颉刚案
〔十馀年来，予以辑录《东壁遗书》，遂得与大名人士相交游。赖其热心搜访，几於每年必有新材料发见；然皆诗文书牍之类，固得藉此以深悉崔氏一门之生活，而与学术思想犹无直接关系也。前年辗转传闻，知尚有东壁之弟德皋先生所作《尚书辨伪》藏於广平县某家。喜其为学术著作，谆嘱大名友人探询，卒未觅得。予遍检《东壁遗书》及其他传状，先生所作仅有《讷庵笔谈》等数种，其《读伪古文尚书黏签标记》亦已录入东壁书中，他无所谓《尚书辨伪》者；意传者之非真也，亦置之矣。去冬在北平，接张文炳先生自成安漳河店贻书，书曰：“数年前，曾闻先生不辞劳苦，访东壁先生遗事於大名，辙恨不能为先生助。今乃於广平别有发现，德皋先生全集之原钞本已寻得，不但《讷庵笔谈》一种而己。如愿为表章，乞示知。某诚不忍使德皋先生之心血精力湮没无闻，必许付印始肯寄也。”读之乐不自胜，亟覆书请寄；谓《东壁遗书》尚未出版，当可附刊。今年二月在杭，得平寓转寄张先生函，发之，分量之重远出我想像，凡书四种，综七万言，是诚一大创获也！《笔谈》之上卷为《书经辨说》，皆驳辨《书序》、《伪古文》与宋人经说者，既列册首，览者易见，其有《尚书辨伪》之传讹，宜矣。此一卷与文集中之大半，考辨古史，其持论之廉悍与乃兄同，其历史见解之透澈亦至相似，於以知《考信录》一书虽写成於东壁晚年，而早已定型於昆季同学之时代；然则此书自必为读东壁书者所不敢废。又两书互勘之下，《考信录》中固多明引弟说以证成己说，然袭用其言而未揭之者亦不在少。推此而论，必有先生於坐谈之顷直抒其疑古之见，而未著於书，遂为东壁所采撷者，惜其事不可详耳。东壁年七十七而先生仅三十九，学之成与不成岂非天哉！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记於杭州。
又案：德皋先生著作，据《考信附录》中“附记弟所著书”，其诗文为《寸心知集》二卷，文集一卷，词为《梦窗呓语》一卷，笔记为《讷庵笔谈》二卷，论诗者为《尚友堂说诗》一卷：其搜集乡土文献者：於文有《大名文存》三册，於诗有《大名诗存》三册，於故实有《魏墟杂志》四卷、《魏郡琐谈》三卷、《魏郡丛谈》、《金石遗文记略》、《杂记》三种。在杨静庵先生所作传中，有《梓乡文献》二卷，疑即上数书中某种之异名。今所见者，其自身著作，舍词一卷外皆已备。《大名文存》等书，未为陈海楼携以南行，他日容有发见之望也。张先生寄来四种，云系借自静庵先生者，先生，清举人，广平耆宿；十馀年前初见是书即欲付诸剞劂，详见其所作序文中。今取与东壁书同刊，有若符节之重合，当必闻而拊掌。书凡二册，纸已脆绝，几触手而碎。其中“宁”字尚不避讳。足证为道光以前钞本。然观诗集字体劲挺。墨非一色，文又颇有改窜，意者其独为稿本耶？苟其信然，则尤可珍已。前年洪煨莲先生发见《知非集》，对於写生笔迹有至密之讨论。今予独处南方，匆匆付印，不得呈师友一鉴定之，其怅恨为何如也！四月廿五日，记於苏州。〕
杨序
古者异端在儒之外；後世异端在儒之中。异说横於门墙之外，而能拒之排之者，则有孟子。异说混於经传之中，而能疏之剔之者，则有崔氏两先生。先生者，洹水人，ウ斋公之子：长曰述，字东壁；次曰迈，字德皋。乾隆壬午，同举孝廉、俱不得志於礼闱，以著述阐道为己任。时去吾生仅百年；地距吾乡仅一舍。洼自为童子时耳先生之名甚熟；及稍长，求读其书，不可得也。三十年来，留心搜访，得东壁所著《考信录》、《王政三大典考》数种。其於唐、虞、三代之传文，下迄秦、汉、唐、宋以来之著作，凡说之有戾圣经者，靡不辨而删削之，不使相混以误来兹。山阳汪文端公称“其书为古今不可无之书，其功为世儒不可及之功”，诚非虚誉。
顾东壁之书，得石屏陈氏为之表章，一刻於江西，再刻於山右，祯刻於京师，至今犹有传者；若德皋之书，则仍未之见焉。其《讷笔谈》数条，仅见於《考信录》之所引；《诗集》一卷，《几辅艺文志》亦但载其目。访之魏人，无知之者；求诸崔氏之族，亦无存矣。久而不获，深以为憾。戊午夏，与同邑王芳斋先生锦堂话及，言渠为先生之外曾孙，家藏钞本，有其全集六卷，尚不甚残缺，计《讷笔谈》二卷、《文集》一卷、《尚友堂说诗》一卷、《寸心知诗集》二卷。余闻言之下，不禁狂喜，亟借观之。其文闳肆如昌黎；其诗醇正似子美；其《说诗》主乎性情，力挽当时声调委靡之习；其《笔谈》则精於考据，足证历代诸儒相沿之谬，有功经传，与乃兄《考信录》一书并堪不朽。若不亟付剞劂以广其传，恐数十年後并此残编断简亦不可得。使先生疏剔异端之功自我而随，则余滋惧矣！
