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也。夫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入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康周公，故以赐鲁也。”（《祭统》）
“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於太庙。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山；郁尊用黄目；灌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爵用玉盏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完。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明堂位》）
《祭统》、《明堂位》见鲁之僭
按此二篇之文，则是鲁之所以为僭者专於祭器乐章见之，非以为僭也，非以其太祖之所自出为僭也。黄目玉瓒皆灌时所用，与《论语》“既灌”之言合；《大夏》、《大武》皆天子之乐，与《春秋传》“鲁有乐”之言合；鲁之僭可以互证而无疑矣。且《祭统》所称重祭凡四，而郊社尝皆与焉。郊固天子之礼，若社尝乃诸侯所通用，又何独疑於而遂以为非天子不得行乎？唯所云“成王、康王赐鲁重祭”者，恐未必然。成、康皆周令主，不应有是过举。管仲之“三归、反坫”，季氏之“八佾、雍彻”，亦岂有人赐之！盖鲁之君自僭天子礼乐，相沿既久，莫知所始，其国人遂为是想当然之说，正如楚伯州犁所云“辞而假之寡君”者。不然，赐祭，一事耳，成则成，康则康，何以概云“成王、康王”乎？又按：《明堂位》一篇皆以侈鲁国之盛，若果祭太祖之所自出而祀文王，此之巨典尤为煌煌者，何得通篇竟无一言及之而但云“祀周公於太庙”乎？然则之非以祭文王可知矣。“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献子为之也。”（《杂记下》）
《杂记》概举五庙
按：此文云“有事於祖”，则亦概举五庙言之，而未见其为专祭太祖之所自出也。唯谓七月始於献子，恐未必然。范氏《梁传注》已辨之矣。
一，自《丧服小记》始有“不王不”之说，乃因《礼运》之文而误；其实，《礼运》未尝以为天子之礼。
“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礼运》）
“礼，不王不。”（《丧服小记》。《大传》同）
《礼运》“非礼”之误解
按：《小记》之文乃本《礼运》之意以为言者。然《王制》等三篇泛言礼，未尝有一篇以为天子之礼者；而《礼运》、《祭统》、《明堂位》三篇专言鲁，则皆以为天子之礼。然则是鲁为天子之礼，非即为天子之礼，明矣。盖《礼运》所谓“非礼”即《祭统》、《明堂位》所云“黄目、玉瓒、《大夏》、《大武》”之属，其“郊”并举亦即《祭统》“郊社尝”并举之意；非以为天子始得行也。《礼运》以此文为孔子之言，虽未必果然，大都此语相传已久。《小记》，汉儒所纂，但闻鲁非礼而未详其所以非礼，但闻鲁之郊皆非礼而郊非王者不得行，故臆度之而遂以郊例之，而以为不王不耳。《小记》本杂缀古人之语以成篇者，而此文亦与上“其祖”之文不相属。盖上文本谓王者始得“其祖之所自出”，後人遂误以为王者始得而加此文，纂辑者未之考而概列之於篇中也。
《大传》误采《小记》
至於《大传》之文，又皆采之他篇，“服述”以下见於《服问》，“别子”以下见於《小记》；则此文亦即采之《小记》可知。盖因其与上文皆论，故取而合之。然则《大传》之作又後於《小记》矣。後儒但见《大传》此文，遂不复考其所由来而概以为不王不，其亦疏矣。由是言之，不王不之说乃一人误解之，一人又误采之耳。此其悖於经传者一也。
一，自《春秋说文》始有五年一之说，乃因《公羊传》及《尔雅》之文而误；其实，《公羊传》未尝以为五年之殷祭。
“春曰祠；夏曰衤勺；秋曰尝；冬曰。”（《公羊传》桓公八年）“大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末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公羊传》文公二年）
