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军旅文学的未来，我希望作家们在提高个人素质、积累创作后劲上继续努力，立足军营、坚守阵地，在绿色加方块的限定中“掘一口深井”。如是，他们则必须在“高”与“低”两个向度上做出努力——所谓“高”，即跟进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及时了解与熟悉高新技术前提下的新军事变革，并完成艺术转化，所谓“低”即深入基层，把握广大官兵的脉搏与广阔军营的现实矛盾，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军人的真情实感。同时，坚定文学立场，警惕市场与金钱的诱惑，在保持相对稳定的题材范围和审美风范的基础上，兼容并包推陈出新，以更加开放的气度、更加平和的心态，汇入当代中国文学的大潮之中。
（原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三期）
4.乱花渐欲迷人眼
——关于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答胡殷红
胡殷红（以下简称胡）：朱老师，作为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您已经连续参加了第四、五、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读书班工作，并担任了本届评委，现在终评结束，我们今天是否就以本届“茅奖”二十六部入围作品为例，请您谈谈近几年的长篇情况。您认为本届作品与前几届相比水平如何？
朱向前（以下简称朱）：总体来说比较平稳，与过去几届比没有太大的起伏。但应该注意到，市场的运作，利益的驱使、经济杠杆的撬动都对长篇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每年有千部左右的长篇小说问世，仅从量上来看，似乎极其繁荣；问题是良莠不齐，粗制滥造者比比皆是，量的扩张与质的提高不成比例。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判断：从全国来看，真正有积累、有功力的作家年产量能达到一百部就相当可观了。但进行一番细读我们也不难发现，即便是成熟的作家，其作品的价值取向也存在着与市场相苟同、相妥协的问题。一些常见的做法如长篇小说与电视剧套写，或是先写剧本再改长篇，甚至于“削足适履”，按照电视剧本的思路去写长篇……凡此种种，都给长篇小说的创作带来了负面影响。多少年来我们之所以疾呼“十年磨一剑”的创作精神，原因就在这里。柳青当年讲“长篇小说的创作以五十年为一个周期”，我们如今虽然不必如此苛求，但把一部长篇的创作周期设定在三年左右应该说是比较正常的。我们天天在呼唤大师大作，可是大师大作却“千呼万唤出不来”，这与市场、金钱对作家的诱惑和腐蚀是分不开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吹尽黄沙始见金”。在物欲横流的滔滔商海之中，仍有一批执著的作家在以虔诚、严肃的态度从事长篇创作，这些作家是当今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作品自然也成为了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大潮里最为晶莹璀璨的浪花。
胡：但一般读者在面对它们的时候常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您能否为我们做出一些归纳、分类，以便于我们从整体上有个认识和把握？
朱：所谓归纳、分类，必须得严谨和科学。但为了言说的方便，就概略分为五类吧：一是探索流派，二是女性写作，三是历史题材，四是现实主义，五是军旅小说。而且我也来不及深思熟虑，谈点个人印象，就权当读后感罢。
一、探索流派
胡：探索流派？这听起来有些像当年的先锋小说。
朱：我所说的探索流派是指带有一定的探索色彩、艺术上个性比较鲜明、风格比较突出的作品。这些作品不好笼统地叫做先锋小说，只不过与其他作品相比，它们在艺术观念和形式追求上走得更前卫一些。
胡；这种“前卫”是否与作家的年龄和心态有着某种关联呢？
朱：是的。包含在这一名目下的作家大都精气沛然、富于春秋，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处于长篇创作的最佳状态。
胡；您能否举出一例？
朱：比如说莫言的《檀香刑》。我之所以重视这部作品是因为它标志着莫言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先锋的姿态在文坛崛起十余年之后，开始向民族化、本土化和民间化回归，用莫言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大踏步的后撤”。这种回归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中国文学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界从八十年代开始学习，追赶、模仿甚至是照搬西方的现代主义，到九十年代末逐步转为向传统回归。在这一回归的过程中，奠言是最具典型性的，因为他当年以先锋姿态异军突起、横空出世，然后又在“西化”的路上走得最远，坚持得最久。一九九三年我在四万宇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中就用了近八千字对其进行了质疑和批评，所以莫言的回归可谓“浪子回头金不换”。
胡：可是也有不少人认为《檀香刑》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暴力倾向或展览血腥与丑陋的嫌疑，对这些评价您怎么看？
朱：当然，对《檀香刑》的解读因人而异，见仁见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是何开四先生借用钱锺书《管锥篇》里面的“冤亲词”一说对其进行的读解颇有新意。所谓“冤亲词”，从理论上讲就是将两个所指反差甚大的表意单元同置，进而以其两极的张力来产生审美愉悦。比如说“痛快”，既痛又快，因痛而更快，这是典型的“冤亲词”。而《檀香刑》则可说是一个准“冤亲词”，一方面是名贵、高雅的檀香，一方面是杀人的酷刑，“檀香刑”就是使酷刑艺术化，优美化、精致化。这豁然使人联想起“文化大革命”，革命被冠以“文化”二字则不觉血腥，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心甘情愿的状态下完成了对暴力的认同与屈从；而那些旁观者则是在以一种欣赏的，审美的心境来看待这一切。《檀香刑》创造了一种符号，这种符号在自我阐释的无限循环中屏蔽了隐藏在表象之后的真实。对《檀香刑》的解读角度还有很多，而一部作品的阐释空间越大，其艺术价值也就越高。当然，《檀香刑》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大家都欣赏它饱满的激情或者说语言的狂欢，但这恰是我存疑之处。
“猫腔”作为一种地方戏，以韵文的形式被大量引入小说之中，带动整个语言在一种比较模式化的语境、语态、语速中推进，读来感觉到飘和躁，有一点为炫技而强努的意味，不像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或从原始生命中迸发出来的，不太本色和自然。这与莫言早期的作品如《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甚至包括《红高粱》等相比都有较大的差别。
