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对“农民军人”主题的观照也许更富有建设性启示。朱秀海在他的长篇力作《穿越死亡》（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版）中将主人公、团长江涛、副团长刘宗魁作了一次互参观照与互补塑造——江涛作为将门之子，刘宗魁作为农民之子，作者有意识地在他们之间进行对比，印证了我早年提出的“发现差异，寻找合点”的理论构想。他以江涛的职业军人精神和当代军人意识来反衬刘宗魁的偏颇与执拗，又以刘宗魁的坚韧踏实和奉献风格来修补江涛的好高骛远与华而不实。这种性格的反差不仅具有艺术的张力，而且显示了作者对中国军人素质修养与军队建设走向的深层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秀海对“两类作家”各自的局限都有所超越——他对农民军人的稔熟显然为朱苏进所不及（一个刘宗魁足以说明此点），他对将门子弟（如江涛）的把握也许不如朱苏进到位，但比其他农民军人作家却要稍胜一筹。而把这两类军人典型写得如此势均力敌难分轩轾，既得力于塑造人物的功底之深厚，更有赖于理性的思考之深邃。
“祭奠星座”与“寻找太阳”：当下军旅小说中英雄主义旋律的一种变奏
首先需要说明，在标题中写上两部小说的篇名，并不意味着本小节将以它们作为个案进行重点分析，只不过是想借用它们，试图涵盖性地表述当下军旅小说中英雄主义主题的发展走势和某些特点，从而比较出英雄主义这个从来就在军旅小说（尤其是在80年代）中激昂高扬的主旋律，进入90年代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奏。
显著的“变奏”最先来自于朱苏进。
虽然我在前文论及“两类作家”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和军门子弟作家队伍逐渐式徽的基本事实，甚至还把军旅小说的主要希望寄托给了农家子弟作家队伍这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的无所作为或可以忽略。因为对文学而言，创作（作家和作品）的量和质并不总是表现为正比关系。朱苏进作为军门子弟作家队伍的“首席发言”或“第一小提”，在90年代前期虽然有孤掌难鸣的尴尬，但他孤军深入所达到的深度，依然代表或包含了军门子弟作家们对“职业军人”理想的英雄化书写的主要特点和新的思维向度。
创作与发表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长篇小说《炮群》（《昆仑》1991年第4期），可以看做朱苏进此前创作追求和艺术风格的一次总结，它宣告了朱苏进“青春梦”或“英雄梦”的幻灭，也预示了朱苏进沿袭了近十年之久的创作路向即将发生的深刻转变。
《醉太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剑拔弩张到随意放松、从慷慨激烈到娓娓而谈的多少有点让人觉到新奇的朱苏进。
首先，是支撑他的作品的精气神，已由强烈执著的理想主义呼喊让位于无可奈何的现实主义审视，或者说是由批判取代了肯定，由消解取代了建构。《炮群》式的“青春梦”的破灭也带来了朱苏进英雄观的破碎。
从《炮群》满怀激情地塑造与呼唤英雄，到《醉太平》冷静清醒地审视与肢解英雄，朱苏进变换了一个思考角度：在当今日渐物欲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进程中，一个当代中国军人究竟应该怎样抵御平庸，抗拒诱惑而保持英雄主义品格的追求和高扬？是在太平俗世中迷醉与沉沦，还是抗争与升腾？
《醉太平》在这里提出的追问是否过于尖锐和严峻？因为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截获的生命感悟是大不一样的。——在退伍还乡于龙山牧牛的老兵姚建华眼中，生活节奏是缓慢却又不乏诗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在邂逅于西藏高原的若云和鲁连军的感觉里，再严酷的自然条件和恶劣气候也敌不过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关爱（《天天都有大月亮》）；在偏远闭塞的5182兵站的老兵与新兵的心中，与单调和寂寞为伴的，还有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和对未来岁月的憧憬（《5182兵站》）。——在这里，生活呈现出一种常态或稳态，时代激流还没能显出它逼近的迫力。