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书中载有齐宣王问“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以“於传有之”。余按：文王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不遑暇食，其必无七十里之囿明矣，盖春秋、战国间好事者有为此说而笔之书者；孟子以为囿之大小不足深辨，而仁暴所由分在同民不同民，是以云然。且果刍荛雉兔者皆得往，则是即传记所云“山泽林麓，与民共之”者，岂得概谓之囿乎哉！故今不录。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
此文王勤民事。
辨遇疾改行之说
《韩诗外传》云：“文王莅国八年，寝疾五日而地动。有司请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文王不可。请改行重善，遂谨其礼节皮革，以交诸侯（云云）。无几何而疾止。”余按：文王、孔子皆圣人也，孔子疾病，子路请祷，孔子曰：“丘之祷久矣！”文王岂待遇疾遇灾而後能改行为善乎！且其所称“谨其礼节”云云者，皆寻常之事，後世贤君之所优为，不足为文王贵，何待八年之後始能遇灾而自勉乎！《国语》、《列女传》皆谓文王生而即有圣德，其言虽过，要必不至遇灾变而始能为善也。又其词意浅弱，乃後人所妄撰。故不录。
“混夷兑矣，维其喙矣。”（《诗大雅》）
【附录】“文王事昆夷。”（《孟子》）
伐大戎与虞、芮成之先後
《尚书大传》，文王伐犬夷（或作“昆夷”）在虞、芮咸後之四年。《史记周本纪》，文王伐犬戎（《正义》，“犬戎，昆夷是也”）在虞、芮成之明年。余按：《绵》之诗八章称“昆夷兑矣”，九章称“虞、芮质厥成”，则其先後恐不当如《大传》、《史记》所列。或昆夷、犬戎各一国，後人误合之邪？故今依《经》次之。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诗大雅》）
虞、芮成与伐崇，密之先後
此与崇、密之伐未知孰为先後；而《尚书大传》及《史记》皆以为在伐崇、密前。按，虞、芮在雍、冀间，去周不甚远，於理尚可通。今姑从之。
【备览】“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而归者四十余国。”（《毛诗传》）
《史记》记质成不及《毛传》
《史记》载此事与此传小异。《史记》云：“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云云。又云：“未见西伯，皆惭，遂还。”余按：国各有君，虞、芮之民不得越其君而质於文王；入界而还，亦不得遂谓之“质厥成”也。似以《传》说为长。故弃彼而录此。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诗大雅》）
迁程之说可疑
《伪周书》言“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外纪》亦称“伐密须後都於程”。余按：文王之居程不见於《诗》、《书》；史记詹桓伯之辞晋也，但称“魏、骀、芮、岐、毕”，亦无有所谓程者。或谓程即《孟子》所称“毕、郢”之郢；然既由郢迁丰，何得复卒於郢。或又以《皇矣》之“度其鲜原，居岐之阳”为迁程之证；然云“岐阳”，则是仍在岐山之下，未必别一地也。大抵春秋以前事多难考，或传闻异词，或传写异文，均不可知，不如缺之为善。故不录。
【附录】“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伐于阝之事未必实
《尚书大传》及《史记》复有文王伐于阝事。按：崇、密、昆夷之伐皆见於经传，而于阝未有及者，不敢信其必实。且《大传》在伐密前一年，《史记》在伐密後二年，其时亦不同。故今宁缺之。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诗大雅》）
辨伐崇报仇之说
