟公司所承揽的组装“幻影”战斗机工程，属于瑞士政府最秘密的工程，因此自工程一开始，该公司就受到了瑞士安全部门最严密的控制。施密特总经理根据弗朗克内希特提出的建议，立即召集了公司所有的工程师和技术骨干共同商议，最后作出了把飞机图纸全部制成缩微胶卷保存，并将数量庞大的图纸火化销毁的计划。公司将这一计划上报后，瑞士安全部门考虑到此计划确实关系到公司的巨额经济利益，经过再三研究后，还是批准了公司的“火化计划”，但前提是，整个过程都必须在特工部门的严密监视下进行。
瑞士安保部门的官员明文规定，拍摄缩微胶卷的过程必须在一名由官方指定的军事安全部门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规定每份文件只能拍摄一张照片，拍摄人员也必须经过军事安全部门的严格审查。他们甚至规定了拍摄工作需购买的缩摄机的型号，并且要在公司大楼内为他们找一间最为安全的大厅，作为拍摄工作间。规定还要求，拍摄后的图纸将装入特制的纸箱，贴上封条，进行统一编号，严密保管，每周四装车运往该市的焚化场去销毁，还严格规定了送达焚化场的时间——凌晨1时整，其他时间一律不得擅自运送，以免在途中出现意外。并且指定此项工程由该公司高级工程师弗朗克内希特一个人专门负责，其他任何人不得接近这些图纸。
负责此项工作的弗朗克内希特一向以严谨著称。在那一次由安保部门召开的会议上，他指出，安全部门作出的所有规定都是完全必要的，为了更加安全，他随后又补充了两点意见：一是在装卸文件时必须有两名武装人员在场；二是为保证途中安全，他将亲自押车，并由一个他信得过的司机来开车。他随后建议，就由他的侄子来驾驶汽车。他的侄子是市政府的公共汽车司机，完全有这种运送的能力。他可以在每个星期四利用休息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其报酬则由苏泽尔公司支付。
瑞士一向以精细认真的工作态度而著称，它所生产的机械手表之准确更是闻名于世。这一次的整个飞机“火化计划”，就像是一只调整好了的“劳力士”手表一样，丝毫不差地运转起来。购置拍摄缩微胶卷的仪器以及随后的拍摄工作，都在国家安全官员的严密监视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为了装载那些被销毁的文件和图纸，弗朗克内希特特地订制了一批长120 厘米、宽80厘米、高50厘米的专用纸板箱，并且以专车专用为理由购进了一部菲亚特小型卡车，用来将每周的纸箱运抵焚化场。
这批“幻影”战斗机的图纸和文件的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仅一台机床的图纸就有4.5万份之多，其总量则可想而知了。为此，经过严格审查的拍摄人员日复一日地工作着，他们先费力地打开面积有好几平方米大的图纸，然后仔细地一块一块地将它们分开拍摄下来，并将它们编好号码保管起来。一天下来，他们已经累得够戗，但是在离开工作室时，他们还要接受军事安全官员的搜身检查。每天快下班的时候，拍摄过的图纸及文件都要在现场官员的监视下，全部被装进纸板箱里，然后进行编号密封。
每个星期四的午夜，这些纸箱又被集中放到专门准备的大木箱里，由武装士兵装上菲亚特小型卡车。随后，弗朗克内希特就坐进驾驶室，由他的侄子开着车，他亲自押着汽车走完从公司到焚化场之间的15分钟的路程。
抵达焚化场后，大木箱被抬进检查大厅，由一位检查员清点纸板箱数目，然后再亲自打开每一个纸箱，并检查里面装的是否是真的图纸。等到这所有的程序都完成了，并且确保准确无误，再由现场的工人将这些纸板箱一一扔进熊熊燃烧的炉膛里。直到纸板箱全部化为灰烬之后，检查员才在一式两份的收据上签字。
整个过程如此严密，就是最为谨慎的苏黎世银行家们知道后，也会对这一系列安全保密措施赞叹不已。施密特总经理对弗朗克内希特的工作也十分满意，并许诺年底发给他一笔丰厚的奖金以资鼓励。
苏泽尔兄弟公司所做的这一切从表面上看去，的确是万无一失，每一个环节都结合得天衣无缝。但是，在这套程序中，实际上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漏洞——那就是图纸装上汽车后，在运往焚化场途中的那15分钟失去了安保部门的监管。不过瑞士安全部门之所以忽视了这一点，主要是出于对该项工作负责人弗朗克内希特的绝对信任。而弗朗克内希特也正是充分利用了这种信任，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
实际上，弗朗克内希特订购了双份纸箱。其中一份纸箱运到了公司，而另一份完全相同的纸箱则被送到了他的私人住处。这些东西就是他即将演出的绝妙好戏的道具。
弗朗克内希特还在小卡车每周四都要经过的公路附近，使用假名租了一间停车房。这间孤零零的车库，正好位于公路旁一条小岔路口上。由于周围被茂密的树木所遮蔽，从公路上根本不可能看到它的存在。这就成了他和他的侄子实施“掉包计”的最好场所。