相形之下，来自沿海特区的“报告”《军营里的股民》就大为迥异了。何继青久居特区多年，长期感受商品大潮对当代军人的猛烈冲击，和广大官兵一起咀嚼着困惑、迷情与痛苦，也一同体味着喜悦、欢欣和冲动。《股民》选择了一个敏感而又新颖的角度，将一阵“股风”吹进军营，立刻就“吹皱一池春水”，对特殊环境中的军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灵轨迹作出了严峻的考验、冷静的审视和快速的跟踪。而且该作还较好地克服了“特区军旅文学”前期作品或以理性认识代替感性体验，或以表层感受代替深层体验的弊端，显示了相当的观察深度、体验深度和思考深度，是密切关注当下军营现实生活的一部代表性作品，也对《醉太平》式的追问作出了有力的支撑和严肃的呼应。
无可否认，90年代现实生活的日益世俗化，也使英雄愈来愈“碎片化”。朱苏进们在理性上接受并认同这一点并不困难，但在情感上对理想化完美化英雄的眷恋与向往仍然执著与痴迷。在往“醉太平”式的世俗生活之流纵身一跳之前，他向理想极地投去了“临去秋波那一转”。——作为“战争幻想小说”的《祭奠星座》，其背景、环境、情节、人物等等无一不是超现实的，而惟有超现实的“载体”，才能承载朱苏进审美理想塑造集人格、理想、侠义和武功于一身的军人，并将这种军人推向为战争而战争、为对手而存在的纯军人境界，就像《祭奠星座》中那支蓝星部队所唱：“假如我击败了强大的敌手／胜利后不免忧愁／从此我满载荣誉却无敌手／哦，敌手，敌手。你是我的忧愁／没有你我分文不值……”在这里，一切关于战争性质之类的现实功利的种种羁绊统统被抖落干净，朱苏进于冥想中放纵自己的心灵去追索优美的极致。因此，“在写《祭奠星座》时，他就感到无限痛快。这痛快甚至拒绝与人共享”。《祭奠星座》也许不是朱苏进最优秀的小说，但是我们却不妨认为，只有《祭奠星座》才是朱苏进真正为自己写作的小说，是他压抑已久的关于军人与战争的设计的一次痛快的宣泄，是他困厄已久的灵魂呓语的一次真实记录，也是他对心仪已久而踪影愈渺的英雄梦想的一次深情祭奠。
“祭奠英雄”的情结是普遍的，也是强烈的，毋宁说它和庸常生活肢解英雄的强度是成正比的。所不同的是“祭奠”的方式或方向。朱苏进是在想象中完成“祭奠”，而更多的人则是在对历史的重构或往事的追忆中进行“祭奠”。《蓝旗兵巴图鲁》和《枪圣》是这方面的两个代表，前者的巴图鲁（勇士，亦为满族神话中的英雄神）和其后裔巴布阿的对比描写，表达了强劲的历史活力对贫弱现实的一种遗传，一种灌注，一种嘲讽和一种期待，完成了对英雄乃至整个满民族沉沦的一曲悼亡。后者通过刻画“枪圣”郑可达空怀绝技报国无门的尴尬处境，阐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枪手精神和军人精神，对生不逢时的末路英雄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和无可奈何的惋叹之情。
如果说《祭奠星座》式的“祭奠”，是对“理想英雄”的无奈放弃之前的一个辉煌的告别的话，那么，《寻找太阳》式的“寻找”，则是对“英雄理想”的向往失落之后的一种执著的寻觅。《寻找太阳》以一首“爱情小夜曲”式的浪漫与精致，完成了一个“寻找英雄”的寓意表达。与其说它是在寻找一位梦中情人，还莫如说是在寻找一种精神理想之光，寻找一种英雄主义之光，虽然这光像太阳一样遥远而虚渺，但它也像太阳一样炫目而迷人，吸引作者一次又一次地寻找，虽然反复失望却永不言悔永不停止。显然是同样虚拟而又独特的《第二次阵亡》，同样独特地传达了一位青年女作者心中的英雄理想，它是对生理死亡的超越，也是对平庸死法的摈弃。它在想象中完成的百米冲锋，就是从平淡走向辉煌，从常人变为英雄的精神的冲刺。因为它是超越生命极限的精神过程，它拚着最后一股精神要争的就是一口气：死也要死成一个英雄。
几乎和“祭奠英雄”的情形“雷同”，“寻找英雄”的情结也是普遍而强烈的，除去在想象中“寻找”之外，也是在历史中“寻找”。相比较“想象英雄”的激情，历史中的英雄反倒多了几分朴实和平静。《赵一曼女士》和《红雨》，一为实有其人，一为虚构其事，二者都在精短的篇幅和巧妙的构思中完成了一个英雄就义的“宏大叙事”，相对于它们的题材尤其是传统的处理方法，它们都显得是如此的平实无华，无形中消除了英雄与普通人的距离与隔膜，反而令人感到惊异：原来英雄就在我们中间，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父亲是个兵》和《寻找驳壳枪》其人其事似乎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作者以军人后裔和当代青年的双重眼光回溯和审视父辈的生命历程，在物欲横流、英雄肢解的90年代重新确认一种价值坐标，热切而深情地呼唤“父亲”那样一身正气，战斗不止的永远是个“兵”的硬汉形象。