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李存葆窗前的灯光
一九八二年，时年三十六岁的李存葆在《十月》发表了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以其独特而响亮的声音报道了新时期军旅文学舂暖花开的消息。在无数的感动与泪水中，人们记住了梁三喜、靳开来，记住了沾满英雄鲜血的欠账单，记住了崇高的生、壮烈的死，记住了那加之于人物命运之上的悲欢离合。与此同时，人们还记住了一个青年军旅小说家的名字——李存葆。今天看来，《高山下的花环》至少有三点意义应当被人们记取：首先，作品表现出了作者秉笔直书的严肃态度和“敢为天下先”的无比勇气。李存葆义无反顾地蹚过政治雷区，整个社会中被压抑已久的呼声在作品中得到了释放与传递。其次，以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两部作品的出现为标志，当代战争题材小说开始成为新时期军旅小说创作中的一条重要战线，与历史战争题材小说、和平军营题材小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再次，李存葆的成名宣告了一批青年军旅小说家的出线，此后他们和“前十七年”便已成名，在新时期仍然葆有创作活力的老一代军旅作家并肩作战，两代人共同建构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军旅文学的辉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山下的花环》所引发的轰动效应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都是空前的，期间创下的若干纪录至今无人企及，今后恐怕也难以逾越。其一，当时所有的省报同时连载；其二，随后的单行本发行量突破千万大关，其三，同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及豫剧、梆子、评剧等多个剧种；其四，在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典上，“花环”的造型彩车作为全国文艺界的代表，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其五，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以个人名义购买两千册《花环》赠送老山前线将士…一一九八四年秋，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创文学系，我和李存葆有幸成为同学并同居一室。第一学期末他就写出了第二个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并在翌年的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中再度夺魁。其时的李存葆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成为文学界最为瞩目的明星，以致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学业。每天各大报的采访，各刊物的索稿，各大学文学社团的讲课邀请，各电影厂家或剧团的改编洽谈…有如轮番轰炸、前赴后继，直弄到李存葆东躲西藏，把我和他的两位室友也干扰得不轻，为他推诿搪塞，不胜其烦……所谓文学的“黄金时代”，莫此为甚啊。如今忆来，真是恍若隔世。
从军艺文学系毕业以后的十年间，李存葆回到了济南军区当创作室主任，创作上也经历了两次“转型”。一是八九十年代之交，他与人合作了报告文学《大王魂》和《沂蒙九章》，并先后获得全国奖，实现了在不同文学体裁领域里的第一次成功跨越；二是九十年代中期，他又突然以散文形式频频亮相，再度引起文坛关注。一九九七年，李存葆奉命调京，回到母校，出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次年受少将军衔。从此，李存葆又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出现在中国文学界——将军散文家。
作为将军，李副院长主管科研和学报工作，这是他的主业，近几年军艺学报一年上一个台阶和他的直接领导是分不开的（个中情形，此处从略）。作为散文家，李存葆几乎没有双休日和节假日。从选材到搜索资料、阅读、分析、考证，构思，常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李存葆散文就像他的小说一样，总是选取庞大题材或焦点问题，而且一弄就必定是弄深弄透，然后才来动笔。一旦开笔写作，那就常常整日闭门不出，偶尔在路上劈面碰见，那也是蓬头垢面，行色匆匆（多半又是买方便面去了吧）。再等到哪一天，李存葆理发刮须，焕然一新出现的时候，那就必定是又一篇美文出炉了。就这样，到2002年，李存葆近三十万字的大文化散文集《大河遗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