载着图纸和文件的小卡车离开公司后，都开进这条岔路，并且一直开到隐蔽在树丛后的停车房。在紧闭的大门后面，锁着许多一模一样的纸板箱，不过那里面塞的却是从联邦专利注册局买回的作废的图纸和文件。那些图纸和文件，都是50年前的老古董，堆放在那里实在没有什么用。当时注册局的那些官员听说有人要收购这些东西后非常高兴，就以最便宜的价格卖给了弗朗克内希特。因此每个星期四之前，他们就用这些废旧图纸文件将那些纸箱准备好，当他们把车开进车库后，马上将这些纸箱和车子上的纸箱掉换一下就大功告成了。然后他们就继续开着车子快速驶上公路，直奔焚化场而去。整个掉包行动连5 分钟都用不了，他们只需在公路上稍微加快点车速，便可以按预定的15分钟准时到达焚化场。
不过在正式行动之前，曾经有一个环节让弗朗克内希特最为担心，那就是秘密文件焚化场官员的检查。为此，他决定最初的两车文件和图纸必须是货真价实的。结果弗朗克内希特发现，焚化场那些监督汽车卸货和焚烧的督察员，根本就不去翻看纸箱里的文件，甚至连最上面的一张也没有拿出来读一下。那些督察员们告诉弗朗克内希特说，他们必须执行焚化纪律的规定，凡是带有“绝密”字样的文件，他们是无权过目的。听到这样一种解释后，弗朗克内希特最后的一个疑虑消除了，整个窃取行动便开始大胆地运作起来。
于是每个星期四的午夜，这位瑞士苏泽尔兄弟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弗朗克内希特，就和他的侄子准时开着那部装着纸箱的菲亚特小卡车，掉包之后快速地驶向焚化场；然后在每周的星期六早晨，他们又秘密地来到那个路口边的车库，把那些真正的“幻影”式飞机图纸装上小型卡车，飞快地疾驶50公里，来到莱茵河上的边境城市凯泽高斯特，把那些装有图纸的箱子放进一个秘密的仓库里。这一切都是同多夫·西恩上校事先安排好了的。
凯泽高斯特是瑞士的一座历史名城，当年古罗马帝国曾在这里建立过坚固的城堡，用以抵挡来自北部的日耳曼部落的入侵。今天，恺撒帝国那些古老的遗迹犹存，为此一年到头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总是络绎不绝。这是多夫·西恩上校为弗朗克内希特工程师精心挑选的交货地点。那些熙熙攘攘的陌生面孔，正好可以掩护他们的行动。
具体交货地点在城郊一座属于瑞士罗兹英治公司的仓库。在此之前，西恩上校已委托了他的一位“朋友”——一个被他收买了的德国人汉斯·施特雷克尔将仓库的一把钥匙交到了瑞士工程师的手中。中午12点之前，小型菲亚特卡车开到仓库跟前，弗朗克内希特打开仓库大门，和他的侄子一起把50公斤重的文件和图纸卸下放进仓库里，锁好门后便开车前往那家希尔申饭馆。
等他们到达希尔申饭馆时，正是中午用餐时间，希尔申饭馆里宾客满座。弗朗克内希特装作寻找座位搜索着他要找的接头人。当终于看见了坐在一张桌旁的施特雷克尔投来的目光时，瑞士工程师就向他发出了暗号——看一下手表，随后便找个座位，和他那个辛苦了半天的侄子一起喝起啤酒来。以后的事情就不用弗朗克内希特操心了，那个德国人施特雷克尔将会完成一切，把那些珍贵的图纸完整地交到以色列人手中。
施特雷克尔是罗兹英治运输公司的一名职员，虽然他到这儿工作才不过一年，但却以其勤劳和精明赢得了雇主的赏识和信任。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公司进出海关办理必要的公文手续。一年来，他通过频繁的边境往返，已经与瑞士和德国的海关官员们混得很熟了。两边的海关官员们都夸赞这位德国人是个热心肠，他总是利用到瑞士或德国办事的机会替他们办些琐碎的杂事。这位豪爽的德国人还是海关官员们的酒友，他总是时不时地要请他的酒友们在边境附近的酒吧间里喝上几杯啤酒。他常说他最不愿意独自喝酒，与朋友共饮才感到痛快。因此每到付款时，他总是慷慨解囊。对于如此豪爽热情的朋友，凯泽高斯特边境两边的海关官员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就这样，施特雷克尔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为自己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施特雷克尔接到瑞士工程师发出的暗号后，不等喝完杯中的啤酒便起身离去。他将自己的那辆黑色的默赛德斯轿车开到仓库，把货装进后备厢后，便径直驶向边境。海关官员看到他和那辆熟悉的黑色默赛德斯轿车后，一个个都露出了笑容，争着同他打招呼。他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往返一次边境，这些官员们对于他的这辆黑色轿车早已熟悉。他们愉快地把手一挥就放行了，只等老朋友回来后请他们喝酒了。
一踏上德国的土地，施特雷克尔立刻加快了车速，直奔斯图加特。快到斯图加特城时，他的车子离开高速公路，向一个小飞机场开去。几分钟后，这批“幻影”战斗机的图纸和文件，就已经装上了一架在意大利登记的双引擎塞斯纳式运输机，然后向亚平宁半岛南部的布林迪西飞去。在那里，这些图纸和文件再被装上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直抵以色列。