《父亲是个兵》和《赵一曼女士》在首届鲁迅文学奖（1995—1996）中短篇小说评奖中双双折桂，除了它们角度独特，构思巧妙，手法新颖，语言老到等艺术因素之外，它们共同以“寻找英雄”的主题而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共鸣，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吧（在历史中“祭奠”或“寻找”“英雄”的主要作品尚有长篇小说《孙武》［韩静霆］，《落日之战》［庞天舒］，《我是太阳》［邓一光］；中篇小说《穷阵》、《苍茫组歌》［赵琪］，《决战》［徐贵祥］等等。因篇幅所限，兹不一一论列）。
行文至此，人们也许已经注意到一个现象：即无论是“祭奠英雄”也罢，“寻找英雄”也罢，作家们的思维触角多向想象与历史两个向度延伸，而较少在当下现实的空间展开。这大概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原因如前文所述，90年代物欲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极大地侵蚀与消解了英雄理想，使得现实中的英雄（行为）日渐消遁。作为一种反弹，人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或想象空间实属正常。虽然以现实依托塑造英雄形象或铸造英雄品格为主导的作品我们还可历数出长篇《穿越死亡》、《波涛汹涌》（朱秀海）、《突出重围》（柳建伟）、《生命河》（庞天舒）、《西北望》（师永刚）、中篇《英雄圈》、《双兔傍地走》（张卫明）、《兵道》（何继青）、《旱舟》（张惠生）、《英雄》（赵琪）、《潇洒行军》（徐贵祥）、《太阳升起》、《如花似玉》（王曼玲）等等，但总体看来，置于90年代军旅小说多音齐鸣多元共存的整体格局之中，它还未能形成高亢嘹亮的主旋；甚至被沉重而尖锐的“农家军歌”淹没得时断时续。尤其当职业军人理想英雄化书写的旗手朱苏进易辙之后，这一原本就松散杂乱的群体多少显得有点群龙无首，至少不如此前阶段那样主旨坚定、品格鲜明。我们在此提出《弹道无痕》来略加讨论，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弹道无痕》是“农家军歌”的另一个变调，它出自农家子弟徐贵祥之手，描写的主人公石平阳和李四虎也是两个地道的农民子弟兵，这一点与“农家军歌”们毫无二致。它的“变调”在于，它最大限度地融合了职业军人英雄曲式的音符与旋律，使得作品既有农民军人的朴素底色，又有职业军人的理想辉光。也就是说，它的写作重心完成了从一般“农家军歌”中军人式的农民向农民出身的军人的转变，主人公的价值实现不再是纠缠于农民与土地的对位关系，而是向着一种真正而纯粹的军人境界提升与飞扬。石平阳当了十几年的兵直至当到代理连长最终也还只是一个兵，提不提干解不解决吃商品粮等现实问题，在这里退居其次，重要的是他已经从精神气质到职业素质都实现了一个农民向一个现代军人的彻底蜕变。作者的想法就是要他当一个“最完美的兵”、“最纯粹的炮手”，而石平阳战友王北风则评价道：“能当营长团长师长的人多如牛毛，但真正的老兵，出色地当了十多年而且还将出色地当下去的老兵是不多的，是宝贵的……”李四虎更干脆：“要我说给你转干也别转，就他妈当个‘天下第一兵’……”显然，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涂抹了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由于作者扎实的炮兵生活体验，火热的激情投入和阳刚大气的贯注，保证了石平阳的英雄气质高贵而不高蹈，亮丽而不华丽，成为了90年代农民军人形象中有独特光彩的一个典型，为“农家军歌”与“英雄乐章”的合奏谱写了先声。
其实，“祭奠英雄”与“寻找英雄”只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是一首进行曲的两个声部，是一部交响乐的两个和声。英雄主题作为人类的重要精神指向，从来就是永恒的文学主题，更是军旅文学的主旋律。它在90年代的变奏，是社会转型的必然，反过来说，物化社会的进程，将愈益反衬和烘托出英雄主义和理想精神的无穷魅力。它将像明亮的星辰一样，引导着人类穿越黑暗，从此岸走向彼岸。军人品格和军旅小说品格的创造，就是高擎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熊熊火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