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颉刚按：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下卷录出置此。）
周一代之政事经制，有相为首尾，不可以年世分系之者；有《经传》本无正文，後人猜度而为之说，以致失其实者；亦有前人所未详，而今补释之者；皆未便以参於《正录》，故为《别录》以考辨之。
周政盛衰通考
文、武所以创业，成、康所以守成，幽、厉所以失政，其治乱兴衰之故有非纪事之文所能尽者。故统其前後而考之，庶学者可以一目了然。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三亳、阪、尹。”（《书立政》）
用人与知人
篇名《立政》，何以所言皆用人之事也？政，待人而後立者也。虽有善政，非贤莫行。不得其人则政徒为具文；而甚者反足以扰民。是以尧惟务举舜，舜惟务举禹、稷、契、皋陶，自能庶绩咸熙，地平天成；纣以多罪逋逃为大夫卿士，则暴虐於百姓而奸宄於商邑。唐之府兵，明之卫所，皆古寓兵於农之意，法非不善也；未百年而已不可用。是以其後变为广骑，增之召募。其尤甚者，隋苏威作《五教》以教民，亦何尝非唐、虞“敬敷五教”之意；然其後民相率杀其令长，曰“犹能令我诵《五教》不？”欲行善政而反失民心，故政非人不能行也。然人非用之难，知之为难。非有克知灼见而惟资诸荐引推毂之人，则钻营大臣以求显擢者有之？贿赂近习以为内援者有之，广交游，通声气以猎虚名者亦有之。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信乎克知灼见为最要也！如此，然後“帝臣不蔽”而上契於天心，使之为民牧长而百姓被其泽。故曰：“敬事上帝，立民长伯。”此文、武之所以德化流行而开八百年之业也。曰：何以言善政非人莫行也？曰：天下无必善之法，惟在乎其人耳。自汉以来，岂无良法；惟不得其人则民受其害。大抵三代以上之治皆恃人而不恃法；三代以下之治则恃法而不恃人。由是不务择人，惟期变法，是以其弊终不能革。何以言之？宋时，州县皆以民供役，大户往往有破家者。执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为法之过？遂改为免役之法，民出钱而官自召役。历代因之，以为善矣。然吏胥遂横行於州县，鱼肉小民，而官又信任之，遂致事权旁出，狱讼颠倒，民有资产者咸与交欢以图自保，无赖者结以为援，而风俗遂大坏。明初，州县之赋皆使大户输之京师，其後大户亦多破家。执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为法之过，遂改而令官自督赋，以为善矣。然追呼烦扰，官吏藉以侵渔，闾阎因之凋敝。此无他：得其人则法皆可行；不得其人则用此亦弊，用彼亦弊，虽岁改而月易之，无益也。故曰：善政非其人莫行也。昔宋王安石行新法，守令贤者多弃官去；邵尧夫以为不然，曰：“宽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赐。”是则政虽不善，得其人，民犹不至大受其害；况行利民之政而得贤守令以布之，百姓有不共享其福者乎！是以文、武惟以得人为最要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书立政》）“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於兹。”（同上）
庶狱与大狱
按：文王之不兼於庶狱，非轻於视狱也，乃重於用人也；谓庶人之轻狱也，非士大夫之大狱也。何则？治狱犹用兵也。情伪百出，非可悬揣而遥制也，必亲察之而後知之。庶狱之繁，人君所不能遍察也，则择其人而使治之。然既委之人矣，又何由知其违而训之？盖古者上下之情常捅，民有冤情，皆得自诉於君，君召其人而亲鞫之，是以莫得施其朦蔽。而文王之耳目尤广，故违与不违皆知之。不然，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果何为乎！一事违而训之，则百事皆不敢偏徇；一人违而训之，则百人皆有所畏儆，此文王所以不必兼也。若士大夫之狱则不然。孟子曰：“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是古者诸侯之狱皆天子自治之也。