偷运到以色列的图纸足足有20吨
瑞士工程师偷出的第一批图纸是在1968年10月5日到达这个机场的。从那以后，每当来自亚平宁半岛运送图纸的飞机降落前，总有一辆汽车等候在机场，而驾驶汽车的摩萨德特工也总是在飞机一出现就提前发动了汽车，为的是尽快将这些珍贵的图纸送到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技术人员的手中。
就这样，那些从瑞士联邦专利注册局买回的作废的图纸和文件一次一次地被送进焚化场，那些真正的“幻影”飞机的图纸和文件，却一周一周地安全运抵以色列。那位瑞士工程师弗朗克内希特也会和他的侄子，在一个又一个的星期六来到莱茵河上的边境城市凯泽高斯特，来到那家希尔申饭馆喝上一杯可口的德国啤酒。
从事情开始到大功告成，瑞士工程师弗朗克内希特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先后偷运到以色列的“幻影”战斗机的图纸和文件足足有20吨重，几乎可以装满一节火车皮。这可真是一场不可想象的持久战。当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把最后一批图纸送出去之后，他才睡了一个安稳觉。他已经不折不扣地实现了自己的承诺，为陷于绝境之中的以色列做了点什么。
为了庆祝一下，也为了犒劳一下与自己共同冒着生命危险完成这项神圣使命的侄子，弗朗克内希特特意把他请到家里来，打开了一瓶价格昂贵的陈年白兰地。可是，就在他们举杯相庆的时候，那个德国人施特雷克尔却在凯泽高斯特出事了。
原来，罗兹英治运输公司的两位董事卡尔·罗兹英治和汉斯·罗兹英治兄弟俩得到一位朋友的报告，说是发现有人从他们的仓库里偷东西。他们的这位朋友有在饭后领着心爱的阿尔萨斯名犬散步的习惯，每天都路过这家公司的仓库。久而久之，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常常会在罗兹英治仓库门前与同一个外国人相遇，而且又总是在星期六午饭过后的时间。
而最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每次相遇时，都能见到这家伙从仓库中搬出几个纸板箱，装进自己的汽车后备厢后即开车离去。他开始怀疑这个人有可能是在偷盗他朋友的公司的东西，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的朋友。
罗兹英治兄弟俩也感到可疑，便决定在那个星期六中午亲自去看一看，结果他们发现是施特雷克尔。他们对施特雷克尔本是很信任的，这下也就放心了。但没想到的是施特雷克尔明明已经看到他们，却连招呼都不打一下，就匆匆忙忙地将手中抱着的纸板箱装上车，然后开着车全速离去。罗兹英治兄弟被他的这种无礼态度激怒了。
于是，等到施特雷克尔开车走后，他们就打开仓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在仓库里，他们发现了施特雷克尔最后没来得及装上车的一只纸板箱。他们打开纸箱一看大吃一惊，发现箱子里面装的全是图纸和文件，上面还标有“绝密”和“瑞士军事部制”的字样。罗兹英治兄弟俩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录用的这个施特雷克尔竟然是个间谍。他们立刻赶到附近的警察局报了案。
接到罗兹英治兄弟俩报警后，瑞士立即实行了全境总戒严，通缉汉斯·施特雷克尔。但是此时他早已越过了瑞士边境，坐上那架由两名飞行员驾驶的小小的“塞斯纳”式飞机朝南飞去了。
瑞士警察很快就查明了这个汉斯·施特雷克尔的身份，原来这个化名汉斯·施特雷克尔的家伙根本就不是什么东柏林的难民，而是一名摩萨德特工。
瑞士警方眼下最急需弄清楚的就是，这些绝密的“幻影”战斗机的图纸究竟通过什么途径飞出了温特图尔市的焚化炉，又是怎么来到了罗兹英治公司仓库里的？瑞士警察与国家安全部门经过几十个小时调查，线索最后集中到了苏泽尔兄弟公司的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工程师的身上。
就在警察紧锣密鼓地进行调查的时候，弗朗克内希特已经听到了风声，而且在此期间，他还接到了施特雷克尔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说他已平安离去，并要工程师设法出境，以色列将会妥善安排他的后半生。
但是这位瑞士人却表现得异常镇静。
星期一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到公司去上班。
