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即“文革”前十七年，最活跃的军旅作家基本上都是战争年代入伍，他们经历过炮火的洗礼，和年轻的共和国一道成长，多以自己亲历的战争生活作为主要素材来进行文学创作，而且通常采用的体裁并获得重大成就的主要是长篇小说。譬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刘流的《烈火金钢》、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雪克的《战火中的青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等。此外，一些著名短篇小说也多取材于战争年代，譬如王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茹志娟的《百合花》、石言的《柳堡的故事》、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等。再加上收获于朝鲜战场的诗歌《把枪给我吧》（未央）、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小说《团圆》（巴金）、《三千里江山》（杨朔）等一批声名卓著的战争题材作品，战争文学成了此一阶段军旅文学的“主流”。上述诸作由于发行巨量，或搬上银幕、舞台，或进人中、小学课本，都影响深广，有的甚至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成为了十七年的经典之作。应该说，此一阶段是新中国战争文学的繁荣期，笼统冠之以“战争文学”也是比较恰切的和名符其实的。但是，恰恰因为它的过于突出，不仅是军旅文学的“主流”，而且也是整个当代文学的“主流”，至少以庞大的数量和巨大的影响支撑了十七年文学的半壁江山，或者说在诸多方面还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所以人们反而不把它从当代文学中单独划分出来，作为“战争文学”予以特别的观照。换言之，在十七年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战争文学”有其“实”而无其“名”，它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门类还没有“自立门户”，对它异于它类文学的规律性的认识与研究也还没有真正开始。
第二阶段即80年代，套用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即“新时期”，具体说来就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在这个阶段中，固然有“复出”的成名于“十七年”的前辈作家如刘白羽、魏巍、徐怀中、李瑛、石言、黎汝清、叶楠、白桦、彭荆风等人的活跃身影，但比它们更为活跃而且人数更为庞大的则是一个突然崛起的以李存葆、朱苏进、周涛、莫言、刘亚洲、海波、刘兆林、乔良、钱钢、周大新、朱秀海、简嘉、唐栋、苗长水、何继青等人为代表的青年作家群体。这批人出生于建国前后，步入文坛时年龄多在三十上下。他们带来了新的文学观念和手法，更带来了新的表现对象和题材。他们普遍缺乏战争经历，除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深入“南线”收获少量的战争题材（如《高山下的花环》等）之外，主要的描写领域则是他们自己的军旅人生历程，即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活。这个领域的全方位打开，对于军旅文学来说是一次空前的开拓和极大的丰富，使人们无不惊讶于在战争之外，军旅文学还有一方如此辽阔的天空。以反映天南海北的五彩缤纷的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天山深处的“大兵”》、《最后一个军礼》、《兵车行》、《敬礼，妈妈》、《雪国热闹镇》、《女炊事班长》、《秋雪湖之恋》、《三角梅》、《母亲与遗像》、《射天狼》、《凝眸》、《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将军吟》等一批优秀小说从新时期最初的几次全国评奖中脱颖而出，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兴趣和热切关注。它们与出自前辈作家之手的《东方》（魏巍）、《足迹》（王愿坚）、《湘江一夜》（周立波）、《我们的军长》（邓友梅）、《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邓友梅）、《西线轶事》（徐怀中）等获全国奖的战争题材小说相映生辉，构成了新时期文学园林中一道壮丽的风景线。这时候，无论是出于研究的目的，还是仅仅是宣传的需要，对它们都有一个“命名”的问题。何以名之呢？战争文学？显然不妥。此时的军旅文学已非十七年可比，其题材的广阔与丰富已远非战争二字所能涵盖。丁是乎，一个比照“农村题材文学”、“工业题材文学”而来的行业性称谓——“军事题材文学”出现了。“军事题材”当然包括“战争题材”，当然也大于“战争题材”，它可以泛指一切和战争和军事相关的领域，比如军队，比如军营，比如军人，比如非战争状态下军营的日常生活和军人的军旅生涯，如此等等，无所不包。“军事文学”从“军事题材文学”简化而来，它是对前此“战争文学”的发展与丰富，此一提法的出现并盛行，标志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包含了战争和非战争的军旅题材的军旅文学形态的基本完成。
