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对一批我军中高级指挥员的精心塑造。苏子昂、周兴春、刘华峰、宋泗昌——团、师、大军区三级主官同台表演，这在当代军旅文学创造中是不多见的。虽然这些人物带有浓厚的朱苏进式的理想色彩和性格类型化倾向，但有一条你不得不服，那就是这些人物都很“地道”。他们的一招一式一言一笑都满是那么回事，都透着一股十足的军人劲道、风骨和神韵（别的不用多说，咱只说把握难度最大的宋泗昌的“人物语言”——那语调，那底气，威而不猛，含而不露，话里有话，弦外有音，你就咂摸去吧）。特别是作家对他们内心世界的透视，对他们心理活动的描摹与揣度，对他们相互之间的权谋、心机与算计的操纵、运筹和暗示（你只要回忆一下刘华峰让苏子昂“偷听电话”的这一个细节，就更甭说他给宋泗昌安排的那场“女兵篮球赛”了），乃至对他们人类根性的负面的洞彻与揭橥，都称得上是惟妙惟肖，力透纸背。是朱苏进凝重而狞厉的“第三只眼”对当代中国军界世态人心的又一次杰出“凝眸”。
三是对当代中国军队和军人的宏观的“形而上”思考（这里的“形而上”只是就社会的层面而言，而在更高的层面上看，这些内容仍可看做是当代中国军队的“生活”）。作家非常得体和艺术地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的关于我军的建军思想、方针、政策，关于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军人素养，关于我军现代化进程中暴露的种种弱弊及痼疾等宏观的思索与议论（你听听韩副主任在电话中的那一段“原文照念”：“……认为战争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政治的继续而时常也是对政治的背离；认为贫困国家容易爆发战争而富国利用这些战争；认为我国在战争准备上所耗费的资金造成比战争本身更大的伤口；认为我们选拔培养军队干部侧重于取拙取勇，排斥巧与奇；认为我们过于强调集体英雄主义限制了个体英雄素质……认为我们军事科研的遗憾之一是不肯找一个富有价值的败仗来深加研究……”）。从而使整部作品弥散着一股高屋建瓴的大气，闪烁着一层机智警辟的理性光辉。这在当代和平军营生活创作中是罕见的，或者干脆说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反映了作者作为一个军人作家严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还说明了作家对当代中国军队和战争所进行的非文学化的职业思考与研究确实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以上三三归一，一言以蔽之：在当今中国小说界，能将中国当代军队和军人写得如此地道者，舍朱苏进其谁？
八
“半部杰作”已经说完。还有不怎么杰出的半部怎么说？既然在“提炼思想”和“还原生活”两个向度上都拉得很开（而且也似乎很平衡），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当然有，而且很不小。最主要的问题来自朱苏进最主要的特点。前面强调说过，朱苏进的特点在于“体验型”，而《炮群》又是集他的军旅体验之大成。这一份沉甸甸的体验确实玉成了《炮群》的诸多优长，但与此同时，也一下子把朱苏进的局限给集中暴露出来了（特长即特短。人生的悖论就有这么多，你的优势和局限就像你的左手和右手，谁也甭想离开谁）。
大凡读过《炮群》的人，不会不强烈地感觉到作品人物之间的性格距离拉不开，相互之间“靠”得厉害。从宋泗昌到刘华峰到苏子昂到周兴春直到谷默，好像都只是苏子昂性格的或一侧面，或者说整个是一群大大小小的苏子昂。而且在这些人物的背后，似乎都站着一个朱苏进，是他一个人在想、在看、在说、在行动。他只不过是玩了一孙大圣的戏法：拔“毛”成“兵”——在一部长篇小说中把主要人物的性格写得如此贴近于作家的“自我”，而且又都具有相当的鲜活性与深度感，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多见的殊堪玩味的创作现象。