胡：除了《檀香刑》之外，还有哪些作品属于“探索流派”之列呢？
朱：应该说《怀念狼》《西去的骑手》《花腔》《解密》《银城故事》等都在此列。贾平凹是中国新时期文学二十多年来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怀念狼》则是他在《废都》之后的又一部用心用力之作。《废都》当年反响强烈，毁誉不一的情况对作家本人的心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贾平凹一度表现出消沉而不稳定的写作状态，其作品有些玄虚神秘、归趣难求。
《怀念狼》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乃是贾平凹的转捩之作。作品融进了作家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审视与反思，通过对环境生态进而到精神生态的指涉与叩问，作家表达出了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贾平凹的这种大眼光、大思路是一种很好的写作趋势，但“寓言化”的写作往往容易写得比较虚，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和可读性因此而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削减。
胡：说到“寓言化”，我想它多多少少有点难以把握。一方面，它使文本的未然性、可能性无限扩张，另一方面，它又使语言的已然性、现实性极度消解。《西去的旗手》好像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
朱：与《檀香刑》的“民间化”和《怀念狼》的“寓言性”相比，《西去的骑手》似乎走得更远，读完以后让人难以在传说、传奇、童话、甚至武侠之问给出一个定位。当然，作家其实是在有意地用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来对抗现实生活中的平庸和世俗，但是有一个疑问；作品中描写的是真实的历史，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疆的马仲英、盛世才等历史人物。作品中张扬了英雄的血性、勇猛、强悍和侠义，但过犹不及，作品混淆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如果作品的定位是神魔小说，那是没有问题的，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随你天马列行空、任意挥洒。但马仲英等皆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一些情节夸张得如同武侠甚至神话就会消解历史，给人的感觉只有空泛的激情和浪漫，而没有扎实的细节和真实的生命体验。我的意思是类似这样的追求是好的，但不要用真实的事件，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人物做载体，真实与虚构，这中间有一个度的问题。
胡：《花腔》这部小说似乎写得很平实，把它和《西去的骑手》放在一起比较，是否可以加深我们对这种“度”的理解呢？
朱：《花腔》这部作品正好和《西去的骑手》形成了一个对照，它是在另一极上走极端，就是通过三个当事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追述、追忆同一段历史，风格特别的写实，非常真实地在回忆那一段历史。就那么一点事情，你说的是一个样，我说的又是一个样，这是对历史的本源、历史的真实性所表示的一种怀疑。作家认为只有叙述的历史而没有真实可靠的历史，从而用叙述瓦解历史，又用历史解构文本。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文本的互文特征，如大量的历史档案、报纸和传说的穿插引用，体现出了小说叙事上的很大努力。但这个小说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一在于它的可读性比较差，小说本身的情节缺乏故事性和悬念，叙述的魅力不够，读起来比较涩，比较滞。二是作家有点刻意为之，不够自然。类似的属于奇门遁甲式的小说还有麦家的《解密》。这个作品号称“智力小说”，确实别致新颖，读来让人耳目一新。不管是它的叙述语言、它的事件、情节还是人物性格都比较奇特、比较怪异。作家常常设下一些悬念来吸引读者，可读性很强，同时也充满戏剧性。涉及到了天才的脆弱性等人性命题，显示了相当的深度。但我的印象是有点以虚写虚，它写了一个数学奇才破解密码的故事。本身这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作家的写法又比较玄，因此显得不是很坚实。
胡：作家是不是在有意地隐藏作为叙事手段的情节，并以此来彰显作为小说表意终极的人性？
朱：也许吧。但我总觉得，故事写扎实了更有助于塑造人物、挖掘人性。比如说李锐的《银城故事》，这部小长篇结构严谨，主题凝重，情感饱满。语言简练，内敛而富有张力；故事紧凑、奇谲而扣人心弦。人物独特、丰满，氛围浓郁、凝重、而又空灵，充满诗意。尤其后半部到刘振武这个人物的出现，小说又异峰突起，给人一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感觉。
但是由于一些人物关系过于巧合，也给作品留下了一些斧凿之痕。李锐从一个曾经不大注意故事性或者说故意消解故事性的先锋作家，到现在写出一个《银城故事》来，这其间的变化也是很大的。从他的书名就可以看出来他就是要写一个具有很强可读性的故事，那么这一点我认为他是做到了。
二.女性写作
胡：我们注意到近年的长篇小说当中有许多出自女作家之手。自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一直非常活跃，似乎本届更有“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之势。对这些作品您作何评价？
朱：本届女性作家作品尤为突出，比如说宗璞的《东藏记》，张洁的《无字》、铁凝的《大浴女》、叶广岑的《采桑子》、孙惠芬的《歇马山庄》、潘靖的《抒情年代》、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马晓丽的《楚河汉界》等，占到入围作品的近三分之一，都是写得不错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总体来说比较整齐，没有水平明显很弱的，其中有很多都是这些女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甚至是以血书者。比如说《东藏记》，宗璞先生从动笔写作《南渡记》到《东藏记》的竟笔，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计划中是一个四卷本的长篇系列，总题为《野葫芦引》，《南渡记》和《东藏记》只是其中的前两卷。而今宗璞先生已近八十高龄，能在眼睛基本失明的状态下写出这样一部长篇，非常不容易。作家的这种虔诚，执著，这种在艺术上不断追求的精神，是非常感人的。《东藏记》也是我比较推崇的，我读过之后记下了八个字：清正平台，蕴藉温婉。
胡：达八个字当作何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