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莽执政之后的8年之内，前后进行了4次币制改革。虽然改革措施制定得很彻底，但收效甚微。而在土地改革方面，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更彻底——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再按照人头均分给百姓耕种。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是：将所有土地改名为“王田”，任何人都不能进行买卖，如果一个家庭的男子低于八个，在其拥有的田地超过九百亩的部分，要分给自己宗族的其他人或乡邻耕种。
这是自商鞅变法之后，第一个推行土地国有化的中央政府。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土地可以说是人们生存和繁衍的根基。因此，土地的多寡，对当时人们的发展来说异常重要。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对土地兼并情况作出了一系列改革，比如，董仲舒就向汉武帝提出“限田”的建议，他知道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可能支持井田制政策，但他认为可以通过限定每户拥有的土地上限来抑制兼并过度（《汉书·食货志》中记载：“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董仲舒的这种限田思想经过演变和发展，逐渐成为土地发展过程中的主流思想。而王莽推行的王田制，是对土地私有制的一次彻底变革。如果从两千年历史来看，从先秦至清末，几乎没有统治者试图将土地国有化，而王莽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且将土地计划付诸实施。
胡适对王莽推行的政策进行了这样的评价：“这些政策，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他们的目的都是’均众庶，抑并兼‘。但在那个时代，国家的组织还不完备，这种大计划的干涉政策，当然不能一时收效。政府里的书生又不能不依靠有经验的商人，故《食货志》又说：’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菑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俞病。‘”可见，王莽颁行的政策遭到了地方官员虚与委蛇的执行，最终还引发了一定的危机。
此外，在推行土地国有化的同时，王莽还颁布了一条律令，那就是禁止奴婢买卖，他认为奴婢买卖与古人教化的“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圣训不符。从史料记载来看，王莽其实一直都颇为同情奴婢的遭遇，在其执政之前，他二儿子杀了身边的一名侍女，王莽了解情况后，逼迫其儿子自尽偿命。因此，历来很多学者对王莽的这项政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在当时社会属于一个人道主义创举。不过，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王莽推行的措施或许并不是为了保障人道主义，而是为了在限制土地兼并方面制定出的一项配套性措施。
随后，王莽还颁布了“五均之制”。《食货志》中有详细记载：“（1）市平’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居他所。‘（2）收滞货’众民买卖五谷布帛丝锦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3）平市’万物卬贵过平一钱，则以所收不雠之物以平贾卖于民。其贾氐贱减于平者，听民自相于市，以防贵庾者。‘（4）赊’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5）贷本’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而受息，毋过岁什一‘。《莽传》作’赊贷与民，收息百月三‘。”
胡适对王莽颁布的“五均法令”做了详细分析。他说：“我们看这一诏，可以知道当日的政治家确实能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精意……社会主义者所以主张把这种’公共用具‘一切收归社会办理。这个意思，即是王莽的政策的用意，那是无可疑的了。”
其实，王莽推行的“五均六筦”都属于国营化改革，这种政策直接剥夺了民间工商业的绝大多数利润，但最终也没有如愿以偿地为国库增加收入。王莽效法汉武帝，让有经验的商人来执行“五均六筦”的政策。起初，他将京城巨贾王孙卿任命为京师市师，任命其他有名望的巨商担任纳言士，并任用各地商人为当地的专营官吏，让他们管理当地的交易以及钱币事物，但由于当时没有制定出合适的监督机制，所以导致这些占据官位的商贾趁机以权谋私，与当地官员沆瀣一气，通过手头的便利牟取私利。因此，到了最后，国库不但没有充盈起来，反而亏空越来越大，同时也使得老百姓苦不堪言。
王莽的币制改革让国家的金融秩序变得混乱不堪，导致政府在民间的信用几乎全部崩溃。据史料记载，每次改革，都会让民间的一部分人濒临破产，导致很多人都沦为难民。
而土地国有化也再次引起中产阶层的一致反抗。其实，在西汉初期，土地就已经演变为财富的主要体现形式，土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货币的性质，但王莽在没有得到任何阶层支持的前提下贸然推行“王田制”，因此，最后遭到了所有阶层的反抗。
在执行层面上，各个品级的行政官吏基本上都采取消极态度执行改革条例，这为王莽的变法带来了很大阻碍。同时，他还常在发生自然灾害时，裁撤官员，在其在位的十多年里，仅大司马一职就经历了8次更迭。这样就导致王莽变法既得罪了地主阶级，又没有实现对无产阶级的承诺。因此也就得不到任何阶级的支持，而国库也没有任何实质性增收，可谓既没有有效控制土地兼并情况，又没有实现天下归宁。致使在变法的第十四年，改革已经完全进行不下去了，公元22年，王莽不得不颁布诏令，宣布废止其执政以来所颁布的所有改革措施。但是，对于王莽政权来说，此时的一切努力已晚矣。第二年十月，叛军攻破长安，王莽政权被推翻。
王莽变法，当属于社会主义在古代的一次试行，同时也是理想主义的试行，但不幸的是遭遇了惨败。尤为可惜的是，王莽变法的真实动机一直被“篡汉者”的形象遮挡着，而从未被人们认真地研究和分析过。不过，近世胡适、柏杨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为其翻案，对其改革动机进行了相对正确的评价。
一直以来，世人都将王莽视为篡汉的反面典型来谴责。其实，这仅仅是“成王败寇”的片面说法。事实上，王莽是一位值得人们敬重的大英雄。但他无疑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改革触动了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最终又没得到普通百姓的支持，因此只靠他的满腔热情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他所践行的“社会主义方针”只不过是空中楼阁。
胡适在其文章中这样评论王莽：“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渐台上。”可见，胡适对王莽是颇为敬重的。
叁