据我的考究，这种现象当然是源自朱苏进的“体验”——自我个性的体验。而他的这种的“自我个性”又是如此的强悍和坚固。这样一种强悍和坚固得有些封闭乃至于排他的“自我个性”，就导致他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而且也在文学创作中只对同类的高质量、高智商的清高者“孤芳自赏”，而对此以外的广大人群只保持遥远的“凝眸”，不进行更多的接近、接触、了解和容纳。非常幸运的是，朱苏进所偏执和钟爱的这样一类聪颖、精明、强悍、坚定、坚毅、冷静、冷峻的个性，恰好比较接近于所谓职业军人的某种素质或气质。这就无意中成全了朱苏进对这类人物的体验、掌握与塑造（如《射天狼》的一炮打响）。而这种成功又诱导朱苏进在这个自我色彩浓稠的个性世界里沉溺得更深了，把玩得更透彻了，陶醉得有点儿不能自拔了（试回溯一下，从《射天狼》中的袁瀚开始，到《引而不发》中的西丹石、查含宇，《凝眸》中的古沉星、《第三只眼》中的南琥珀、司马戍和《绝望中诞生》中的孟中天们，都和苏子昂们何其相似乃尔）。朱苏进对这类个性刻画的“孤军深入”式的深度的截获，是以一种广度的牺牲作为其代价的，即失去了一个更加平凡和开阔的大千世界中的人们个性的丰富与多彩。
简单分类来看，在当代中国军队中占绝大部分的乡村出身的“农民军人”在朱苏进笔下就没有多少位置（《炮群》中的刘华峰因为是农民军人中的“人尖”，所以才受到格外垂青）。我还可以再举出一个例子，《炮群》中的三位女性——苏子昂的情人、妻子和继母，都和朱苏进过去所有作品中的女性一样苍白和单薄（也正因此，他的那部写“女儿国”的《战后就结婚》从不被我提及）。这不仅再次暴露了他不善驾驭和表现女性的短处，而且还印证了我上面说到的他文学世界中性格色彩的单一：不单拒绝非同类，而且也拒绝异性。这个现象触目惊心地提醒朱苏进，不要在那个自我个性色彩甚浓的哪怕是很有深度感的人物性格世界中沉醉得太久。因为这毕竟有碍于一个小说家的大家风范的最终形成与完善——在我看来，区别一个大作家和一般作家甚至是优秀作家的重要一点即在于：前者是人物一旦活起来便将冲出作家为之设计的轨道，使作家不由自主地跟着人物走；后者则是牢牢控制住笔下的人物，让人物自始至终跟着作家走，甚至是将人物全部笼罩在自我个性的巨大浓荫之下。
并且，关于朱苏进笔下的这一类军人典型问题，还有一点可以提出来讨论的是，他们究竟有多少兑现现实的可能性？这包括两点意思。第一，这些出身军门满腹韬略壮志凌云的少壮派军人们显然都抹上了一层厚厚的朱苏进的理想英雄主义油彩，他们在当今中国军队中不说是百里挑一至少也是寥著晨星（事实上，进入80年代以来，“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量涌入部队的“军门子弟”已愈来愈少，且后继乏人）。朱苏进的眼光只专注于他们，虽然传达出了他对职业军人的理想图式，但是也表露出了他审视和把握军队现实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第二，即使就算是有这样一批军人，他们在军队现实中到底又有多大的作用呢？朱苏进往往对他们寄予希望过高，结果总是令人失望。苏子昂在作品后半部中显得形象苍白无甚作为，其原因并不像朱苏进企图指出的那样，仅仅是由于人格的独立和清高而难以随俗，而更在于他面对军队实际的软弱无力，他处理具体问题的能力甚至还不如周兴春。苏子昂的个人“质量”固然高，他洁身自好，注重个人修养，目光紧紧盯住高层决策、世界著名战例、发达国家的建军走向等等，表现了日光和雄心的远大。但问题恰恰也就出在这里，他眼高手也高。按中国传统治军要诀来说，一是重谋略，二是重伦理（家族式的人际关系）。苏子昂抓住了前者放弃了后者。古代评价名将的五要素“智、信、仁、勇、严”，他似乎独独缺了一个“仁”字。他既不屑于去做一些平凡、琐碎、日常的事务性工作，更不屑于去和一般的、广大的、普通的尤其是农家出身的官兵们交流、交心、交朋友（只和谷默结为棋友）。然而，在我们军队中尤其是在团以下领导岗位上，恰恰需要来一点“眼高手低”，要做大量的不起眼的实际工作，以便和广大基层官兵维系一种最亲密的情感联结。放弃了这个，也就放弃了一个我军团队主官的主要职责，也就失去了工作中的主动权。苏子昂极不满意军队现状，总想扭转它，改变它，闯出一条今天的治军之路。这种愿望当然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你想要驾驭潮流、改变潮流，首先你就得顺应潮流、融入潮流之中，熟悉它、亲近它、了解它，然后才能掌握它。