王叔陈生舆伯与争政，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於王庭；叔孙昭子朝而命吏，曰：“将与季氏讼，书词无颇。”是古者卿大夫之狱皆其君自治之也。邢侯与雍子争畜阝田，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杀叔鱼与雍子於朝；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是古者位相埒则不能治其狱，必尊者而後能治卑者之狱也，明矣。自秦始重狱吏之权，无论丞相大臣皆使治之，而李斯以谋反诬服矣。唐高宗时，人告长孙无忌谋反，许敬宗文致而上之；高宗犹以元舅之故不忍杀，而敬宗不可。夫元舅诚不可以谋反贷死，顾无忌实未尝谋反，高宗何不亲鞫之乎？至明置锦衣狱，其祸尤烈。杨涟、左光斗诸人皆忠直大臣，一入狱中，覆盆莫告，榜掠至无完肤，卒以狱毙。若此者，岂非人主不自理之过与！故曰庶狱者，庶人之轻狱也，非士大夫之大狱也。此文王之所以不必兼也。
“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大雅》）
周多贤才之故
贤才之出，非偶然也。天地之气清明醇粹，然後所生之人达於事理，闲於道义，而不惑於利欲之私。此非涵育数十年不能也。上重德行则俗皆尚德行，上重才略则俗皆尚才略，而父师以此为教，子弟以此为学。此非培植数十年不能也。周自大王迁岐以後，修德行仁不下数十馀年，是以贤才辈出，卿大夫士莫非宅俊。虽由文王之克知灼见而立民长伯，要亦其先世涵濡而培植之者有素也。故《诗》推本言之。
“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御侮。”（《诗大雅》）
文王用贤才之法
周之贤才固多，要亦文王用之各当其才，故诗人以“疏附”、“先後”、“奔奏”、“御侮”分别言之。盖才全德备者其人良少，惟能各当其才，斯能悉举其职。故周公曰：“无求备於一人。”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唐、宋以後，多循资格而不问其才具，往往一人之身氵存更十有馀职。此果能悉举其职乎？抑未必然也？读此诗，可以悟此理。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书立政》）
“武王克商，作颂曰：‘载辑干戈；载弓失。我求懿德，肆於时夏，允王保之。’”（《左传》宣公十二年）
武王求懿德
武王克商之後，“干戈辑”而“弓矢”固已；何以言“求懿德”而“肆时夏”也？生民所以困而不安，由於贤人弃而不用。官不得其人，则强陵弱，众暴寡者听之，子不孝，弟不共者听之，淫荒无度，侈靡自恣者听之。岂惟听之而已，重赋敛而民膏为之竭，鬻讼狱而民冤不得伸。非懿德之人不能抚安而整饬之也。然使其人而果有懿德也，必不肯希荣而干进，隐於畎亩者有之，遁於山林者有之。非咨於众，访於人，夙夜求之，不能得也。“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周非无懿德也；然而天下之地广矣，天下之贤多矣，是以广求之而遍用之也。“肆”，陈也，布也。用贤者，非以博好士之名也；布之天下，然後民得被其泽也。以此观之，武王之伐商，非富天下也，正以贤才不用而生民不得安，故不得已而伐商也。贤才用而百姓安，风俗厚而人心固，则亲贤乐利，垂裕後昆；是以永言保之，至八百年之久也。
【附论】“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芦也。’”（《中庸》）
孔子答哀公问政之旨
哀公问政，孔子何为以“人存”“人亡”告之也？政必待人而後行，前固已备言之矣，况鲁，周公之旧，周公所行者即文、武之政，无事於别立章程也。但相沿日久，视为具文，实惠不逮於民，亦有苦其不便而改之者。举而行之，本非难事，但患无其人耳。无其人，则非惟具文之无益也，而复古亦足以滋弊。故曰“其人存则其政举”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极言非政之难而人之难，犹树必待地而生，但有地未有不生树者也。“蒲芦”者，树之尤易生者也，所以申明政之易举而惟患不得其人也；孔子所言，证以周公《立政》所言文、武之事，若合符节。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信乎，先圣後圣，其揆一也！
