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个人特质、秉性、经验、阅历与创作题材的合点。徐贵祥是个军人，上过战场，后来在出版社当编辑的过程中，又接触过梁必达的原型人物的大量资料，仪此，徐贵祥就足以成为写《历史的天空》的最佳人选。事实上还不止于此。徐贵祥少年时的乡村生活经历，甚至他个人一贯良好的“自我感觉”、风趣幽默的个性，都跟梁必达有若合一契之处。大胆做个判断，可以说梁必达这个人物，一半取材于其原型，一半则来自徐贵祥自己，或自己对自己的想象。另外，徐贵祥对军事的热爱，对战略战术战法的钻研，在小说中一览无遗，正如我在评语中所说，这使得他的小说在充满战争文学的阳刚正气和崇高风范的同时，更包蕴了聪颖的战争艺术和兵家智慧，后者是一般的战争小说所不具备的。作者的性格就是作品的风格，这句话用在徐贵祥和小说《历史的天空》上，正合适不过。
其次是思想与体验的合点。小说没有思想不行（实际上也不可能），优秀和杰出的作品更不能没有思想，任何杰作都一定在哲学层面有自己的突破。但为表达思想而表达思想，思想罩住人物，让人物成为“主义”的奴隶，则小说难免会因为过于“图示化”而成为败笔。其实主题先行未必就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关键看你的“主题”是不是从体验中来，在小说叙述过程中又以体验为基础。《历史的天空》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写活了梁必达这个人物，而这部小说显然是有着思想性的追求的。徐贵祥的成功恰恰在于他没有或者说无力控制梁必达这个人物，他自己“活”了，有了自己的生命，有了自己的精气神，已经不再受作者的左右。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是作者跟着人物走，而非牵着人物走。能到这种境界，作者一定是有着充分的体验在先；以此为前提，任人物如何“冲撞”，也不会脱离在体验的基础上生发出的“主题”，而只会在使主题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的同时，大大增强小说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在思想的统摄之下，人物还能“活”起来，这就是找准了思想与体验的合点。
王：您说的这两个合点是最为主要的，此外，还可以列举出几对范畴的合点。如农民（传统）文化与革命（现代）思想的合点。参加革命之初，中国农民文化的特点在梁必达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它虽然有其愚昧落后的一面，但也显示出生机勃勃的力量，有许多可爱可取的地方。经过现实的历练，革命思想逐渐注入梁必达的灵魂，他才成长为优秀的革命者。
在这个意义上，梁必达是两种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找准两种文化的合点，既使人物的成长历程真实可信，也为中国的革命道路乃至近代中国的历史提供了一种阐释。又如个体生命与历史洪流的合点。我在前面说到过，作为一个有着旺盛生命热情和强大生命意志的人，粱必达在历史中存在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力量创造和改变着历史。写出个人与历史的相互作用，使小说在哲学的层面有所斩获。再如作品的艺术性与可读性的合点。
可以说，《历史的天空》是徐贵祥迄今为止所有长篇小说中艺术性和可读性兼而得之的最好的作品。艺术性前面已经说得不少，鲜活的语言、鲜明的人物个性、生动的故事情节，则使小说好读、耐读，而决无枯燥沉闷之感。作品改编成电视剧之后之所以广受欢迎，很大程度上也正得益于小说在可读性上打下的良好基础。
关于合点的问题，我感觉可以成为一篇长文、甚至一部专著的题目，恐怕不是这里三言两语所能说完道尽的。但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合点在创作过程中是具体的，每进行一部作品的创作，都要找到多重对立和对应因素的结合点，而不是作家一旦找到某个合点就可以一成不变。读徐贵祥后面的几部作品，尤其是最近的《高地》，我感觉徐贵祥的创作可能进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困境，那就是一旦找到合点后，如何进行调整以实现自我突破的问题。不客气地说，《高地》中有许多东西是作者在重复自己，您在前面已经指出《高地》中与徐贵祥以前作品的几个相近之处，其实在具体的创作手法上，也有不少“靠色”的地方。读完《高地》，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可以像普洛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所做的那样，从徐贵祥的小说中抽取出若干种叙事功能来进行分析，并以之统摄他全部的小说创作。