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乡己之交的召唤
但前期《时务报》的工作无疑为梁启超办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清议报》时期，那种外来的干扰少了，梁启超和他的几位合作者，终于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报纸的建设工作。但因为是在国外出版，依然存在着很多的困难与不便。梁启超自言广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严禁入口，驯至内地断绝发行机关，不得已停办。”
《清议报》在流亡的环境中，坚持在海外营造舆论园地，虽然旨在宣传维新派受挫后的政治主张，但由于报纸设在国外，日本当时又是比中国先进的国家，那里的国际性条件使报纸获得比较阔大的视野。正如前边述及的，《清议报》除了发表旨在唤醒国人觉悟的重大话题的文章之外，还涉及文化、文学和诗歌等方面的内容。特别在报道当时世界各国的政经、文化、社会动态方面，已经萌生出现代新闻报纸的初步品质。
《清议报》为扩大自己的信息量做了大量工作。它注意译登一些外国报纸的时论，目的也即在借以扩大国人的视野，如日本报纸登的《论美国近政之变迁》，英国作者写的《俄国蚕食亚洲及其将来》，即使这些均不是直接与国内政局有关的言论，《清议报》也一律予以登载。但大量的也还是社论、专论一类文章，以及一些关于国内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所捶供的信息对海内外人士的沟通，对时局动态的了解，都有很大的助益。例如：
中国政府奉后之命巳饬在广东省城之北洋海军提督叶祖圭带领海天、海等两快艇往南海一带接应前派往该处之刺客。盖如能将康有为或邱菽园并他著名维新党人活拿，即可交海天等舰带回也。该二舰驶行甚速，每点钟时能行一百二十华里。英国在南洋之海无有如此迅速之舰，将来虽欲追赶亦不能如愿，此皆中朝之密计，欲使维新党人无可逃遁耳。再如：
字西林拫云，在北京及各省之维新党人，现西后以设有妙法剪除之，以现在无论何御史保举何等人员，及奏请何员补何缺，必须以所请详加考复，须俟一礼拜或十天而后乃有准否之谕旨。若以从前而论，此等事至多一、二天即有明谕，今则不然，如其所保所请之人查有可疑新党之处，或与西人往来、或曾办过洋务等情必立将该员黜去不用。
也有类似今日报章读者来书之类的文字，有一篇由“旅檀义民”撰写的题为《檀香山华人被虐记》，就像今天的读者投书：
呜呼。国之不振，我四万万同胞受人凌辱作践，其种种惨状岂意料所能及，岂笔墨所能罄哉！余旅居檀香山二十年矣，余恨未能一游台湾、旅顺、胶州、威海、大连、九龙、广州湾故墟，未尝睹亡之国失地之惨状何如，然见诸报纸之记述，得诸里巷所传闻，既已使人怵心酸鼻，欲读不能卒读，欲听不能卒听，然犹以为独被割之地惟然耳，而不竟今曰乃于檀香山亲遇而亲睹之。吾欲记其事，则笔未下而泪已倾……这位读者所记的华人如何被虐受辱的事实并不重要，因为这样的事实记不胜记。重要的是，作为当日旅居国外的中国人所拥有的“亡国之民”的心境和情感借报纸得到了表达。
这时的《清议报》，较之几年前《中外纪闻》的“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已有了大的进步。这时的《清议报》也不同于梁启超所批评的早期沪、港、粤三地报纸的粗俗——“号称最盛，而体例无一足取：每一展读，大抵‘沪滨冠盖’、‘瀛眷南来’、‘祝融肆虐’、‘图窃不成’、‘惊散鸳鸯’、‘甘为情死’等字样，阒塞纸面，千篇一律。”《清议报》有自己严肃的立场，明确的目标，但又有文化和社会的涵容的品质，至少，它已经超出与早期的“邸报”或晚后的专刊社会新闻的报纸而拥有高的品位。它在异国隔绝的情况下艰难困苦地奋斗到整整一百期，它的成绩是极其显著的。方汉奇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中评介说：“在编辑业务上，《清议报》借鉴了日本杂志的一些作法，除‘本馆论说’、‘时论译录’、‘中国近事’、‘外国近事’等传统栏目外，增加了‘政治学谭’、‘汗漫录’、‘闻戒录’、‘猛省录’等许多新栏目，发表专论和短评。诗词小说之类的作品，也设有专门的栏目，附于报末，为它所联系的作者群，提供园地，报纸版面比《时务报》时期为活跃。”
《清议报》诞生在灾难的1898年，它从死处求生，把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开始的事业发扬光大，在异国他乡播撒变革维新的思想，终于在1901年以完整的三年的时间出至第一百册。梁启超当然非常珍视这三年辛劳换来的成绩，为了庆祝这个胜利，他亲自撰写了洋洋洒洒的一篇长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其目的显然在借《清议报》百期的庆典以总结中国维新报业运动的成就。这位文化巨人在这篇文章的结论部分，寄希望于《清议报》能从“一党报之范围进人一国报之范围”，“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依然表现了世界性的宽阔眼界。梁启超文章最后禁不住高呼：“《清议报》万岁！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
