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夏天，当阎连科从文学系毕业的前夕，我们还有过一次长谈，我们谈到了阎连科及整个军旅文学创作的现状与未来，当然，“农民军人”主题是一个谈论的焦点。而且，我们也谈到了“新写实小说”的启示，谈到了刘震云的《新兵连》和陈怀国的《毛雪》、《农家军歌》等作品在这方面捷足先登的意义，谈到了阎连科与众不同的雄厚本钱，以及他可能择取的切入角度……今天回想起来，那次交谈大概为阎连科小说创作的“战略转移”提供了一个刺激或契机，事实上，从此至今，阎连科的“主攻方向”开始转变——从乡土（“瑶沟”）突进军营，从农民切入军人。
六
有了以上横向（“解构”以后的军旅文学现状）和纵向（“农民军人”主题的历史溯源）两大“背景”的勾勒或两大“经纬”的交织，我想应该可以说是已经大致给出了阎连科在军旅小说创作中的基本“定位”。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在这个“定位”上的阎连科究竟为我们贡献出了什么呢？
当然，首先是在数量上颇为庞大的一个“农民军人”的形象谱系，他们如此集中地出现在一个作家的笔下，几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于，这个谱系中的农民军人都表现出了一种既典型又普通、既清晰又模糊、既鲜明又暖昧的复杂面目。面对他们，传统“军事文学”中惯用的诸如正确／错误、先进／落后、革命／保守之类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难以推行，常常使得我们只好和作者一道“悬置判断”，在困惑中陷入更深的思考。这种变化看似平淡实则深刻，并非出自随意和偶然。一方面，它是“农民军人”主题演进到90年代的必然。如前所述，这一主题先是经过了80年代初期李存葆式的热泪盈眶的“颂歌”式书写，后又经过了80年代中期莫言式的心态失衡的“喜剧”式书写，无论是作为对前者“仰视”角度的反弹，还是对后者“俯视”角度的校正，阎连科们冷静而自然地择取了一种“平视”的角度，获得了一种心平气和地回归自我的心态和姿态。也就是说，先前那种被自我放大了的“自豪感”和被自我缩小了的“自卑感”，都被一种清醒而平静地正视自身的坦然而代替，被一种“原来不过如此”和“本来就是如此”的“发现”所平衡和慰藉。于是，那一群群灰头土脸而又聪明狡黠的农家子弟兵们便也带着深重的人生背景和累累伤痕，带着奋斗的决心和对军旅生涯的光明憧憬，满腹心事地走进了阎连科的军旅小说世界。
另一方面，与这种作家的观照视角的变化相对应的，是农民军人自身的变化；或许应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有了农民军人的变化，才有了农民军人作家的观照视角的变化。这些农民军人虽然也来自农村出身农民，但已远远不同于李存葆、莫言笔下（“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军入伍的）的那些农民军人，这是一批新时代的农民军人，是处在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军人。这个转型期最深刻的表征之一，就是人性的进一步解放，就是人的种种欲望的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实现，并且得到认可。这种社会思潮对于当代中国农村和军营的渗透是潜移默化和强有力的，影响之一就是他们的“入伍动机”变得多少有些“不纯”起来，既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忠于，四无限”、“一怕不苦，二怕不死”（《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也不是随后简单的“保家卫国”、“奉献”、“牺牲”，而是一种藏掖了个人小九九的“公私兼顾”，一种渴望“逃离土地”的人生二度选择——眼光短浅的，希望以当兵作代价换回一个老婆（《中士还乡》）；志向远大一点的，则企图当个“营官”解决“家属随军”，“能让老婆孩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得起这一世人生了”（《夏日落》）。再大胆一些的，是幻想自己当了团长，“孩子上学，兴许可以用小车接送；父母以为儿子是一位团长，到镇里赶集时，镇长一定要拉到家中吃饭，到了县城，县长也要问一声，家里有什么困难……”（《和平雪》），这种种愿望或信念当然远不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拿破仑格言的中国翻版，它只是一些来自贫瘠土地上的中国军人对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最朴实的向往。然而此前，它总是要被一种精神万能的超现实的道德律令所压抑所否定，从而变得隐蔽、变得委琐、变得鬼鬼祟祟，一旦暴露出来，不是受到批判便是受到嘲讽，常常导致农民军人的人格分裂或心理病态（请参阅《自由落体祭》）。现在阎连科恰恰在这一点上反其道而行之，坚持直面人生的写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精神，重视与强调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立场，尊重与理解农民军人对于切身利益的需求和渴望，准确反映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性觉醒的一般水平。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者从来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相反，他们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物质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
当然，帮助阎连科“平视”农民军人也罢，“理解”农民军人也罢，其中重要的因素次不仅止于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还有更关键的一条，即阎连科自己就是一个农民军人，一个农民，一个农民之子。
七
如果我们读过“瑶沟人”系列中篇的话，我们也许还记得，那里面的主人公“我”历尽千辛万苦最终还是逃离了瑶沟，而逃离的出路就是“参军去了”——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不妨想象，阎连科的“农民军人”系列中篇就是他的“瑶沟人”系列的“续篇”，其中的中士、排长、连长和指导员们不过是“我”的一个又一个“化身”，在这里面虽然没有使用第一人称，写的却正是阎连科自己的心灵轨迹和情感历程，这是一部部隐藏了“我”的“自传小说”。
