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孙武的人生跌宕似乎也落入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老框子，走进了“功高震主”必殃及自身的历代功臣名将的悲剧归宿，不可否认，这里面确实有一种内在联系的殊途同归，但是韩静霆处理孙武的创意在于一个“殊”字。孙武不是“震主”而是“背”主而去，他走了一条习战而知战，知战而慎战而厌战而反战的“和平军事道路”。这在“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无疑是一种不识时务，一种超前，一种理想主义。但就在这种理想中，溶入了中国古代道德中的“仁爱”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知兵非好战”的战争态度。全书用一半（二十万字）篇幅尽情塑造孙武朝着自己的理想境界飞蛾扑火般的心路历程，这就不仅为人们展示了他作为战略家运筹帷幄的英姿，而且也展示了他充满人情味而舍身取仁的仁者风范。孙武是矛盾的，但又是完美的：矛盾在于战争这个怪物带给人类的两难处境，使他不得不战，以战止战，首先成为战争的大师，然后才当了战争的“患者”；完美则在于孙武集智慧和仁爱于一身，最终和人性恶分道扬镳，走完了一条向善的自我升华之路。孙武的悲剧中已然深深包含了作者对于战争的忧思——他虽然高声赞颂刺客专诸、要离慷慨赴死逞勇斗狠的血性和雄悍，衷心钦佩孙武的杀伐谋略，但他更愿意肯定的，还是人的理性和人道主义的力量。
这就是韩静霆心目中的孙武，孙武因而更加符合中国古代的智慧和道德规范，而且也可能是更加忠实于历史本身的。这种韩氏判断和塑造，主要理论根据就是孙武兵书“十三篇”中传达出来的“兵凶战危”的和平倾向。更加重要的史料依据则是韩静霆通过寻幽探隐，发现在夫差兴兵伐齐之后，在著名的艾陵之战中已不见孙武二字，由此推断君臣已经反目，根本原因就在“慎战”与“滥战”之分歧。韩静霆设计孙武从“诈死”到“断舌”到“牧羊”的悲剧演绎，一半来自历史想象的灵感，一半来自历史理性的启迪。换言之，如果说是历史感性赋予了历史想象之鸟以双翼的话，那么，历史理性则赋予它以双眼，给了它以导向，才飞得更高更远。惟其如此，我们也才得以看到一个全新的孙武——虽为后世景仰的兵圣孙武实乃一个最终为“止战”梦想而遁世的悲剧人物。倘若再以此点苛求之，我的疑惑在于：假设不是让青年孙武带着已经编就的“十三篇”（即包括“慎战”、“不战”的成熟战略思想）去晋见吴王开始他的军事生涯，而是循序渐进，让他的战略思想在战争实践中逐渐地发展、成熟和完善，是不是更有利于揭示人物的心灵轨迹和思想脉络呢？
值得庆幸的是，当一股“纪实”风潮弥漫于历史小说领域的今天，《孙武》以它的浪漫主义品格和英雄主义气质脱颖而出，在远古历史的天空中闪现出了迷人的微笑。
五
乔良这个名字对于80年代的中国文坛是并不陌生的。虽然他所作不多，但一文既发，必有反响，他的追求是以质取胜，力争不断地突破、超越和变化自我。从中篇小说《大冰河》到《陶》再到《灵旗》的跃进，业已证明了他的成功。而且，由于他在上述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形式技巧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一直被人们视为新时期军旅文坛上的“先锋小说家”。乔良又是一个知性加智性的作家，他兴趣广泛，涉猎博杂，视界开阔，思维敏捷，他雄健的谈锋留给人们的印象之深刻甚至还超过了他的作品。尤其是他对世界军事态势、发展走向、乃至最新兵器研制进程的精确了解与博闻强记，常常使他的军内同道自惭形秽。所以，尽管80年代后期以来他息影文坛封刀多年，但人们对他的再度出山似乎总抱有一种隐隐的期待和预感。文友相聚，总会有人冷不丁地问上一句：乔良最近在干嘛？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将近十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写作《末日之门》，但是要说到积累和准备，又何止十年呢？“因为当一切都成为过去时，你才发现，事实上你已经为写这部书准备了整整二十年时间！数十万字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以及风俗民情、轶闻趣事的笔记和卡片，多年静静伫立在书架上的上万册书籍，全都在你需要它们时翻腾活跃了起来。”