书院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模式历来使用的都是书院制。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与官方院校同步发展的一种教育制度，它出现于唐末，兴盛于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得到普及，清末庚子诏令将全书院改为新式学堂。书院是集教育、学术、藏书等各方面为一体的教育性机构。它将官学和私学两者的优势充分地结合起来，构建出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可以说是官学与私学共同形成的产物。自书院出现以后，古代教育史上便出现了重大变化，官学、私学与书院开始相互交错地平行发展，三者逐渐呈鼎足之势，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促进和融合。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可以说，正是它们的这种关系推动了我国教育快速发展和繁荣。书院前后在神州大地上存在了1000余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的教育事业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后来，胡适专门对中国古代的书院做了一些研究。经过分析，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一千年以来，书院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构。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它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
胡适还对中国古代书院发展的轨迹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他认为，书院在顶古的时候，是没有史料可供考证的。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分为官私两类，但当时它们都没有进行聚徒讲学。官学书院一般都是藏书之地，而私学书院一般是文人墨客们的治学之地。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国家由盛转衰，朝政崩坏，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文化教育事业也受到严重冲击，很多书院都荒废了。于是，一些教学的学者学习佛教的学习之法，纷纷将读书养身之所设立在名山大川之地，在那里讲道修身。如此逐渐兴起了聚徒讲学的风气，真正拥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也逐步建成。北宋时期书院制度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并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胡适对宋代书院制度做了考证。他认为：“宋代书院制度，很可研究。每一个书院，有山长一人，系学识丰富的人充任。书院里藏书极多，有所谓三舍制，就如湖南潭州学院，分县学、书院、精舍三种。在州府县学里读书，都是普通之才；优者升入书院。当时书院的程度，犹如今日大学本科，倘在书院里考得成绩很好，就升入精舍。此时，犹如今日入大学研究院了。”
宋代，国家重新统一，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百姓的生活开始变得平稳下来，很多人都开始注重学习。当时，统治者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拓疆守土上，无暇分心筹备教育事项，仅仅重视科举为朝廷选拔人才，以此来填充新国初立情况下大量的官职空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官学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书院才得到了足够的时间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并逐步确立了自己在国家教育界的地位。在胡适看来，宋代书院的发展轨迹，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其一，宋初的勃兴。
北宋初立之时，没有时间也没有实力去把控官学，于是对一些较为著名的私学采取了特殊方式——“赎买”政策，这种方式促发了官私联营教育模式的出现。宋初著名的六大书院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分别是应天府书院、白鹿洞书院、茅山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
其二，中期的消沉。
北宋当局的政治稳定下来之后，便开始兴学，前后总共展开了三次。在兴学期间，官学开始飞速发展，并达到空前兴盛；将实践性放在学习的首位，而纯学术性研究逐渐变得没落下来，因而导致书院变得越来越不景气。最后，就连著名的六大书院也不得不停办或被官方“收购”。
其三，南宋的大盛。
南宋时期，边境战乱不断，大宋总是遭受外族入侵，同时朝政空前黑暗，科举也变得腐朽不堪，导致南宋官学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形同虚设。后来，朱熹等人对书院进行了复办，并取得了很大成效，再加上理学的盛行，使得书院再次 “容光焕发”。
宋代书院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书院定制了比较完善的条例，这也是书院制度化的标志，而朱熹亲手拟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更是成为书院守则中的典范。
胡适对书院制度的官学化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他认为，到了元代，当朝的统治者为了缓和民族矛盾，让蒙古族与汉族人民逐渐融合在一起，消除汉族的排外心理，因此开始对书院采取保护措施。他们积极倡导有能力者兴办书院，并对书院进行渗透和掌控，这就使元代书院呈现出一种官学化的趋势。经过分析，胡适认为这种书院的官学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控制书院办学的领导权。
元代，书院制度经过不断演变和发展，书院的山长或洞主逐渐改由朝廷或地方政府直接委任，此时的书院山长就成为了朝廷命官，拿的都是朝廷的俸禄，他们也并入了管制系统。
其二，控制书院师资延聘权。
元朝时期，书院的老师、教授等都要经过礼部、行省等政府部门的聘用、延聘、审批等程序，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都要在朝廷备案。
其三，控制书院经费使用权。
元代朝廷每年都会给书院调拨治学经费，同时也会派遣专员到书院监督这些钱财的使用情况。这样就做到了对经费的严格控制。
此外，元代朝廷还对书院的招生、考试，以及学生完成学业之后的就业去向等方面进行了严格控制。元朝政府通过这种方式，使书院自由讲学的特性逐渐消失，最终与官学没有了太大区别。而它赖以生存，并享誉世间的学术研究特质也逐渐淡化直至消失，以致于最后沦为了科举的附庸。不过，胡适表示，元代政府在书院的改造过程中所保持的极为审慎的理性克制态度，很值得后人学习。
胡适还对明代书院制度的勃兴与毁禁做了详细的研究。他发现，明代书院的发展经历了“沉寂、勃兴、禁毁”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
（1）明初的沉寂。
明朝新立之初，政府对官学的发展十分重视，提倡通过科举为朝廷选拔人才，这让官学变得逐渐兴盛起来，而书院则遭受了冷落，致使其在将近百年的时间内一直萎靡不振。
（2）中期的复兴。
明中叶以后，官学逐渐变得空疏起来，科举也日益腐败，因此书院教育再次得到复苏和发展。嘉靖以后，书院教育再次发展到鼎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