“春祭曰祠；夏祭曰衤勺；秋祭曰尝；冬祭曰。……，大祭也。”（《尔雅释天》）
“三年一；五年一。”（《春秋说》文。《礼纬》同）
《公羊》“殷祭”与《尔雅》“大祭”之误解
按：《春秋说文》之言本之《公羊》文二年传“五年再殷祭”之文；而其所以以为殷祭者，则因於桓八年传时祭不言之故。然观《传》之本文，但五年再耳，非谓一而一也。《传》曰“大袷者何？合祭也。”是合祭即大袷也。曰：“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於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是殷祭即合祭也。然则“五年而再殷祭”云者，即五年而再大袷也；何尝谓别有一，与袷相间以祭於五年之中，而为再殷祭哉！假使殷祭果兼袷，则上文亦当有一言及，何得独言袷乎！假使袷果皆殷祭，则闵二年“於庄公”之传亦当有一言及之，何得独言之於袷乎！盖此传之文正与《王制》相表里，所谓“大袷”，即《王制》之“袷”也；所谓“五年而再殷祭”，即《王制》之“一直一袷”也。但一直一袷则四年而再袷，与此五年之文少别。盖亦约略言之，要其大旨未尝不同，不得平分为二祭以当五年再举之数也。至於四时之祭独不言，此亦不足为异。何者？古人之祭原不平分四时，故殷以一岁为“一祀”，《礼》以祀事为“岁事”；但每岁有此数祭，非每时必有此一祭也。若果每时一祭，则当以一时为一祀，何得反以一岁为一祀乎！古礼既缺，说经之儒各自以意取古祭名而分系之四时，是以互有同异，或有此而无彼，或有彼而无此耳；非谓此外不得复有祭也。《祭义》、《郊特牲》皆但言尝而不言，亦可以为五年之殷祭乎！《左传》云：“尝於庙。”至纪祭时则云：“始杀而尝，闭蛰而。”独不言，是无定时也。故，於《经》有“五月”“七月”之异，於《传》有“二月”“十月”之殊，於《记》则又“春祭”“夏祭”，“六月”“七月”，不一其说。或者公羊氏以无定时，故不分系於四时耶？安得因此文之未言而遂强入之於五年殷祭之数也！《尔雅》四时祭名全录《公羊传》文；以《传》之未言也，故别出“，大祭”之文以补之。然揆其意，亦但谓祭较祠衤勺尝为大耳，非以此当《传》文“五年再殷祭”之数也。若果以相间为五年之殷祭，则文当云“、，皆大祭也”，何得独言而偏遗袷乎！《春秋说文》见不列时祭之内，遂误以《尔雅》之“大祭”为即《公羊》之“殷祭”，因分为二而以“三年”“五年”别之，以求合於《传》文、呜呼，谬矣！“袷”也者，即“合”也。“示”，特传写者所加耳。三年之袷，即合祭之也。是以经传无袷祭之名而但有“尝”“袷”之文。若五年之不合祭，则非殷祭矣。若亦合祭，则仍是大耳。岂得分彼为而此为也哉！何氏求其说而不得，乃谓“所以异於者，功臣皆祭也。”此特想当然耳，经传氏求其说而不得，乃谓“所以异於者，功臣昔祭也。”此特想当然耳，经传未尝有也。纵使果然，而之合食反多於袷、岂得反不谓之袷也哉！至於所推春秋袷之年，尤为穿凿。之见於《经》者二，而相距八年，乌在其能合也！且如其说，自继数之，自继袷数之，则三十年中凡十袷六，有四年而三殷祭者矣，《传》岂得谓之“五年再殷祭”乎！
“、祠”疑一祭
又按：《春秋》有无祠，《诗》有祠无，经未有祠并举者；《祭义》、《郊特牲》，为春祭，此传亦祠为春祭；《王制》、《祭统》以与衤勺尝为四，此传亦以祠与衤勺尝为四：安知与祠非一祭而异其名者乎！杞之姓，《公羊》、《左氏》作“姒”，诗与《梁》作“弋”。楚之氏，《左氏》一传之中或作“”，或作“”。“衤勺”之文不见於经，而《诗》、《易》皆有“礻龠祭”，郑氏以为“衤勺，即礻龠也”。今“”与“祠”音亦相近；而从“У”，У与祠音尤近。又安知《公羊》此年之祠非即他经传之而异其文者乎！姑阙所疑，可矣。如之何其可以一字之异而遽曲为之说也！盖西汉之世，公羊之学最盛，自董仲舒屈瑕邱江公，《梁》、《左氏》皆不得立於学官，而《戴记》亦未出，学者说经大都皆本《公羊》，而又多借此以取富贵，故每增其师说，傅以己意而授弟子，以自为功，其风气然也。是以《春秋说文》演为此说，而《礼纬》则又见《春秋说文》之语而袭之者，犹《大传》之采诸《小记》也。此虽通上下而言之，不用不王不之说，然混於，其失更大於《小记》矣。由是言之，五年一之说亦汉儒之误解而误采焉耳。此其悖於经传者二也。