《家语》误录“为政在人”以下
按：孔子答哀公之问当至此而止；下文乃作《中庸》者因为政在人之意推而言之。是以“好学”三句，复冠以“子曰”之文。则此数十言者，非孔子之言明甚。伪撰《家语》者不能辨文义之首尾，乃误以为至“择善固执”句止。“朝聘以时，厚往薄来”，既非诸侯之事，孔子以告哀公何为？而“在下位”以下明明采录《孟子》之言，尤其显然而可见者。况《论语》所记孔子之言皆简而洁，从未有繁而曲如此章者；而“达道”、“达德”、“九经”之属亦与“人存政举”之意了不相涉。《家语》之误，显然可见。朱子《章句》亦未及正其失。故今补而论之。
蒲芦为草名
“蒲芦”，或以为蜾，或以为蒲苇。朱子《章句》从沈括，以为蒲苇，正与上文“地道敏树”文义相贯。近世学者偶见蜾裸之说，以为新奇，遂极力驳朱子之误。非惟上下文义不相呼应，即令果是，而於义理亦何足为得失乎！圣人此数言者，实为经世要务，得文、武之真传；乃皆碌碌无所发明，但斤斤於蒲苇、蜾裸之同异，徒劳笔舌，良可叹也！
又按：“蒲芦”文皆从草，本草名也。故《诗》云：“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又云：“鱼在在藻，依於其蒲。”而今人呼苇亦多云芦苇；又有芦草生於田中。以蒲芦为草，其说为得之。《尔雅》一书本不足据，九州之名与《书》不合；谓夏改载为岁，亦与《经》、《传》乖剌，其说岂尽可信！就令蒲芦果为虫名，亦安见其必非草名也？且非但蒲芦也，即果裸为虫名，亦未尝非草名也。《豳风》云：“果裸之实亦施於宇。”《毛传》云：“果裸，栝楼也。”盖虫不能施宇，施宇必草木也。故《孔疏》云：“栝楼叶如瓜叶形，蔓延，青黑色。”是果裸不但名虫，亦兼以名草矣。况於蒲芦文皆从草，而反专以名虫，断不可以之名草乎！奈何据《尔雅》之一语，遽欲驳朱子之误也！
“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饣奔饣喜；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诗大雅》）
行潦之喻
细玩诗意，似以“行潦”喻人材，以“挹注”喻擢用。言水在泥中若不足用，然挹彼注兹以澄之，即可饣奔饣喜；犹贤人困於泥涂，擢而用之，即可以为君宣猷布化而百姓享其福；此君子所以为民之父母也。以行潦为喻者，谓随地有才，不必其大也；虽片长亦足录，止须一挹注之劳耳。传以“行潦”为喻“岂弟君子”，似尚未尽诗意。
“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於天子。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於庶人。”（同上）
吉人之媚
此诗三四两章皆颂祷之词，曰“土宇厚”，曰“受命长”，曰“百神尔主”，曰“禄尔康”，何以忽继之以“冯翼孝德”，“吉士”“古人”也？盖国祚之修短在政事，而政事之得失在人材。人主虽甚贤圣，然以一人而御四方，其耳目必有所不周，其心思必有所不及，故常藉於人材。苟左右非其人，则下情不上闻；都邑之宰非其人，则君恩不下达：虽日下恤民之诏，日行利民之政，而民不受益也。故必有冯翼孝德，吉士吉人，相与辅君之德，宣君之治，而後厚者常厚，长者益长。“媚”者，爱而能遂其心之谓。人臣之所大患，在迎合大臣以求援引，剥削百姓以肥身家，而国计民生遂置之於不问。“媚於天子”，其不附於权门可知。“媚於庶人”，其不黩於货贿可知。国固民安，所以百神主而禄康也。
《酌》与《卷阿》之作意
此二篇，《序》皆以为召康公戒成王之诗。然玩其语意，似皆咏当日之实事，或成或康，均未可知，盖守成之世，太平无事，上下恬熙，人主最易安於逸乐，不以人材为事，而成、康乃能法文、武之所以立政者而继述之，故诗人咏歌而叹美之也。
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左传》文公元年）
“贪人败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