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过分地强化军人意识，或忽略民族心理（主要是农民心理）素质的溶渗，由于过分地凸出当代意识，或不善于以历史眼光（“历史的意义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艾略特语）来观照当代军人，就容易使得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给他们所钟情的“职业军人”头上戴上虚幻的理想化光圈。再加上欠节制地借鉴外国军事文学，又渐次滋生了某种“洋化”倾向，而把某些表层次的现代生活方式、外部特征当做传统心理嬗变或观念更新来大加吹涨。这样就不仅局限了他们笔下的精神世界和描写天地，而且还使部分作品程度不同地减损了历史穿透力和人物的民族本色乃至真实性，无形中妨碍了他们在塑造真正的中国军人典型、抒写真正的中国军人心态诸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与前者相反的是，农民青年军旅作家们还缺乏用当代意识观照历史，缺乏用一种与现阶段民族进取品格相一致的军旅生活观念审视农民军人的自觉性。换言之，即缺乏一种清醒的自审意识或自觉的批判眼光。这就使他们熟知中国军队的基本成分——农民这一先天优势难以发挥，反而常常在理想人物身上表现出与旧传统的熟练衔接和与新观念的陌生碰撞。应该说，我们民族的“优根性”和“劣根性”都通过农民军人相对集中地体现在军队中。在我军草创时期“劣根性”的种种表现如“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等等（参见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不仅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完全消除，相反只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愈加暴露或变相更生（如“当兵镀金”、“当兵吃亏”、“铁腕人物崇拜”、“农民英雄主义”、“现代军阀意识”、“清官治军”思想等等）。因此，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们在大力强调发扬革命传统的同时，如果不能对那些非革命传统进行批判与扬弃，也就很难承载重建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军人品格的历史重负。
发现差异，也就是寻找“合点”，通过差异的互参观照，寻找双方的互补结构。我认为，这种互补结构（或曰“合点”）之一就是中国农民的心理基础。
任何一个军人都必定带有他本国、本民族、本地域的心理遗传基因。这种遗传基因决定着他的精神气质、思维模式乃至行为走向等等，并由此构成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军人特点和差异。中国军人既推重项王的壮士气概，又崇尚周郎的儒将风范；既称道大智大奸的曹操，又彪炳大忠大愚的岳飞；既歌赞“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英雄豪气，又抒发“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悲凉情怀。同样是勇敢，却又很不同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即便仅从性爱道德人手，也很容易找出和西方军人的差别。所有这一切，又都和我国的农民分割不开。中国历代兵源主要来自农村，因此，中国军人心理不可能挣脱农民文化传统的笼罩。质言之，中国军人的心理就是中国农民心理的折光。数千年的农民战争形成了我国军人独特的战争观（“兵者乃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人生观（“大丈夫当提七尺剑建功立业，岂可与草木同腐”）、生死观（“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胜负观（“胜败乃兵家常事”、“不以成败论英雄”）、荣辱观（“士可杀不可辱”）、英雄观（“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等等。它就像一条幽邃的地下长河涌动在中华民族意识的岩层里，流贯在每一个中国军人的血脉中。所以，只有深刻地研究中国农民的命运，理解中国农民的情感，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国军人最基本的心理特质，也才有可能分辨良莠、鉴明优劣，在今天心理嬗递、观念演变和意识更新的大潮中，对其做出深层性的开拓和建设性的扬弃。
如是，就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总体而言，都应该清醒而坚定地立足于自己最熟悉的情感经历和生活领地，同时注重用历史眼光观照现实，以当代意识反思历史，从民族心理中提炼军人品格，在军人形象里传达民族之魂。就像《红高粱》通过农民武装的抗日故事，剥开民族精神的复杂内核；又像《第三只眼》经由军人生活的具体写真，达到民族心态的哲学抽象，以历史感获取作品的穿透力，以民族性扩拓作品的辐射力——并在这四者的交叉点上确立自己的文学整体意识，努力构筑起中国军人形象山系，使之毫无愧色地耸峙在世界军事文学的漫长风景线上。
二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给我们酿就的文化有两大类。一是典籍文化（即文字文化），约有3000余年历史。其中战争文学自《诗经》（《采薇》、《枤杜》、《出车》等）以降，经先秦诸子（《左传》、《战国策》等）、《史记》、唐（边塞）诗、宋（抗战）词，一直到《三国》、《水浒》，亦是源远流深，浩如烟海。两类青年军旅作家在这方面（还包括老一代部队作家作品）的承传，一般来说并不带“类倾向”的大区别，因此不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还有一类是非典籍文化（即非文字文化）——由于我国疆域辽阔而又封闭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内陆文化结构，使得悠远的文明传统浸染上了十分鲜明的地域色彩。非典籍文化正是如此——它主要指的是特定地域所独具的乡风乡情、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间艺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等。这类文化造成了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童、少年时期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并进而决定了他们日后迥然相异的文学气象。
鉴于此，我把影响两类作家童、少年的非典籍文化背景区分为两个“文化摇篮”（“军营文化摇篮”和“乡村文化摇篮”）来进行比较。