第三阶段即90年代，“军旅文学”的提法开始四处蔓延，尤其是在研究领域和业内人士的书面表达中（囿于惯性作用，相当一部分人在口头表达中仍然沿用“军事文学”），颇有取“军事文学”而代之的趋势。很能说明它的影响力和合理性的一个现象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一批子概念和相关概念在各种媒体不胫而走，甚为活跃。譬如“军旅作家”、“军旅小说家”、“军旅诗人”、“军旅批评家”、“军旅小说”、“军旅散文”、“军旅诗”乃至“军旅歌唱家”、“军旅戏剧家”、“军旅摄影家”、“军旅散文家”、“军旅音乐”、“军旅戏剧”、“军旅美术”等等，而且读来听来悦目悦耳。相反，如果将“军旅”二字置换成“军事”二字，则多有别扭之感乃至不通之虞。稍加词义辨析，我们将会发现，二者之间确有显见差异。“军事”指“一切直接有关武装斗争的事”；而“军旅”指“军队，也指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区别在于：（1）前者指“事”；后者指“军队”——武装集团，从事武装斗争的人群，——军人，引申义隐隐指向人。（2）前者仅止于“事”；后者同时“也指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包含了“军队”和“战争”两个方面，正与我们所理解的包含了战争和军旅全部内容的“军旅文学”恰切吻合。（3）从字面上感觉，“军事”一词生硬、呆板，更具行业色彩；“军旅”一词软性、活泛，亦可作“军人的人生长旅”解，更具文学意味。
其实，“军旅文学”最早见于80年代中期，虽然当时尚未有人对它作出精确的理论界定，并与“军事文学”比较优劣高下，但它以天然的合理性保证了它的生命力，一经出世便蓬勃生长，而且悄悄地从“边缘”进据“中心”，终于在90年代大行其道。那么，它为什么到90年代才盛行于天下呢？表面看来，是时间的力量使然，深究起来，则另有一条重要原因不可不察，即在90年代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军旅文学价值取向的悄然嬗变。如所周知，80年代的“军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形态，它的内涵和外延显然不仅止于一种文学题材的划分与界定，它还已然包蕴了一种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特点，就使它在80年代中前期，当文学主潮与主流意识形态联姻或暗合之际，常常拥有一种先定的“政治优势”，这种“优势”又进一步引导了“军事文学”的价值定位。然而，90年代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和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也带来了文学生态环境的遗变，政治语境迅速嬗递为商业语境，一元文化的格局裂变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分天下，政治主导下的写作演变为文化观照下的写作、人文关怀下的写作和回归艺术中的写作。而“军事文学”也在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中努力寻求将政治的优势转化为文学的优势，深入开掘军旅题材自身特有的审美特点、文学品质和人文内涵以及相关的表意策略和操作技巧等等。比如“军事文学”一向庄严辉煌、高歌猛进的英雄主义主旋律也在90年代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奏——朱苏进的《醉太平》企图以军队的大院来透视文化的中国，他慨叹太平盛世之中只能寻觅到“英雄的碎片”，在“祭奠英雄”的同时，他提出的问题却发人警省：在和平年代里如何保持英雄主义的品格？以阎连科、陈怀国、徐贵祥等人为代表吟唱的“农家军歌”虽然有失高亢激昂，却也充溢着一种“视点下沉”的底层关怀精神，真切地反映了转型期农家子弟兵的生存景况，风格沉郁顿挫，引起广泛共鸣，成为一个阶段内军旅小说的“主旋律”。此外，还有一部分军旅作家的价值取向，更加灵活也更加坚定。