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外交，是几千年以来外交的一个变局，因为所交的国和前此不同了。但是所遇的事情变，而眼光手段，即随之而变，在人类是无此能力的。新事情来，总不免沿用旧手段对付，而失败之根，即伏于此。不过当此时，其失败还潜伏着罢了。
清初外交上最大的事件，便是黑龙江方面中俄境界问题。因为这时候，俄国的远征队时向黑龙江流域剽掠，该处地方的居民几于不能安其生了。当一六七〇年，圣祖尝诒书尼布楚守将，请其约束边人，并交还逃囚罕帖木儿。尼布楚守将允许了，而不能实行。及一六七五年，俄人遣使来议划界通商。圣祖致书俄皇，又因俄人不通中国文字，不能了解，交涉遂尔停顿。一六八一年，三藩平定，圣祖乃决意用兵，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造大船，并筑齐齐哈尔、墨尔根两城，置十驿，以通饷道。一六八五年，都统彭春，以水军五千、陆军一万，围雅克萨城。俄将约降，逃往尼布楚。彭春毁其城而还。俄将途遇援兵，复相率偕还，筑城据守。明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再以八千人围之。城垂下，而圣祖停战之命至。
是时俄皇大彼得初立，内难未平，又外与波兰、土耳其竞争，无暇顾及东方。在东方的实力，亦很不充足，无从与中国构衅。适会是时，圣祖又因荷兰使臣诒书俄皇。俄皇乃复书，许约束边人，遣使议划疆界，而请先解雅克萨之围。圣祖亦许之。于是俄使费耀多罗东来，而圣祖亦使内大臣索额图等前往会议，一六八八年，相会于尼布楚。当费耀多罗东来时，俄皇命以黑龙江为两国之界，而索额图奉使时，亦请自尼布楚以东，黑龙江两岸之地，俱归中国，议既不谐，圣祖所遣从行的教士徐日升、张诚从中调停，亦不就，兵衅将启。此时俄使者从兵，仅一千五百，而清使臣扈从的精兵万余，都统郎谈，又以兵一万人从瑷珲水陆并进。兵衅若启，俄人决非中国之敌，俄人乃让步，如中国之意以和。定约六条：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岭南诸川入黑龙江的，都属中国，其北属俄；立碑于两国界上。再毁雅克萨城而还。
《尼布楚条约》既定，中俄的疆界问题，至此暂告结束，而通商问题仍未解决。一六九三年，俄使伊德斯来。圣祖许俄商三年一至京师，人数以二百为限；居留于京师的俄罗斯馆，以八十日为限；而免其税。旋因俄人请派遣学生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又为之设立俄罗斯教习馆。
当尼布楚定约前三年，蒙古喀尔喀三汗为准噶尔所攻，都溃走漠南，至一六九七年，乃还治漠北。于是蒙、俄划界通商的问题复起。土谢图汗和俄国是本有贸易的，此时仍许其每年一至。然因互市之处无官员管理，颇滋纷扰，蒙人逃入俄境的，俄国又多不肯交还。于是因土谢图汗之请，于一七二二年，绝其贸易。至一七二七年，才命郡王策凌等和俄使定约于恰克图。自额尔古讷河以西，至齐克达奇兰，以楚库河为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岭为界。而以乌带河地方，为瓯脱之地。在京贸易，与旧例同。俄、蒙边界，以恰克图和尼布楚为互市之地。一七三七年，高宗命停北京互市，专在恰克图。此时中、俄交涉，有棘手时，中国辄以停止互市为要挟。乾隆一朝，曾有好几次。
清初的中、俄交涉，看似胜利，然得地而不能守，遂伏后来割弃之根。这是几千年以来不勤远略，不饬守备，对于边地仅事羁縻的结果。至于无税通商，在后来亦成为恶例。然关税和财政、经济的关系，当时自无从梦见，而一经允许，后来遂无从挽回，亦是当时梦想不到的。所以中西初期交涉的失败，可以说是几千年以来陈旧的外交手段不适用于新时代的结果，怪不得哪一个人，其失策，亦不定在哪一件事。要合前后而观其会通，才能明了其真相。
至于海路通商，则因彼此的不了解，所生出的窒碍尤多。通商本是两利之事，所以当台湾平后，清朝沿海的疆吏，亦屡有请开海禁的。而其开始解禁，则时在一六八五年，当时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各设榷关。一六八八年，又于舟山岛设定海县，将宁波海关移设其地。一七五五年，英人请收泊定海，而将货物运至宁波，亦许之。乃隔了两年，忽然有停闭浙海之议。原来中国历代海路的对外通商，是最黑暗不过的。官吏的贪婪，商人的垄断和剥削，真是笔难尽述。两千年以来都是如此，到了近代，自然也逃不出此例。当时在广东方面，外人和人民不能直接贸易，而必经所谓官商者之手。后来因官商资力不足，又一人专利，为众情所不服，乃许多人为官商，于是所谓公行者兴。入行的所出的费用，至二三十万之巨，所以其取于外商，不得不重。而因中国官吏，把收税和管束外人的事，都交托给他，所以外人陈诉，不易见听，即或徇外商之请，暂废公行，亦必旋即恢复。于是外商渐舍粤而趋浙。一七五七年，闽督喀尔吉善、粤督杨应琚，请将浙关税收，较粤关加重一倍。奉谕：“粤东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借洋船为生；而虎门、黄埔，好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驱归粤海为宜。明年应专令在粤。”英商通事洪任辉愤怒，自赴天津，讦告粤海关积弊。中朝怒其擅至天津，命由岸道押赴广东，把他圈禁在澳门。虽亦将广东贪污官吏惩治一二，而管束外人的苛例，反因此迭兴。
一七九二年，英人派马甘尼东来，要求改良通商之事。其时正值清高宗八旬万寿。清人赏以一席筵宴、许多礼物，而颁给英王《敕谕》两道，将其所陈请之事，一概驳斥不准。未几，东南沿海艇盗横行，而拿破仑在欧洲亦发布《大陆条例》，以困英国，葡萄牙人不听，为法所破。英人虑其侵及东洋，要派兵代葡国保守澳门，以保护中、英、葡三国贸易，助中国剿办海寇为由，向中国陈请。中国人听了大诧，谕粤督严饬兵备。一八〇八年，英人以兵船闯入澳门，遣三百人登岸。时粤督为吴熊光，巡抚为孙玉庭，遣洋行挟大班往谕，不听，熊光命禁其贸易，断其接济。英人遂闯入虎门，声言索还茶价和商欠。于是仁宗谕吴熊光：“严饬英人退兵，抗延即行剿办。”而熊光等因海寇初平，兵力疲敝，主张谨慎，许其兵退即行开舱，乃退兵贸易而去。仁宗怒其畏葸，把熊光、玉庭都革职，代以百龄和韩葑，于是管理外人愈严。一八一〇年，英人再遣阿姆哈司来聘，又因国书及衣装落后，未得觐见。于是中、英间的隔阂愈积愈深，遂成为鸦片战争的远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