“十年辛苦不寻常，一篇写罢头飞雪”。李存葆那一头让我们羡慕的乌黑的青丝是不是染的呀？我心存疑惑。但我确切知道的是他为此所付出的辛苦与心血。那几年，我的宿舍恰巧又和李存葆前后楼，窗口相对，近在咫尺。常常是夜半更深，我到阳台舒筋换气，准备就寝，就会蓦然看见存葆窗前一灯如豆，在沉沉的夜色中分外醒目，并偶或传出那熟悉的低沉咳嗽声，这时我的心中总是不由一震：存葆大兄尚且没睡，我辈岂能贪恋床榻？
就又踅回书房，奋笔再战。坦率地说，那几年我能在繁重的公务之余坚持每年十余万字评论的写作量，在一定程度上与李存葆窗前的灯光有关系。
这是我心底的一个小秘密，今天在此披露出来，一向李存葆表示感谢，二向李存葆表示敬意——从同学到同事，近二十年来，李存葆的灯光，让我切近地看到一个中国作家的执著与虔诚。尤其在商品社会的当下，它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的莲花，他始终不渝地给我以启迪和引领！
今天，李存葆大散文已然成为了文学界的一个话题，见仁见智，各自成理。但在我看来，李存葆的散文定位，应该有个大的坐标来作参照。纵向来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后半期，人们对散文的关注程度开始下降，能以散文形成话题的作家越来越少，而李存葆则以他的一系列少则万言，多则四万言的大文化散文，完成了这一时段重要散文作家形象的塑造。《我为捕蛇者说》《鲸殇》《大河遗梦》《祖槐》《沂蒙匪事》《飘逝的绝唱》《国虫》和《东方之神》等散文序列无疑是这一时段中国散文创作值得珍视的收获。横向比较而言，李存葆的散文以其黄钟大吕的声音宣告了自己的独立价值：它们既不是抵掌谈笑，娓娓道来的“性情派”，又有别于正襟危坐、相与论道的“学院派”。李存葆的散文多是登高望远、纵横古今的大制作，多写大主题，大题材、大感情。它们在形式上追求大气磅礴和文辞华丽，讲究对仗排比和音韵结构，读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让人在吟哦俯仰之间感受到一种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正大之美。如果打比方，我们可以说贾平凹的“性情派”散文是谈心，是聊天；余秋雨的“学院派”散文是温文尔雅的讲课；而李存葆的散文则是演讲，是朗诵。如果我们再把讨论范围缩小一些，仅以几位军旅作家中“半路杀出”的散文作者来与李存葆作一比较，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李存葆散文的“赋体散文”与莫言、朱苏进的“小说家散文”，与周涛、朱增泉的“诗人散文”的差异。设想把李存葆散文掩去姓名与以上诸君的作品叠在一起，我们只要读上那么两三行，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出：“这是李存葆。”
从《高山下的花环》到《大河遗梦》，李存葆作品的语言由口述笔录的朴素一变为骈散并用的精致，而其作品的格调由酣畅淋漓的痛快一变为高古幽深的含蓄。变化虽多，然而变中不变的却是作者那天下忧乐的情怀和欣然人世的气度：时代性在“花环”向“遗梦”的嬗变中得到了延续。
随着李存葆的年龄渐长，阅历渐深，他对文学性与政治性关系的把握更加成熟，对于作品的时代性和现实感更加执著。与李存葆的小说创作所不同的是，在李存葆的散文中，“政治爆破”转向了文化观照，对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紧密跟踪转向了对人类未来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作者或从鲸群自杀（《鲸殇》）开始，或从黄河断流着眼（《大河遗梦》），或从吟咏崔张之恋出发（《飘逝的绝唱》），或从解析“东方之神”的成因切入（《东方之神》），关注的是后工业社会中的环保问题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抓住的是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的异化的普遍焦虑，表达了一种大忧患和大思考，比“花环”中所传达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与眼界更加阔大，比“坟茔”中所表露的政治反思与社会批判更见深邃。
如果要对李存葆这些年来的写作状态进行一番总结和概括，我认为把他从小说到散文所走过的这段道路表述为“回归”二字最为恰当不过。
无论是李存葆散文字里行间回荡着的沉雄大气，还是那优美的段落中偶然飘散出的温柔多情，无论是一以贯之的李存葆式的刚强正直，还是作者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闲适超然，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李存葆回归自己的一种方式、一条途径。对于李存葆的这种回归，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加以理解：一是回归于农民之子，二是回归于传统文化，三是回归于自然万物。