民国七年，广平後学杨荫陆谨序
讷笔谈
颉刚案
〔《笔谈》之名，闻之旧矣。若“禹伐三苗”、“羲和湎淫”、“敷虐万方”诸条，并为《考信录》所转载。既辨“六府三事”之文，亦撷取数语入录。彼时推其全文，当是解经笔记。自得此帙；方知其半论《书经》，半载杂说，而尚有拟作之《读书疑》焉。以考证与文辞合为一编，颇讶其体例之不类。东壁先生於《考信附录》曰：“《讷笔谈》二卷，已成一卷，其末卷未成。”於以知此为先生随笔所记，原非定本，苟天假以年，积成钜稿，则经说必与杂记相离可知也。先生治学，集其精力於《尚书》，此既有《书经辨说》，文集中又有《古文尚书考》及《朱子彭蠡辨疑》诸篇，东壁《古文尚书辨伪》中复录其《读伪古文尚书黏签标记》；其见解证论，宛然百诗、定宇，後之作《尚书学史》者所必不当遗也。且其中尚有极勇敢之创说，虽同志如其兄亦不敢信，而至今日乃审知为事实者。彼斥伪书《大禹谟》“龟筮协从”之语，以为筮後於卜，不但非虞、夏之际所有，且於殷亦未闻。东壁於《商考信录》云：“《吕贤》曰：‘巫咸作筮。’余按《易传》，卦画於伏羲氏，不容历二千年至巫咸而後有筮。恐系後人之所附会。”则固信虞、夏之前已有之矣。其《洪范补说》於“谋及卜筮”“龟从筮逆”之文无所考辨，则亦信卜与筮并行於商世矣。然迩来出土甲骨以万计，当时卜礼皆可钩索而知，固未尝有筮仪也，亦未尝有既卜且筮之文也。是知筮实周人之法；所谓伏羲氏画卦者，但後出之《易传》如是云耳。又彼辨《说命》，摈郑玄“亮阴”凶庐之解，且曰“居丧之说，出於《论语》，人不敢疑耳”，是直以孔子之“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之释为非是。《商考信绿》於武丁一篇但辨“象梦”、“赍弼”之言，不录《笔谈》此条一字。自廖平、康有为以来，“古改制”之义大显，而三年之丧即为儒家改制中最要之一事，《论语》解释迥非《无逸》文义乃不复可以辨护。而孰意德皋先生於百五十年以前已发其端乎！呜呼，使《考信录》而成於先生之手，吾知其必有进於是者矣！既为补目，更略论之如此。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记。〕
讷笔谈
《书经》辨说
《书序》不知出於何时
《书序》不知出於何时。《史记三代世表》云：“孔子序《尚书》，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则是司马迁之时已有之矣。故《史记》多采《书序》入本纪世家。然伏生《书》二十八篇无之。後世因孔安国《尚书序》言之，遂谓得之壁中，实不知果否。孔壁所出十六篇，人皆不见，而独传此序耶？今《史记注》所引马融、郑康成之说，盖皆解《序》者也。
今本《虞》、《夏》、《商书》之分不知何本
今《虞书》、《夏书》、《商书》之分，不知本之伏生所藏耶？抑本之孔壁耶？抑自东晋梅赜上《古文尚书》始若是耶？与古书所引不同。或谓孔子所定。然《说文》所引亦以《周书》为《商书》，则是後汉时尚非如今书所定也。
《尧典》、《舜典》本系一篇
《尧典》、《舜典》本系一篇。合舜於尧者，尧举舜而授以天下，舜受尧之天下，二帝一体也。史臣叙事，正如《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其事相因，不假强合，自成一篇首尾也。首叙尧治天下之事；“帝曰钦哉”以下接“慎徽五典”，乃举舜而用之之事；“格汝舜”以下记舜摄位之事；“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则尧崩而舜摄位之事终矣。“月正元日”以下至篇末，则记舜治天下之事，以迄於崩。段落分明，血脉联贯，如人之形体，不可增减移动。姚方兴分而为二，以二十八字强增入之，如支蔓赘瘤；梁武帝驳之，最为有理。而後世终用之，使《尧典》无尾，岂复成文体乎！《史记五帝本纪》全载今《尧典》、《舜典》二篇，而亦以“慎徽五典”直接厘降二女之事。太史公会见古文而所载如此，则古文《尧典》、《舜典》之不分，而“曰若稽古”二十八字之无所本可知也。况《孟子》所引，尤其明证。
《尧典》、《舜典》二序最可疑
《书序》之可疑者，无若《尧典》、《舜典》二序。本系一篇，何以二序？其辞语亦浅率遗漏。吾宁信经，不敢信《序》也。
由“异哉”之解可见《孔传》之伪