军营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说它是特殊的，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如与乡村文化、都市文化乃至工业文化、市井文化等等的比较）。它是特定的军事实践活动的产物，包括军队的生活样态、军人的外部行为、军营建筑、军事设施以及战争景观、战场风貌等等。在这样的文化摇篮中降生、长大的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完全承受着一种国防绿色的文化乳汁之哺育——父辈们包裹着绿色的戎马经历传奇般惊险又迷人，神话般遥远又亲切，是他们绿色的童话；那绿色的军装、哨兵、岗楼、队列，绿色的牵引车、伪装网、迷彩服，都在他们脑海里投下了神奇的绿荫。还有那大院里雄壮的口令、嘹亮的军歌、悠长的军号，往来人们的言谈举止、风度作派，以及屡玩不厌的各种战争游戏等等，都渐渐内化积淀为他们的文化心理定势——他们仰慕天上的战鹰，崇拜地上的火炮，神往海中的军舰，梦幻着可怖而又瑰丽辉煌的战争奇观。军营文化摇篮造就了军中文化的骄子——否则，我们依然很难理解刘亚洲何以有“攻击，攻击，再攻击”的个性，朱苏进怎么能将枯燥的队列动作描写得有声有色有气势，简嘉为什么能从连队生活中源源不断地生产他的“绿色幽默”；很难理解一切拂耀在他们笔端的军人气质光环和展示在他们笔下的军营文化景象。这是一种渗透血液的遗传，一种深入骨髓的领悟，一种天人合一的“胎教”。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对此只能自叹弗如。对特殊的军营文化的特殊把握是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的优势。但这种特殊性又形成一种限定。反过来说，纵向比较来说，军营文化又是普遍的，即由于军队的严格制式化、规范化，使得天南海北的军营都差不多，乃至每一个家庭都很类似。这种文化摇篮的高度同一性对每一个有独特美学风格追求的作家来说，又未必是一件好事情。
比较而言，乡村文化既有普遍性，更有特殊性。它的普遍性是从历时性看，几千年小农经济积淀在广袤乡土上的农业文明基本传统的内在机制是一致的。它的特殊性是从共时性看，在我国，由于文化渊源和地理环境、自然气候等等的不同，又形成了南方、北方或长江、黄河文化的相异；而南方文化又有吴越文化、楚文化之类的区别，楚文化还有湘西，湘南的划分等等。这就使得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们虽然同来自农村，其文化背景却又风貌各异。如莫言的古齐特色（山东高密）、宋学武的东北特色（辽宁铁岭）、周大新的中原特色（河南邓县）等等。那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首民歌、一窗剪纸、一台社戏、一声号子、一缕炊烟、一点渔火、一头牛犊、一条猎狗，都与当地的历史、人生具有某种别样的关联。它总是精心地保留着恒久的以往，并始终不渝地培植着未来，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文化的遗传与渗透。占有一块包藏独特文化意蕴的乡土无疑是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的幸事。就像美国南方批评家史伦.塔特所说：“地区主义在空间上是有限的，但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因此，我想毫不隐讳地指出：没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或是自己从那儿生长出来的地域文化作为自己毕生创作的坚实依托，几乎是大部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简直难以弥补的一大缺憾。
当然，从狭义的角度看，军营文化摇篮对于军旅文学的创造也许是得天独厚的。但是，广义而言，对于文学而言，乡村文化摇篮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我不想从更多的角度和层次展开论证，我只想指出一点，即乡村文化摇篮处于大自然的怀抱，而军营文化摇篮却相对地置于现代文明包笼之中。进一步举例说，常常出现在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笔下的充满生命意识和宇宙气息的或雄宏或清丽的自然景观（如莫言洸洋血海般的红高粱、宋学武鹰击鱼翔的大草甸等），在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笔下就很少看到。而这恰恰是作品内容、氛围和魅力的重要构成，它具体表现为一种历史感、一种文化感和文学意味。在众多的部队题材作品里，我们读不到这些，我们常常抱怨读那些作品更像是读一个详细的部队情况反映或生动的军事训练报告。
我如此推重大自然之于文学的作用，有必要简略陈述理由如次：1.人与大自然的依存关系。从人类发展史看，人来自自然，而又存活于自然。2.艺术与自然的亲和关系。这乃是由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所决定。艺术离自然越近也就越有生命力。3.中国文化与自然的特殊关系。农业经济决定农业文明生长于乡土（自然）之中，加上作为儒道补充的庄禅影响，使艺术的生命与其说活泼于政治，还不如说璀璨于自然。4.作家与自然的契合关系。5.语言与自然的内在的至关重要的关系。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就此展开充分论证，但通过上述提示，我想我们对于大自然、对于大自然孕育的乡村文化摇篮的重要性和优越性，该当有所认同了。就譬如说对于莫言与大自然的亲和——他对大自然细人毫芒的观测，奇异超人的“感觉”，色、香、味、形交融的表现以及由此传达的某种人类精神气息，也就不难理解了吧。朱苏进就曾站在另一个文化圈聪明地看到了——“莫言他不同。莫言除了痛苦的少年以外，他一回家乡就会自然地掉进那块红高粱地里，回顾痛苦的少年，他就自然会有一种说不清的家乡的滋味从灵魂里流过，他未必要花那么大的力气。他有那种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自然感”。当然，反过来也许一样，让莫言离开他的土地来写职业军人的“两代风流”，他也会愧叹弗如的。但是，无论如何，莫言能在他那“邮票”大小的“高密东北乡”的方寸之间展开人物系列和历史风云长卷，洋洋洒洒地急速推出上百万字的长、中、短篇作品。相比之下，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有谁握住了这样一方“邮票”呢？如果说莫言的创作是开掘露天煤矿，一片一片地广采，那么朱苏进则是打井钻油，一眼一眼地深探。这除了主要制约于不同的创作个性之外，是否与他们各自占有的“邮票”不同有关呢——譬如说莫言可以天马行空，恣意挥霍他的矿藏，而朱苏进则必须画龙点睛，缜密使用他的储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