第二天，他又应邀前往苏黎世附近的杜邦多夫机场，与瑞士国防部部长和其他高级军事官员共同探讨了一些有关飞机方面的技术性问题。弗朗克内希特的意见被认为极有价值，甚至还得到了国防部长的高度重视。
但是，瑞士反间谍机构的官员已等在机场会议室外。会议一结束，他们就逮捕了弗朗克内希特。
审讯官很快就发现低估了弗朗克内希特。弗朗克内希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他还说，以色列人答应付200万美元买下这些“幻影”飞机的设计图。迄今为止，他已收到20万美元，此外，弗朗克内希特还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整个计划的实施细节。审讯官员们听得一个个目瞪口呆，他们结束审讯后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切都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但我们却没有想到。”
当那些审讯官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时，弗朗克内希特说：“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帮助以色列人。犹太民族是个非常值得同情的民族。犹太人悲惨的历史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今奥斯威辛和达豪集中营的情景仍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幻影战斗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法国人单方面终止合同的做法不仅是背信弃义，而且还将以色列的犹太人又推入了新的绝境。为此我必须帮助以色列。我的良心为我所规定的道德准则也要求我必须这样做。
“我从不认为我犯有叛国罪，因为我没有丝毫损害瑞士的国家利益。“幻影”飞机的图纸是法国的，只有法国人才会认为我犯有背叛罪。对于我的所作所为最为愤怒的应该是法国当局，而不应该是瑞士政府。瑞士依然掌握着缩微胶卷上的飞机图纸，而且这些图纸已经没有价值了，因为瑞士再也不想制造这种飞机了。
“我想你们应该很清楚，这件事如果捅出去法国人会作出何种反应。其结果只能是瑞、法两国关系的长期恶化，这对于我国来说是绝对不利的。因此，我希望你们能够释放我，而我保证将对此事守口如瓶。”
但是法律就是法律，瑞士政府拒绝了这笔交易。1971年4 月23日，瑞士法院宣判他犯有工业间谍罪和触犯瑞士军事机密罪，判处劳役4 年零6 个月。应该说，瑞士法庭还是相当宽容的。弗朗克内希特后来承认，他原以为要被判处20年徒刑呢。但是那些法官们似乎敬佩他的动机——因为他仍然强调，他这样做是出于对以色列的感情，而不是因为贪心。最后，这位被判罪的间谍在监狱实际只待了一年。
以色列将“鹰”式战斗机送上了蓝天
1971年10月的一天，当弗朗克内希特在监狱的图书馆里读报纸时，突然看到了一篇报道，详细地报道了以色列将一种新型的军用飞机“鹰”式战斗机送上了蓝天的消息。这种飞机的名字虽然叫“鹰”，但是根据后来公开的材料披露，以色列的这种飞机正是借鉴了“幻影”飞机的技术而研制出来的。弗朗克内希特不得不佩服以色列人的创造能力。
1975年4月29日，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机场骄傲地展示了他们最新式的“幼狮”喷气式战斗机。这种飞机与“幻影”飞机的模样极为相似。当时全世界的专家都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在所有正服役的战斗机中，以色列的“幼狮”喷气式战斗机处于最优秀的行列之中。它的速度达到了2.2马赫，安装有复杂的电子导航系统，还能携带导弹。1976年，以色列请求在巴黎航空展览会上展出这种新式的“幼狮”战斗机时，却遭到了法国政府的拒绝。
当时，对此做出了贡献的弗朗克内希特应邀第一次来到这个犹太国家，观看“幼狮”的首次飞行。当看到天空中飞过的那种新式战斗机时，他心中当然明白，自己与中东天空中划过的那条银带有着紧密的联系。
然而，当时无论是以色列政府还是摩萨德领导人，在对待弗朗克内希特的态度上都很矛盾，因为没人愿意想起那次行动消极的一面。所以当时以色列政府虽然邀请他来以色列，但是并没有在公共场合向他表示正式的欢迎，既没有红地毯也没有鲜花，据说往返的机票都是他自己花的钱。
弗朗克内希特感到自己被那些摩萨德特工遗忘和抛弃了。一位瑞士法官如是评价说：“在谍报世界，情况就是如此。从来没有人愿意承认什么。”
弗朗克内希特后来生活在瑞士的乡间，过着懒散的日子。作为一个曾经背叛过公司的人，他再也不可能找到新的工作岗位了。尽管如此，弗朗克内希特并没有后悔自己对犹太人的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