他们的题材选择就逸出了军旅范畴，步履坚定地直奔审美目标——周涛立于西部边陲，以天山长风般的大气、鹰隼般的锐利和哲人的睿智卓然成为90年代中国散文一大家；周大新的“长河小说”《第二十幕》，阎连科的现代主义“突围之作”《日光流年》，柳建伟的现实主义厚重之作《北方城郭》，均非军旅题材，但都达到相当的艺术高度，将作家个人的艺术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实现了各自的追求目标，成为了各自的代表之作，也成为了中国90年代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与此同时，由于军旅文学自由开放品格所焕发的独特魅力，也吸引了一批非军旅作家如邓一光、尤凤伟、阎欣宁、阿成等人的热情投注，写出了《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生命通道》、《五月乡战》、《枪队》、《枪族》、《赵一曼女士》等军旅题材的优秀作品。而这两种现象在80年代都是难得一见的。
上述诸例，都或近或远，或隐或显地证明着，90年代的军旅作家（军旅文学）正在告别昔日那个被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所包裹过的“军事文学”，逐渐走出政治化、走出宣传化，而回归与创造更加艺术化更加审美化的军旅文学。提法的不同，多少反映了一种观念的变异。正是在此种情势之下，“军事文学”的淡出和“军旅文学”的凸显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从政治强势中降了下来的军旅文学，正在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姿态，融入当代中国文学的多元格局之中。
8.军旅散文：迟开的花朵——军旅散文五十年述略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也是一个散文的国度，从先秦诸子、《尚书》、《战国策》到汉赋，到唐宋八大家，其中军旅（或战争）篇什也是洋洋大观，连篇累牍。具体一点说，从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到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从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等，名篇佳构亦不胜枚举。但自明清以降，文风随世风迁移，怡性娱情的小品文逞一时之盛，那种取材于战争的气势磅礴的黄钟大吕之音反倒日渐稀少，沉雄阔大的散文一脉式微若游丝。新文学运动的后二十年，散文成绩斐然，大家杰作迭出——有儒雅闲适的周作人式的小品，也有妙趣横生的林语堂式的议论；有丝丝入扣的胡适式的说理，也有匕首投枪般的鲁迅式的杂文；有意境俱佳的朱自清式的美文，也有言近旨远的许地山式的寓言；有郁达夫、徐志摩宣泄无遗的抒情，也有夏丐尊、丰子恺精简传神的记述……然而，铜琶铁板唱大江东去的“军旅散文”却依然少见，如果硬要按图索骥，茅盾先生的《白杨礼赞》之类大概可以归入其中。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如何界定“军旅散文”？我想这个问题恐怕只有作宽泛的理解才易解决。这“宽泛”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就内容而言，它必须在“战争和军旅人生（生活）”之外再加上军人（军旅）“情感”二字，否则，作过于狭隘的规定，新时期以后的“军旅散文”就难以成立——譬如作为90年代军旅散文的代表人物周涛，其写作内容几乎就没有或极少正面描写军人或军人生活。二是就形式而言，它应该取大散文的概念，即包括通讯、纪实一类文字，否则仅仅是指某种“艺术散文”（姑且借用这一概念），当代前十七年的军旅散文大概就剩下刘白羽等人的少许篇什而根本形不成阵势了。准此，我们就可以在以上共识的前提下，对当代军旅散文的发展脉络作一番简单梳理了。
如题所示，我对当代军旅散文的基本判断是：迟开的花朵。所谓“迟”，是一个时间维度的概念，大体说的是五十年中的后十年即90年代，军旅散文之花才姗姗来迟，袅袅绽开。而在此前的四十年中，或者发育不良，呈显普遍萎缩状态，或者一花独放，难成遍地风流之势。何以迟开？确实是个大问题，原因也必然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我在此择其要端，只试举两条略加阐释。其一，是时代要求和文体的对位关系。大凡改朝换代（如建国之初）或革故鼎新（如新时期）之际，其风云际会，情感跌宕，或歌颂之，或批判之，社会最需要的是历史的“宏大叙事”，是高歌猛进或长歌当哭。前者如50年代的《红日》等颂歌小说，80年代的《伤痕》等控诉小说；后者如60年代的《放声歌唱》和80年代的《小草在歌唱》等等。也即是说，此一时代的首选文体是小说和诗歌，论叙事之繁复和抒情之痛快，散文都有所不及。在这种时代，散文充其量只能敲敲边鼓，扮演忆旧怀人的边缘角色，而把叱咤风云的舞台中心让给小说与诗歌。此乃特定时代对文体的选择之故，并非散文或军旅散文之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