其实，乔良在这里说到的仅仅是一个方面，即知识和思想材料的准备。而在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未必清醒地意识到了，那就是为了找到一种最适合于表达自己的“形式”，他一直在苦苦地寻觅和等待着。与朋友们的竟夜长谈中，他常常“让种思徜徉飘忽于世纪风云之间。纵横捭阖，把玩环球于股掌。电光石火频频明灭脑际，如珠妙语时时脱口而出。”直到有人感叹：“你真该把所谈的一切都写出来，写成一部小说。要知道这才是你的所长呢。”他才顿悟，这个“形式”其实早已经在长期的读书、思考和交谈中孕育成形了，这就是“写一部东方观点的近未来小说（这类作品在西方时有所见而中国则无人触及），把明日世界可能发生的种种，超前纳入中国的视野，变成一种或可言中的预见。”真可谓“众里寻它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功夫”。《末日之门》是乔良长期“蓄势”，一朝决堤而飞流直下的自然结果。它与前面三位有目的、有计划地瞄准一个题材紧追不舍的做法迥然有别。但是，它显然也是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诞生的合规律性的别一路数。
乔良自己将《末日之门》定位为一部“近未来预言小说”，出版社则将它定位为一部畅销书。而在西方，这二者常常是合二为一的，或者说，预言小说正是畅销书的主要样式之一。但在中国大陆，它是始作俑者。从此一角度出发也可以说，《末日之门》的意义是“形式”大于内容。因为它给我们的军旅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提供或“引进”了一个新的品种，一种新的小说范式，一种新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它通过2000年的除夕，中国香港驻军中校参谋李汉，与一个名叫婵的具有预知未来能力的神秘女孩的邂逅相遇，引发出了21世纪之初的世界政治与战争风云。其间，总统被刺，多国首脑被扣作人质，恐怖分子利用电脑病毒企图毁灭整个人类的阴谋，乃至毒枭兼亿万富翁奢侈而华丽的生活场景等等耸人听闻的突发事变和宏大景观，莫不给人以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之感。再加上作者采用的“全息摄影”视角，简洁、洗练而概括的行文，跳跃的、蒙太奇式的叙述，快节奏急速展现而又峰回路转的情节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新鲜感和刺激性、神秘氛围和科幻色彩等等，都大大强化了这部作品的可读性和诱惑力，使人一旦开读便难以释卷。这证明它在技术操作上是完全到位的，即便和域外同类型小说相比也毫不逊色。首版二十万册的印数也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换一角度看，我们又可以说，《末日之门》的内容高于形式。它是一本成功的“畅销书”，但又超越了一般意义的畅销书，它同时还是一部严肃的警世之作，它通过大众传播方式，表达了作家超前的对于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忧患和关注。首先，作家为这部预言小说锁定了一个“近未来”的前提，也就是说，预言的仅仅是几年之后的21世纪之初的世界和人类社会，它必须以当下的世界和人类社会作为基础、背景和参照系。因为近年来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格局无非是当下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格局的合理延伸与发展。“近未来预言”是建立在对当下现实的深刻把握之上的。所以说，这种“贴近”无疑是作家自己给自己出的一道难题。如果没有对当下世界的独特认识与理解，你又凭什么去洞彻与预见未来呢？而恰恰在这里，乔良为自己找到了大显身手的最佳场地。他目光四射的开阔视野，纵横捭阖的思维时空，丰厚广博的军事知识和文化积累，多年来对天下大势潜心研究的心得体会……统统和他的聪明睿智与奇思妙想相交溶、相碰撞、相激荡，使他得心应手地勾勒出了未来世纪之初世界政治和军事态势的壮阔画卷，提出了一种至少能自圆其说并且能自成一家之言的假想和推断。