“异哉”，《孔传》、孔《疏》俱解异为退，谓异从“巳”也。不知此字乃从“囗”；囗，用也。故蔡《传》谓为强举之意。不考古字而止以後世之字为凭，其失多矣。然此亦可见《孔传》之伪，必叹以後人所作也。
“象以典刑”一节与前後文不类
《舜典》自“正月上日”以至“达四聪”，俱系叙事；而“象以典刑”一节与前後文不类，明系告谕之词，当属错简。（明杨守陈有是说）
《大禹谟》掇拾《左传》缺语作经文
《左传》缺引《夏书》，但“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四句。“九功”以下皆解《书》之辞。而今《大禹谟》乃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明系掇拾缺语。後世尽为所欺。不知《书经》若果说明，缺又何必费解？缺何不全引《书》文，而乃隐其词而详解之乎？
《大禹谟》钞袭《论语尧曰篇》使有韵者无韵
《论语尧曰篇》尧命舜数言系韵语。今《大禹谟》抄袭之，却又离而为三，用他语增饰之，使有韵者无韵，以形其陋也。
筮超甚迟，“龟筮协从”乃後世语
画卦虽始於伏羲，而筮之名始见於《洪范》。虞、夏之际未有言筮者。《世本》谓巫咸始作筮，虽未必然，然“大龟”见於《禹贡》，“卜稽”见於《盘庚》，“元龟”见於《西伯戡黎》，而筮无闻焉。“龟筮协从”，乃後世语也。“枚卜”二字亦不雅驯。（《左传》哀十八年引《夏书》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龟。”）
“受命於神宗”语谬
《舜典》云：“受终於文祖”，又云：“舜格於文祖。”未有言受命者。命者，生人之事也。神宗既为尧，是时已殁，则禹安得受命於尧乎！
禹承舜命伐三苗而感格之，与《尚书》他篇所言不类
《战国策》云：“舜伐三苗。”又云：“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谟》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数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等语，皆想像郛廓通套语，与“苗顽弗即工”及《吕刑》所言皆不类。至於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盖仿文王伐崇因垒而降之事；而此独觉迂阔可笑。《尧典》云：“窜三苗於三危。”《吕刑》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则三苗非干羽可感格，而刑窜有不能已者也。
《益稷》与《皋陶谟》不可强分为二
《益稷》与《皋陶谟》本一篇，而强分为二。蔡氏从而为之辞，谓“古者简册以竹为之，而所编之简不可以多，故厘而二之。”按《洪范》、《禹贡》字数皆多於《皋陶谟》，而《康诰》、《吕刑》字数与《皋陶谟》相埒，皆未尝以简多而分也。独分《皋陶谟》，何欤？
《禹贡》九州之赋不以所入总数定高下
三山林氏谓“三代取民皆什一，而《禹贡》有九等之差者，盖州有广狭，民有多寡，其赋税所入之总数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准之”。此说大误；而马端临《文献通考》采之，盖以为然矣。余谓果以九州所入之总数而分为九等，则其数有定矣，又安得有所谓“上上错”，“下上上错”，“错上中”，“下中三错”者乎？田有肥瘠，定赋者必视其田以为赋；若不论其田之肥瘠而—概取之，此乃後世苟且之法耳。三代什一之制，盖孟子大既言之。然或五十而贡，或七十而助，或百亩而彻；而田又有一易再易之分，法又有乡遂都鄙之异，是三代不同，而一代又自不同也。况《禹贡》乃尧、舜之时之制，岂得以三代为比哉！且“厥赋”皆蒙“厥田”之文而言，田既分为九等，而赋岂不分为九等乎！如林氏之言，田不当言上中下而当言多寡也。且“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又何以解乎？林氏泥於三代皆什一之法，而遂为此支离之说也。
《禹贡》三江必有南江，与北、中两江为三，非震泽下流之三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