但也许是一种命定，也就在他良好的祝辞发出的时刻，《清议报》也随之画上了句号。《中国近代报刊史》这样记载了这家报纸的终结：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曰《清议报》出至第一百期。为了纪念这个曰子，这一期改为特大号，发表了梁启超写的《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报之经历》等纪念性文章。特大号刚刚出版，设在横滨元居留地百五十二番馆的报社就遇到火灾，馆舍和一应设备全部焚毁，原来保险单上没有把经理人的姓名写准确，承保的外国保险公司拒付赔款，《清议报》因此停刊。从1898年12月23日（阴历十一月十一日），到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以完整的三周年，走过了跨越两个世纪的艰难路程。它的最后的火焚，仿佛是上苍有意的安排，这是19世纪一次凤凰涅槃的仪典，也是20世纪日出时刻腾空而飞的一只再生的凤凰！X寸于苦难中的中国，这是否是一次预言，或者是一个暗示？也许是一个警号，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火焚，也许是预示着往后100年的更加严峻的命运的挑战！
从古老的燕京大学图书馆出来，笔者的耳边依然喧腾着上一个世纪黄昏时节的呐喊和召唤。当年的英豪和志士都已远去，他们叱咤风云的名宇也成为历史。但我们依然能从当年的文字中感受到那种专注和投入的热情，那是一次次以生命和热血为代价的搏击。这种精抻，在这个世纪末浮嚣的习气和放浪的游戏中，已经变得非常的陌生和遥远了。
康梁在政治上虽然失败了，但在文学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桎梏思想的八股文，埋没人才的科举制度，因了康梁的猛烈攻击终于废止了。使一般士人可以不受功名的约束而自由思想，自由写作，这是文学进步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梁启超自亡命日本以后，先是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以鼓吹他们的政治主张，为了扩大宣传，增加外力起见，自然不能不采用平易畅达明白如话的文体。这种文章易学易懂，所以即刻风行全国，成了报章体的老祖宗。0因为有了梁启超的文章，于是开创了一个梁启超文体的新时代。这个文章的新时代，即是以梁启超汪洋恣肆的文字为模范的“报章体”。梁启超生平传记的作者，在谈到1898年梁启超主持《清议报》的编务时髙度评价了梁启超的贡献，谈他“沛沛浩浩若有电力的热烘烘的文字，鼓荡着，或可以说是主宰着当日的舆论界”。关于这种文章的养成和风格，梁启超曾有自叙：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铄。至是（《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讥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这确是对自己文风的中肯总结，也许还应加上另一个特点，即奔腾飞动的气势。他的这种文章风格，对于拘谨严整的古文，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种文章更切于实用，而不是如同往昔那样偏于技巧的炫耀和赏玩。这样，文章就从古文大家的规范中，从模范文选中走出来，成为人人能够阅读和书写的实用的文体。
梁启超说自己“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但他却是从那里走过来的。胡适说：“谭嗣同与梁启超都经过一个桐城时代，但他们后来却不满于桐城古文。他们又都曾经过一个复古的时代，都曾回到秦汉六朝；但他们从秦汉六朝得来的，虽不是四六排偶的形式，却是骈文的‘体例气息’，所谓体例，即是谭嗣同说的‘沉博绝丽之文’；所谓气息，即是梁启超说的‘笔锋常带有感情’。这种“夙不喜桐城派古文”而又“经过一个桐城时代”，从那里走出，却又得到了并吸收了那里的“体例气息”，胡适这样的分析没有把问题简单化，是非常切合中国的实际的。
胡适这种对谭嗣同和梁启超旧学渊源的探寻，及其对他后来文章风格生成的分析，为分析中国文化问题提供了有用的经验。中国有极为丰硕的文化积蕴，中国文人从传统文化所获得的营养（包括积习）怎么估价都不会过分，因此，在处理传统影响时，简单和轻率是非常容易失误的。胡适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他以毕生心力向着古文的规范进行不遗余力的攻击。可是，对于被称之为的“桐城谬种”，他都有一番冷静的分析：“那些瞧不起唐宋八大家以下的古文的人，妄想回到周、秦、汉、魏，越做越不通，越古越没有用，只替文学界添了一些似通非通的假古董。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虽然没有什么大贡献，却也没有什么大害处。这是很平和也很公允的一种判断。当然，梁启超和他的维新派的朋友是从桐城派古人中走出，走到了新文体的新境界了。”
这一点，曾使刘师培大为感慨：“时代的力量是伟大的，它既能使桐城派的文人移译西书，又能使文选派的文人大谈其小说与戏曲。时代的力量究竟是伟大的。”感慨之余，他还是站在文学改革以切于世用的立场上：“故就文字之进化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昔欧洲十六世纪，教育家达泰氏以本国语言用于文学，而国民教育以兴。盖文言合一，则识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启超和维新派文人推进新文体的出发点也即在此，他们力求“文言合一”，使识字者日多，而不是以文章的精深典丽为目的。
近代文体新概念
梁启超的语文观念是前进的。他认为中国古代文与言合，极华美的文字，却是当时的语言，文学的进化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语之文学。所以他不避以口头平易之语人文，也不避引用外来语入文。他的实践一方面是向着中国古文，特别是八股文陋习的猛烈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实际的运用中创造了新文体的雏形。在维新派那里，特别是通过他们的报章的推动，影响深远的桐城义法和选学规范一下子土崩瓦解，其影响于是也告式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