譬如关于美俄大国的核打击方案，关于日俄海上舰队电子对抗战的程序与操作，关于印、巴边界战争发生的地点、方式以及开进通道等等，一方面是大胆的设计令人匪夷所思将信将疑；一方面是精细的对于兵器型号、性能及特点的介绍，战斗步骤的交代和战争场景的描绘又让人身临其境以假乱真。虚拟的情节与真实的细节的和谐与统一，使乔良的“近未来预言”区别于空穴来风的妄测与臆想。其次，在以上背景下，通过对主人公李汉叱咤世界风云挽狂澜于既倒的精英形象的全方位塑造与检验，既表现了作家对抗“欧洲中心”的东方主义观点，也传达出了作家对于未来中国军人素质的理想追求与呼唤。再次，亦如该书题辞所言：“作者虚构此书的目的意在警世……但愿这其中描述的一切劫难都不会发生。”这是对战争的预言，也是对战争的警号，它出自世纪之交的一位中国军旅作家的手笔是意味深长的。它的超前思考和忧患意识，是对当今中国物欲挤压下“眼前主义”泛滥的一种反拨，更是与地球村意识和人类终极关怀的一种回应。它作为全书的主旋律，保证了《末日之门》和乔良的“先锋”品位。
遗憾之处乃在于，全书前紧后松，亦有“半部杰作”之嫌疑。与前半部大气势、大手笔、大铺垫推出的大矛盾相比，结局过于轻巧和简单的“消解”就显得有点不堪重负了。此外，作家不时沉溺于“炫知”的快感之中，大量而密集的知识与信息的炫耀与轰炸，多少有点窒息了作家灵魂的呼吸，也干扰了我们对于作家心灵的声音的倾听。不过，对于一部“近未来预言”小说，我们还能要求更多吗？
六
五部长篇洋洋近二百万言，艺海探珠终归是挂一漏万。何况它们题材各异，风格迥然，主旨不同，手法有别，任何概括和抽象都难逃自以为是之讥。我对它们撮其大要的简论，也只能是遵循我固有的研究框架和判断标准，指出其在军旅文学创作上新的创意、新的探索和贡献。但即便是管中窥豹也罢，走马观花也罢，它们的集合“受阅”，是不是也给我们展示了一种风采，传递了一种信息？
首先，它们都是作家的厚积薄发和呕心沥血之作——无论是朱苏进二十余年军旅生涯体验，还是朱秀海对南部战争生活十八年的反刍与咀嚼，抑或是韩静霆、乔良对古代文化或现代信息的长期浸润与积累，都为他们的作品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生活基础和丰厚的人生与文化的底蕴。这种“吐血”式的写作方式，首先就使他们与当下某些为趋“热”趋名趋利而搞无米之炊或少米之炊的滥竽充数之作有了一个根本的区别，并且反衬出了后者的苍白和轻浮。
第二，它们都以思想钻探的火花照亮了生活的矿藏。《醉太平》对于当代军人如何抵御世俗生活和传统文化惰性侵蚀的诘问，《穿越死亡》在死亡面前拷问和净化人的灵魂，他们从一正一反，一战一和的不同角度和生存环境出发，指向的却是同一个问题：英雄何以成为可能？《孙武》通过中国古代战争观念的历史爬梳，提出了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辩证理解和当代思考。《末日之门》则以一个中国军人的方式，对未来世纪的挑战作出了回答。深邃独到的主题意蕴使作品境界获得了升华，从而与平庸划清了界线。
第三，它们都显示了作家对于长篇文体的自觉和开放意识。一方面是对长篇文体固有的基本特征的尊重，一方面是对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的兼容并包：有“新写实小说”的韵味（《醉太平》），也有浪漫主义的神采（《孙武》）；有统统现实主义的宝刀不老（《穿越死亡》），也有后现代主义“拼贴术”的活力无穷（《末日之门》）。但是，尊重和自觉并不等于熟练驾驭，新的探索更可能与种种缺憾并存。“半部杰作”的通病以及其它诸多不足，说明作家们对于长篇小说艺术形式的掌握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与修炼。五部作品再次证明：生活、思想与技巧的全面修养，仍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功和不二法门，也自然是我们今天评论一部作品是否成功的根本依据。五部军旅长篇当以此观之，其它作品亦概莫能外。
8.从建构辉煌到对抗消解——转型期的军旅小说
1.“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80年代军旅小说格局的一种概括；
2.“双重夹击”与“双层消解”：90年代军旅小说面临的一种困境；
3.“农民军人”与“农家军歌”：贯穿军旅小说发展20年的一个主题；
4.“祭奠星座”与“寻找太阳”：当下军旅小说英雄主义旋律的一种变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