《史记周本纪》云：“崇侯虎谮西伯於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纣乃囚西伯於里。闳夭之徒乃求美女，文马，他奇怪物，献之纣。纣乃赦西伯，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其後西伯乃伐崇侯虎而作丰邑。”余按：圣人以救天下为心，是以东征西怨，南征北怨；必不因一身之私恨而兴师劳民，绝人之宗祀，若齐之於谭，晋之於曹、卫者然。况崇侯果恐其不利於商而告之纣，其事则恶，而其心不可谓非忠於纣也，岂容遽以为罪而灭之乎！《史记》此说盖因《皇矣》诗有“询尔仇方”之语，故附会之。不知“仇方”云者，乃国之仇，非身之仇也。《传》云：“令尹不尊诸仇雠。”又云：“以鲁国之密迩仇雠。”此必崇侯暴虐，侵噬小国，而周亦被其害，故云“仇方”，奚必谮文王而後可谓之仇哉！《传》云：“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是伐崇明以无道故，非以谮己故也。果因谮文王而伐之，《传》岂得但谓之“德乱”乎！且《周本纪》谓崇侯以积善累德谮之纣，《殷本纪》又谓崇侯以窃叹九侯告之纣，司马氏已自无定说矣。乌在其可信哉！故今不载。说并见後《帅殷叛国条》下。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诗大雅》）
伐密、崇当在三分有二之前
《史记周本纪》以虞、芮质成为文王受命之年，而云“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即《书戡黎》）。祖伊惧，以告纣。明年伐于阝。明年，伐崇；自岐下徒都丰。明年，西伯崩。”《通监纲目前编》悉用其年以纪周事，遂以伐密伐崇为在三分有二之後。余按：文王伐国多矣，而《皇矣》诗独称崇、密，则是崇、密为大国也。然於密但言“侵自阮疆”而已，於崇则记其战胜攻取之略，而云“崇墉仡仡”，“崇墉言言”，则是崇尤强也。丰者，崇之境也，故《诗》云：“既伐於崇，作邑於丰。”《传》云：“崇在县；丰在县、杜陵西南。”则是汉、唐建都之地，崇实据之。当文王在岐时，地偏国狭，介居戎、狄，而崇以大国塞其冲，文王安能越崇而化行於东南之诸侯乎！诸侯即慕文王之德，安能不畏崇之侵陵遮击而远从於周乎！且崇去周仅三百里，文王尚不能以克之服之，又安能悬师二千里外以伐密迩王室之黎，致商人忧旦夕之不保乎！由是言之，伐密伐崇当在文王中年三分有二之前，其时不过西方诸侯归之而已；自灭崇後，周始盛强，通於河、洛、淮、汉之间，然後关东诸侯得被其化而归之耳。故《诗》於灭崇之後曰“四方勿拂”，於作丰之後曰“四方攸同”也。《史记》之言，疑亦有所本；然观魏惠王之後元而以为襄元年，则固不能无误。惟《易纬》以伐崇为文王二十九年事，其书虽不经，而此事於理为近。故今虞、芮、密、崇之事虽仍《史记》次之，而皆载之文王受方国造区夏之前。
【存参】“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左传》僖公十九年）
崇之再伐始克之故
按《皇矣篇》前云“是致是附”，後云“是绝是忽”，则是文王於崇固尝再伐而後克之，《传》言不无据也。但子鱼之意欲襄公之自修无阙而後动，措词不审，遂若文王之轻举於初者，非也。《经》曰“临冲闲闲”，曰“是致是附’，是文王之初伐原无意於灭崇也。《经》曰“临冲”，曰“是伐是肆”，是文王之再伐原志在於必克也。故朱子《诗传》曰：“始攻之缓，战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将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终不下而肆之也，则天诛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可谓得当日之情矣。盖文王之自修，原不待於临时，而亦无灭国以辟土地之心；苟其畏威而修德，则圣人亦乐与之更始；必其怙恶而阻兵，然後不得已而灭之耳。细玩《经》文，事理自明。然所云“闻崇德乱而伐之”者，则得圣人之实，足证《史记》崇侯虎谮文王之诬。故存之。读者不以词害意可也。说并见前《舜治定功成篇征苗条》下。
卷二
文王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祟，作邑于丰。”（《诗大雅》）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同上）
作丰当在“三分有二”之前
按虞、芮质成，诸侯固有归周者矣，是以《伐崇章》云“同尔兄弟”。然崇以大国当周东出之冲，其势固不能多也。伐崇之後曰“四方以无拂”，作丰之後曰“四方攸同”，则化之所被者广矣。三分有二，固当在此後也。
“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书无逸》）
【备览】“西伯行於野，见枯骨，命吏瘗之。吏曰：‘此无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国者，一国之主。吾即其主！’以棺衾而葬之。天下闻之，曰：‘西伯之泽及枯骨，况於人乎！’”（《吕氏春秋》）
《二南》非文王时诗