再换一角度看，又可以说，阎连科的“农民军人”小说主人公仍然是农民，是那个瑶沟人“我”的长大而已，只不过是穿上了一身军装，活动在军营罢了。他的着眼点仍然在于农民。如此一来，他无形中获得了一种超越性，写军营而不囿于军营，写军人而实则解剖农民乃至国民性。以此观之，还可以说，阎连科其实是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的农民军人咏叹调，加入到了现代以降以鲁迅为开山的“乡土文学”大合唱之中。换言之，阎连科的农民军人小说正是当代新乡土文学的别一分支，抑或是某种补充。
人所共知，在一个有着深厚的农业文明传统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里，往往只有乡土文学最能本质和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的兴衰和民族的衍变，只有农民形象最能集中和准确地折射出历史和现实的碰撞之火花。因此，自从鲁迅先生以《阿Q正传》等系列作品身体力行倡导乡土文学以来，它经过了解放区作家、“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的代代接力，在大半个世纪的文学长河中始终是浪浪相推、生生不息。如今阎连科卷入其中，击溅出的浪花也许还不够壮观，不够璀璨，但是多少是带有一点自己独特的色彩的，这“特色”首先还不在于他主要描写的是一批穿着军装的农民，而在于他自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是一滴从中原大地深处流出来的水珠。
纵览五四以降蔚为大观的乡土作家群，真正出身农民并从农民转而成为作家的又有凡人？“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都只不过是客居他乡暂时地当过几年农民自不待言，即如五四时期的一代开山巨匠鲁迅、茅盾，以及后来的沈从文、路翎诸君，不是官宦人家，就是小康子弟。以此观之，阎连科可算得是这支队伍中为数不多的一个特例。“农民作家”和“非农民作家”有什么区别吗？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我这里只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来说明——如果说农民是一个“病人”，那么，非农民作家就是“大夫”，他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看病人，冷静诊断，从容下药，并开出处方或诊断书；而农民作家则不然，他兼有双重身份，既是病人又是大夫，他自己给自己诊断，如果要开诊断书，他就是把自己撕开来给人看，还有谁能比他自己更清楚他的痛苦和悲哀吗？就像阎连科借他的作品主人公所说：“你不是农民，你就不知道农民心里想的啥”（《夏日落》）。
再具体一点来说，“精神还乡”几乎成了一个或深或浅地郁结在所有乡土作家心隅中的核心情结。无论是祖居乡村后来走入都市的五四一代，还是落难乡村最终又返回都市的“右派”和“知青”，他们总是把故土或乡村当成对抗都市文明和物化进程的一个“精神家园”，一条浸润着美好的青春情感的记忆之河，常常在精神上、在情感中去思念它，去咀嚼它、去诗化它，把它视为一个世外桃源，一个乌托邦。即使是冷静如铁，意在“疗救”的鲁迅，写起和雇工的儿子闰土去看瓜的场景，也是眼中生情笔底生花，捧出了一个月色如银沙滩似金的童话世界；就更遑论沈从文的“湘西”，孙犁的“荷花淀”，古华的“芙蓉镇”，贾平凹的“商州”，李杭育的“葛川江”，和史铁生的“清平湾”了……“他们渴望返乡却又事实上不曾返乡，于是不断地唱着村歌，诉着乡愁，时时在‘精神还乡’。他们痛苦而又幸福。因为，既不是粘滞于乡土过于守成的‘农民’，又不是耽于安乐过于短视的‘市民’，这种特异的相对自由的文化存在方式，使他们得以超越世俗的精神制约，自由地起飞歌唱，为乡土，为都市，为未来，吟咏‘醒世’之歌，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
与他们重在精神层面审美地重塑乡村有着显著差异的是，阎连科重在物质层面“审丑”地直面乡村。这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局限所在。因为他还是“粘滞于乡土的农民”，还不能“超越世俗的精神制约”。尽管他已经从军十五年，但二十年“瑶沟”生活的悲惨记忆已刻骨铭心，每回忆一段都无异于走过一段“情感的炼狱”之路，那里几乎没有什么美好的人生的或情感的“风景”值得眷恋。这是一种农民式的世俗的也是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他更注重形而下的生存环境，存在决定意识，“饱暖”然后“思”其他。在阎连科笔下的农民军人那里，对故乡的记忆或回想，常常并不是一种情感的小憩或精神的皈依，恰恰相反，它总是一种现实的鞭策和人生的警醒；千万不要再回到那里去，你逃离得越远、越干净、越彻底越好。正是有了故乡的现实作为参照，才更加激发出他们在部队腾跃拼搏向上“爬”的决心与动力。于是，战士便想入党、立功、提干，干部便想从排到连、从连到营，目的都只有一个，逃离故乡，逃离土地。这是一种痛苦的“张力”，你思念它，结果是你必须更加远离它。为了它，或者说是为了远离它，他们身上的农民性——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坚忍不拔、智慧聪颖的一面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当他们的个人设计和工作需要结合起来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和平雪》中的祁连长、杨指导员和苗副连长，面临年终的评比、提拔之机，“各自想拳经”，但又统一在争先进党支部这一点上，于是，群策群力，主动请战，顶风冒雪“扒阅兵台”，并或明或暗地以提升以入党以表彰为许愿为刺激，把全连上下协调一致，鼓动得嗷嗷直叫，终于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大家都各有所获如愿以偿。然而一旦遇到了与此相反的情形，他们身上农民性的另一面——短视狭隘、自私自利、斤斤计较、冷酷残忍、委琐卑下的品质也将暴露无遗。《夏日落》开篇那声自杀的枪响，猝然将赵连长和高指导员对个人及连队美妙前景的想象击成粉碎，由此拉开了一场互相诿过、互相算计、互相攻讦的人性悲剧，读来也是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农民军人身上的种种根性就是一柄这样的“双刃剑”，锋利无比也危险无比，因此常常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