从本质上讲，李存葆向农民之子的回归其实是一种对作品人民性的再度认同。正是李存葆散文中所蕴藏着的深刻的人民性使他的作品不仅具有了震动人心的广度，而且具有了震动人心的深度。李存葆回归于农民之子，从更深的层面上来考察则是回归于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的积淀与升华。近年来，李存葆埋首典籍、忘情词赋：醉心书画、笃好古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可谓废寝忘食、用心用力。功夫不负有心人，从李存葆散文的语言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作者那丰富的学养和深厚的内力，而这种对民族性的坚守和追求，又恰恰体现了一个中国作家在当下历史方位中的良知与清醒。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一言难尽，但在它的最核心处却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自然”。李存葆出生在孔孟之乡、齐鲁大地，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术，无不与他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自生自灭、瑰丽神奇的大自然中，有春天的微雨，有夏夜的虫声，有秋日的落叶，有冬月的霜雪。诸如对科学与艺术、对文明与人性的思考，也许在某个炊烟飘起的清晨，在某个落日晚霞的黄昏，便已经于李存葆幼小的心灵中悄然萌发了。正是这种对自然的亲和留给了李存葆一个返璞归真的情结；也正是这种对自然的亲和滋养了李存葆的大胸襟，大怀抱，使他的创作一直以来都保持了相当的高度。
去年，由于军队服役年限的关系，存葆卸去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的担子，真正获得了“无官一身轻”的潇洒与超脱。现在，他除了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出席京城的一些重要文学括动和随团到全国各地观访之外，别无挂碍，或沉湎于创作之中，或忘情于山水之间，自由自在，令人羡煞。偶通电话，便获知他又有新的文章杀青。聊起创作计划，存葆的回答是：再写两年散文，然后回到小说，好好写它一部长篇啊，长篇小说，多少作家的梦想，无数读者的期待——李存葆，你要写一部什么样的长篇呢？你将在什么时候让我们大家看到你的长篇呢？
李存葆窗前的灯光还将一如既往地明亮下去，这是一定的。但我想，就不必再像从前那样彻夜长明了罢？
存葆兄，珍重。
（原载《北京文学》2004年第八期）
3.忆白羽先生二三事
一次匆匆的相遇，可以勾连起心灵深处的向往；一枕如梦的音容，可以再现出风流竟逐的年代。苍苍云山，泱泱江水，缘起缘灭，聚散离合。白羽先生驾鹤西去，一些过去的片断却在我的思绪中氤氲起浮。
一九八四年深秋时节的一天，年近古稀的刘白羽先生应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主任徐怀中先生的邀请，来到军艺南阶梯教室，为首届文学系学员讲课。此前，我对白羽先生的印象主要来自他的作品。作为解放军行列里的一名新兵和军旅文学队伍中的一个后学，我内心里充满了对刘白羽先生的崇敬和景仰。此刻，只见白羽先生在徐怀中主任陪同下微笑着走上讲台。他身材高大魁伟，虽然脚穿圆口布鞋，看上去也足有一米八五。他鹤发童颜，面如朗月，慈眉善目中透出一种威严，大将风度里又显得十分儒雅。他的动作，语速略显迟缓，但高瞻远瞩甚至有些居高临下的思考和谈吐，分明又显示出一种扎实的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很高的美学眼光，以及一种“居高声自远”的恢宏大气。一边聆听着白羽先生的教诲，一边按撩不住激动的心情，不时跳出来提醒和感叹自己的幸运和幸福：你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以优异的成绩报答前辈作家的厚望和厚爱！是啊，听说军艺文学系就是经白羽先生决策拍板才开办起来的，我军第一家大型文学刊物《昆仑》也是经他提议创办的。几个月前，他又亲率军队作家代表团深入到南线采访、体验…今天回望历史，可以说，正是刘白羽、徐怀中诸公当年那些深谋远虑的战略举措，对培养一代代新军旅作家、对推动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的深入繁荣和持续发展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与白羽先生的再次相遇却是因为五六年前一次不经意的阅读。著名老作家徐光耀先生在长篇散文《昨夜西风凋碧树》中以亲历者的视角，冷静、客观且翔实地记述了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反右运动的一段经历，文中多有涉及白羽先生。应该说，这对双方而言都是一段痛苦的记忆。当时我一边阅读还一边暗自担心该文会引发白羽先生的激烈反应，没想到风平浪静，两个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我偶尔在河北《文论报》上看到白羽先生给徐光耀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信的基本内容就是赔礼道歉，我印象最深的是用了“谢罪”二字，这确实令我感佩不已。我看到了白羽先生高尚的人格、坦荡的胸襟和博大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