自毛、郑以来，说诗者皆以《二南》为文王时诗；於是《汉广》、《汝坟》、《В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诸篇皆训以为文王德化所被，风俗之美。余反覆玩之，殊不其然。何者？盛世之音有贞无慝；“女”而“游”，“士”而“诱”，求偶而不能以少待，其不可以为训明甚。即“宵征”之叹“命”，“不与”之知“悔”，与至治之时让德施惠，敬事怀恩，上下交孚景象，何啻千里之隔！虽说者曲为称美，终不免於瑕瑜互见。谓其犹有先王之遗风，可也；遂以此为文王之化，亦浅之乎论文王矣！至於《汝坟》一篇，明明东迁时诗：“王室如毁”即指宗周之陨，“父母孔迩”即谓其邑大夫之来，词意显然。若以文王与纣之事当之，则纣之暴原不行於畿外，而诗人亦不必代为之忧；汝之距丰千数百里，亦无缘谓之“孔迩”也。且二十五篇中，文王与凡商、周间人未尝一见；所见者二人，“召伯”“平王”，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然则其馀特不见其名，无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无疑矣。乃後之说者於《甘棠》、《何彼矣》二篇必委曲迁就以求合於《传》说；即有一二有识之士断然以此二篇为武王以後诗，而其余仍以为文王时诗。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今概不敢采。说并见上篇《宜家条》下。
【存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孟子》）
灵台非文王所立
《诗郑笺》云：“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余按：《灵台》一诗前咏“灵台”，後咏“辟雍”，首尾相联，似咏一王之事者。然而後篇称“镐京辟雍”：武王始迁於镐，故先儒皆以辟雍为始於武王。苟辟雍自武王始，则灵台亦非文王事矣。《大明》、《有声》二篇兼咏文、武之功，皆有明文以分别之，此乃文体应尔；必无咏武王之事而杂入於文王事中者。且《大雅》中凡称前王者皆举其谥，其称今王者乃无谥：此云“王在灵囿”，文王未尝称王，则非文王明矣。盖孟子引诗，断章取义者多。“忧心悄悄”，《卫风》也，而以为孔子。“肆不殄厥愠”，大王也，而以为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僖公也，而以为周公。然则此诗亦未必果文王之事，孟子但欲劝梁王之与民同乐，故不暇辨其时世耳。况《孟子》一书乃其门人所记，苟非大义所关，亦不保无语言之小误。故列之於存疑。说并见後《成康篇》中《下武条》下。
灵台非观象之所
《诗郑笺》云：“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象，察气之妖详也。”《春秋传》云：“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云物，为备故也。”余按：灵台果为占天而建，则诗人亦当有一语及之，何为但称鱼鸟观游之乐？且二章云“王在灵囿”，三章云“王在灵沼”（《毛诗》旧本五章，章四句，朱子始改前两章各六句。今玩文义及韵，当从古本为正），岂囿与沼亦为察妖详之具乎？若囿与沼止为观游而设，则亦不必因察妖祥而後建灵台矣。考灵台之占天不见於他经传；《春秋传》虽有“登观台以望”之文，然特因南至在朔，故因视朔而遂登之，非以此为常礼，亦非因书云物而後建此台也。盖缘孟子之对梁王以灵台为文王之事，文王非盘于游田者，故注《诗》者以“观象”为言。後世相沿，因建灵台为占天之所。其实灵台未必果文王所建，不必曲为之说也。
【附论】“孟子曰：‘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孟子》）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篇》）
“三分有二”不当以九州配合
朱子《论语集注》云：“天下归文王者六州，雍、梁、荆、豫、徐、扬也；惟青、兖、冀尚属纣耳。”余按：三分有二，但大略言之，以见周盛商微，无庸服事殷耳，下必取九州而缕分之也。《诗》曰：“虞、芮质厥成。”虞、芮在冀州境；成王世始践奄，奄在徐州境：是西北固不止於雍、豫，而东南犹未逮夫徐、扬也，即所馀一分亦不尽属纣。商政既衰，诸侯多叛，叛商者自叛商，归周者自归周；不得以宋、金之画疆而守例商、周也。
“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四年）
“帅殷叛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