一，为始祖所自出之说者皆引《丧服小记》、《大传》为据，然观二篇之文实大不然。
“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丧服小记）
《小记》主旨在明庶所祀祖祢远近之分
按：此文义甚明，且与《王制》相表里。所谓“其祖”，即高曾祖考也。所谓“其祖之所自出”，即始祖也。所谓“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即《王制》之袷也。高曾祖考，天子之所独祖，故曰“其祖”。始祖，同姓诸侯之所同祖，而高曾祖考亦由此人而後有，故不谓之“其祖”而谓之“其祖所自出。”天子之，高曾祖考之主皆与始祖之主同陈於太庙，故曰“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何尝有“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之说哉！且其下文云“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则其意尤显然。何者？九庙之说始於刘歆。自歆以前，儒者多谓“天子诸侯皆止立高曾祖考四庙，诸侯则与太庙而为五，周则加文、武世室而为七”。此篇盖汉儒所记，故不言立六庙而言“立四庙”。曰“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则“其祖”之为高曾祖考而非始祖也不待言矣。若“其祖”即谓始祖，则当云“以其祖配之，而立太庙”，不得云立四庙矣。此篇本记丧服，所以言此者，欲以明庶之分，言王者世相传，然後得祭及其始祖而以其祖配之，其他支庶小宗则不得祭其祖，或但祭其祖而不得及始祖。如周昭王之时，以後稷为其祖之所自出而之，以文、武、成、康为其祖而立四庙配之。至鲁与卫，则皆周之支庶，但祭其祖周公、鲁公，康叔、康伯，而皆不得上推其祖之所自出而後稷也。若无子，或子有他故而庶子立为王，则当奉大宗之统而祭与子同，其子孙皆得溯其祖之所自出而後稷，而不仅祭及於其祖之为庶子者而止，故曰“庶子王亦如之。”庶子云者，兼庶子之子孙而命之也；犹下文之云“庶子不祭祖”也，犹《春秋传》之於王孙牟、燮父、禽父而皆谓为“王母弟”也。郑氏所谓“正体在上，下正犹为庶”者是也。然则此章之意止以“但祭其祖”与“兼祭其祖之所自出”为庶之别。若其祖即为後稷而所自出者为喾，财祭稷者即祭喾，庶原无分别，何故复其文曰“庶子王亦如之”乎？此章文义本极易解，特後之说者互相沿袭而遂失其真。学者不取信於《春秋经传》而泥汉儒之记，已为舛谬；况并不求其前後文义所在？而割裂其句，增易其文，以自为说乎！无怪乎《六经》之日晦也！
“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袷及其高祖。”（《大传》）
《大传》文义与《小记》无异
按：《大传》文即采之於《小记》，前於“不王不”之文已言之矣。“诸侯”以下虽《小记》所无，然其意亦与《小记》无异。何者？“高祖”者，四世之祖，故大夫士皆得祭之。“太祖”者，始封之君，比於高祖为远，故诸侯乃得祭之。“祖之所自出”则始祖也，最远，故唯天子乃得祭之。文义显然，无可疑者。然则《大传》之意亦谓“其祖之所自出”为始祖耳，非谓“其祖”为始祖而别有“所自出”之人而之也。若以其祖为即始祖，则诸侯始封之君──若鲁卫之周公、康叔──尚尊而别之曰“太祖”，而天子之始祖──若商、周之稷、契──反概称之为“祖”而不以太祖尊之别之，何其不伦之至也哉！
一，以为祭喾，以喾为稷所自出之帝者，皆本《鲁语》、《祭法》为言，然此二篇之文本不足据，且与《小记》、《大传》“其祖所自出”之语无涉。
“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禹。夏后氏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鲁语》）
《鲁语》之主于祀有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