第一步都不走出去，怎么谈得上第二步、第三步呢？要么你就只好遗世而独立了。然而，遗世独立往往只能产生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家或军事家。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子昂的被“冷藏”，到底是他个人的悲剧还是我们军队的悲剧呢？但无论如何，都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原因使然，其中确实还有深广的社会原因在焉。
九
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值得提出来讨论。
我坚持认为《炮群》的最后把苏子昂的个人价值和理想设计最终不能实现的直接悲剧性因素，再度归结为想打仗而没仗打的现实冲突是一着“臭棋”。这不仅削弱了这个人物原本该有的思想力度与深度，而且让朱苏进的思想出发点又一下子倒退到了近十年前的《引而不发》。即便仅仅从避免情节设计雷同的角度考虑，也万不应该让苏子昂在这里再来一次“引而不发”……
当然，这个问题已无需讨论了。我有兴趣讨论的是：为什么朱苏进的笔面对战争屡屡引而不发，总是在战争的边际徘徊而从不正面切入战争？
这个现象已经引起了诸多论者的关注，并纷纷发表了各自的见解。有人认为：“朱苏进对于‘战争’的全部激情，即来自于他对人类生命表征与‘战争’关系的发现。他在人类的内心找到了所需要的东西，远比具体的战争实际所给予他的要好得多，这就是朱苏进对实际战争没有根本兴趣的原因。”也有人认为：“一是正面的战争小说不好写，难以有明显的惊人的突破……二是战争委实是残酷的，而具有‘轻轻地说’这样一种母性感觉与女性笔触的朱苏进似乎畏惧正面的战争场景，也缺乏那种大开大阖惊天地泣鬼神的宏大气魄，心灵和素质的内在机制催迫他逃避战斗、远离战场。换一种说法便是，朱苏进的审美敏感区域不在正面战场敌我双方的冲突过程，他对战争实在缺少应有的激情和才性。”
比较起来，前一种说法也许更有道理得多，但是我仍然不能完全苟同。在我看来，朱苏进之所以从未正面切人过战争，根本问题还是在于他的“体验”——在于他缺乏真正的战争的体验（关于这一点，王干后来修正了他的上述看法，在《战争之外》一文中作过新的表述）。
朱苏进绝不是“对实际战争没有根本兴趣”或“缺少应有的激情和才性”。恰恰相反，他从骨子里渴望经历战争和表现战争，甚至形成了一种“战争渴望情结”。他的战争渴望情结是和他的职业军人建功立业的辉煌梦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战争，只是它的气味飘来，就足以使人超常发挥了。”（《炮群》）——他的不少作品就是嗅着战争的“气味”或在想象中的战争逼近的刺激下创作出来的。他的笔进入不了战争，但是又绝离不开战争。他不止一次撰文强调指出“战争是一种智慧、一门艺术”。他把战争看得极其神圣，他把反映“战争艺术”的艺术看得同样神圣。正因如此，他才更不敢轻易去碰“战争”。尽管朱苏进对和平时期的军队和军人烂熟于心，但“战争”与“和平”毕竟遥远得就像天上的星辰。战争究竟是怎么个“状况”——人们的情绪、心态和感觉？恐惧、兴奋或愤怒？子弹贴着耳根的啸声？炮弹溜过头皮的尖叫？弹片迸进皮肉的温度？鲜血喷溅的形状？呻吟、呐喊和嚎叫……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太难以想象了！我们不断生产战争文学的赝品，就在于这些作者对待战争态度的轻浮。而朱苏进是严肃的。他没有绝对把握干脆不写。具体来说苏子昂吧。一旦上了战场，他究竟是一个“当代赵括”，还是一个真正的将才？他的将才如何表现？或者，他胜利了，面对沉寂的战场、成片的尸体，他骄傲？麻木还是痛苦？他的痛苦又是怎样的痛苦……朱苏进恐怕难以作出自信的回答。他因此不能也不敢让苏子昂冒然闯入“战争”。
以上算是我对朱苏进所以面临“战争”而每每“引而不发”的自以为是的判断，但是，不能成为苏子昂“引而不发”的理由——关于苏子昂的“出路”，朱苏进难道就不能给他作出一种更好的选择吗？《炮群》难道就不能有一个更好的结尾吗——对此我耿耿于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