这说明，他的创作已经开始出现模式化的倾向，对一个有着较大创作潜力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朱：你所说的困境还只是创作层面的问题，其实，作家作为社会生活中具体的个人，其创作有时难免受到种种外来因素的干扰。就当下面言，一个作家出名、走红之后，被出版社甚至各种媒体包围、追踪自在情理之中。面对金钱的诱惑、出版界的压力，是粗枝大叶、仓促出手，还是十年磨一剑，慢工出细活，需要作家做出抉择。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以及我前面谈到过的徐贵祥小说的语言问题，若是多下工夫做些琢磨，还是有改进的余地的。
王：人最难的就是突破和超越自己，所以我们常说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但一个作家，面对内在和外部的诸多困境，只有像徐贵祥笔下的人物那样不断寻求并实现自我超越，才能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甚至杰作。
（原载《神剑》2007年第一期）
11.和一位老军人拉家常
——和房雷谈方南江长篇小说《中国近卫军》
房雷（以下简称房）：《中国近卫军》刚出版不久，我曾为《解放军报》写过一个方南江的专访，方是武警部队一名退休将军，早在一九八0年就与李荃合作过小说《最后一个军礼》并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退休后，他放弃了“睡到自然醒”的度日方式、拾起搁置已久的文学梦，凭自己的心性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没曾想到作品一发表便备受文坛关注，被四家杂志同时连载，一时间喝彩声四起，好评如潮，在众多反映和平军营题材的小说里，有很多不是太光明就是太灰暗，不是太轻浮就是太沉重，尤其是反映机关生活的小说。夏给人视野狭窄、叙述琐碎的印象。而这都小说对这些方面的“度”的把握却很到位，它繁杂却不琐碎、轻松却不肤浅、深刻却不沉重，既有宏阔、全方位的视角，又有微小、细致处的展示，光明叙事不避瑕疵，它把目光轻松自如地在高层与基层、部队与地方、历史与现实之间游转，于平淡、幽默的讲述中显示了作者的叙事功力。不知道朱老师您对这部小说怎么看？
朱向前（以下简称朱）：应该说，武警作家像衣向东、温亚军，党益民等等都写过一些反映武警基层部队或者某一局部生活的中短篇，但像《中国近卫军》这样比较全面地从上到下写武警全局的作品还是第一次。我们不说它哪里不是，我们来说它是什么。这是第一部视野比较开阔的、全方位的，全景式的同时又有一定空间层次的反映武警部队的长篇小说。第一是全面，第二是正面，正面强攻写当下武警部队的军营生活。作者热爱部队，充满激情，出身军人世家，自己也做到将军，他充满感情、充满热情地来写这部小说，但对当下社会和军营的现实矛盾似乎有所回避，在深度上还不是太理想。四家刊物同时连载的一哄而上的阵势无意中给了人们很高的期望值。
其实，调子定高了反而容易被动，如果达不到这个高度就会让人失望。炒作是一把“双刃剑”，我认为，对待任何一部作品都要辩证地、公正地评价，都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么做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作者、作品、对读者负责。有此书的评论文章很多，我们也不再为其添赘，就拣出最有价值的几个方面谈谈吧。
房：小说中的两个男主人公，贺东航是一个比较中庸的人物，他成熟稳重、正直大气；甘冲英虽然以前做过有悖良心的事，可他一直是要求上进的。他们两个人一直在一起共事，你上我下，倒也是良性的竞争、是互为推进器的。两个人的关系从个人的发展和进步上来说都可以理解为互为人梯、相互激励的关系。两个人虽然有摩擦，有勾心斗角也有正面冲突，可整体上讲，他们是一对十分合适、“默契”的搭档，这种角色搭配方式在军旅小说中巳屡见不鲜，也正好是朱老师您提出来的“两类军人”。
朱：确实如此，贺东航是军门家庭出身的，甘冲英是农家子弟出身，“两类军人”这种说法并不是我主观臆造出来的，而是由军队的现实所决定。作家其实是这两类军人的代言人，一类是将门之后，一类是农家之后。
虽然将门之后的人数很少，但他们的能量非常大，比如刘亚洲、朱苏进、乔良等等，所以，在作家里他们也总是很重要的。农家出身的军人是军队的基座，人多势众，总是有些人出类拔萃要脱颖而出。所以，不管是甘冲英也好，是农家子弟出身的作家也好，不管他们是从作家中挤出自己的地盘还是从基层慢慢干出来，那都是不容易的，实际上是两类精英在一起的一种较量。从这个角度上说，这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军队的现实。其实，朱秀海的小说《穿越死亡》里人物的设置，包括马晓丽的《楚河汉界》里的人物设置也只不过是把农民的代表换成了城市里一个鞋匠的子弟而已。基本上也是这么个套路。甘冲英这个人物只是说稍微操切了一点，过于急躁，性格上毛糙一点，但他的野心也可以看作是事业心的体现。但相比来说，就显得贺东航的这个人物比较“面”，与朱苏进笔下的人物比起来就温柔多了。
房：朱苏进小说里的主人公对别人来说都是一种锋芒，但不同的读者会喜爱不同性格的角色，中庸之道是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倾向的。方南江的讲述很温润，不激烈也不干涩，仿佛是在把玩自己很熟悉的物件，可谓游刃有余。中高级将领形象在以前的军旅小说中往往是比较伟岸的“正面照”，他们比较单一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以及故事叙述中的作用使小说中的将领形象走向了模式化。而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却可以从侧面甚至后面去观察了解他们，在这种视角下，我们也窥探到了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与微妙关系以及身上的“灰点”。有了这些缺点，叶总、宁政委和龙副司令的形象反而因此变得更可亲可爱、生动丰满。
朱：比较真实、准确，几位将军形象被描写得比较稳健、老到。方南江从基层干上来，一直到将军，他确实熟悉了解部队，写来如鱼得水、娓娓道来，熟到骨子里去了，把他们都生活化了，他没有刻意地写大场面与大气势，但这同时也是这部小说的美中不足，不管是写场景也好，写人物也好，写事件或情感冲突也好，还缺乏浓墨重彩，惊心动魄的冲击力。
房：虽然文学正在探索不同的形式以期振若或者突破什么，但正如那些历久弥新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经典作品一样，现实主义依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在《中国近卫军》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古典的气韵在其中平静地流湍，也许，这本书的魅力就蕴涵于它沉着的包容之中。要说这本书在创作手法、题材拓展上有什么大的突破，我看也未必，它更多的是回归，回归文学传统、回归到人。魅力不是创新、不是反叛、更不是怪异，而是合适。方南江把他对部队的熟悉放在故事的河流里自然地流淌，给人一种游刃有余、驾轻就熟之感。
朱：他把这种熟悉化为一种家常，这个小说给人一种家常聊天的感觉，家常感。他的家是军人世家，部队就是他的家，他的家和部队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他自己都分不出来。在单位和军人接触，回到家里爸爸妈妈也都是军人，他对家没有别的感觉，他的实际上已经是军队了，只是大家与小家的问题，所以，他把军营生活化为了家常事。从军四十多年了，真的是融进去了，真正把自己当作军队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他有一种血缘的关系在里面，所有的军人在他眼里都有意无意地被他当做了亲人，当做了长辈和兄弟姐妹。而且他已经六十多了，他的心态与中青年作家是很不一样的，他不光写出了一种家常感，他还写出了一种平和感。
房：小说本来是靠故事来吸引读者，是一维的，但这部小说的语言美却使它的魅力多出来一维。语言也成为了一种使读者获得阅读快感的方式，小说每隔几页就有许多值得让人目光驻足玩味的妙笔。
朱：他的语言风格本身就很像聊天的风格，让人读起来感觉比较舒服。语言也很家常化，经常透出一些机智、一些幽默、一些风趣、很人性、很生活，家常话把一个很生硬的对象，一个很庞大的、很威严的部队，说得很温情，没有给人一种畏惧、距离感，他是如何把这些化掉的呢？就是通过这种家常叙事把这些东西都化掉了。把很强大的、意识形态的东西给人性化、生活化了，语言还给人一种轻松幽默的可读性，并不是那种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效果，读起来很轻松愉快，是属于那种可以随时放下又随时可以拿起来读的小说，他不是靠故事情节、悬念、人物的命运来吸引人，他的叙述比较生活，比较人性、比较文学。
房：他的语言叙述既有幽默与智慧，又有调侃与意蕴，这与他从不间断地坚持阅读大量中外名著有很大关系。任何艺术作品与受众之间的媒介都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的优劣直接影响到读者理解与延展文本内涵的程度，尤其是文学作品，其语言不仅担负此方面功能，更是其全部构成组件，语言与内容契合得越密切就越能实现其完美、越能扩展文本开放性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