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天霖画作多大场面、大制作，但同时也不乏精致小品。读其构图工巧、浓淡相宜、禅意流布的唐诗宋词画意，不仅可以体味这位江南才子温婉纤细的另一面，更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读心得。俗语说：人过三十不学艺。那么，天霖兄为什么起步晚却得道快呢？朱子日：一为悟性，二为勤奋。舍此二者，叉岂有它哉？
是为序。
（原载《军艺学报》2007年第三期）
16.五十而知天命焉
——跋《朱向前文学理论评选》
我就要五十岁了。五十岁在人生长旅中无疑是一个重要驿站。驻足回望，自己这大半辈子中，用心最多、用情最专、用时最长的还是文学，而在文学中做得稍稍成功一点的又是理论批评。因此，我选了一本自己的文学理论批评来为前半生的文学追求画一个省略号。
不无宿命意味的巧合是，“四”这个年份的秋天，往往成为我文学道路上的突转之时——一九七四年秋，二十岁的我在《福建日报》发表了处女作（一首散文诗），并因此引起注意，频频被借调到军、师报道组、创作组工作，获得了比同时代士兵远为优越的学习条件；一九八四年秋，三十岁的我从原福州军区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投身于徐怀中先生门下，有点鲤鱼跃龙门的意思，并且渐次从文学创作转入理论批评，开始了我比较专心学习、研究并执教于文学的最好的十年时光；一九九四年秋，四十岁的我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从一个班、组长都未担任过的文职教员一夜之间变成了上校军官，但突如其来的变故并没有改变我对文学的执著，并且从此开始了尝试兼顾熊掌和鱼的艰苦努力，至今踉踉跄跄又走过了十年。个中滋味一言难尽。
我首先想说说，由于以上“发现”，使我对“四”有了一份敬畏或格外的注意，甚至影响到了本书的编辑。本书现编为四辑，第一辑“作家论”，第二辑“作品论”，第三辑“评论”，第四辑“理论”。显而易见，这个分法有一点问题。从理论上说，评论是一个大于作家论、作品论的概念，或者说，作家论、作品论是涵盖于评论之下的子概念，将它们并列明显有悖于逻辑。但从实际情况看，现编人“评论”辑中的文章，既非作家论又非作品论，但确确实实又是评论，思来想去，只好犯一回低级错误，将“评论”另立门户。而更重要的是，“四分”法又和我的命运之数有了一种沟连，如此契合，岂非天意？
有了以上暗示，接下去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本来要从十数年的近两百万字文章中作甄选，也是够犯难的。但一分四辑，框架即出：每辑十篇，共辑四十篇，四十余万字。如此一来，割爱是前提，同时也意味着遗“珠”之憾。比较突出的遗憾是，一旦考虑到整体分量和学术含量诸因素，报纸文章首先就被大量淘汰。而在整个八十年代后期，我的所谓“崛起”和“活跃”的主要平台恰恰就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艺报》等几家大报。现在收入的文章多为九十年代所写，除了《人民日报》两篇之外，那个时段的报纸文章一概阙如，诚为一憾。
其次有一点值得一说，也算是此书编辑中的又一个“发现”。多年以来，人们习惯称我为“军旅文学批评家”，其中包含了一个双重定位：一是批评者的身份—军旅的批评家，二是被批评者的范围——军旅的文学。
如此定位的正面是特色，反面是局限。因此，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特别是一九九三年《新军旅作家“三剑客”》发表以后，不少地方同仁建议我“转转向吧”，大多是好意，希望我能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批评前景。
我自己倒没有过分在意军旅或非军旅批评的得失利钝，所做研究和所写文章，基本上都是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这倒也符合我一贯的无远大目标，“从不知道下一个球在哪里，永远只注意踢好脚下这个球”的作文风格。然而，“球”踢多了，难免有时候就“越位”，踢到军旅以外去了。甚至踢来踢去，把军旅非军旅的界线也踢模糊了，竟至于不知自己身在军旅。
比如九十年代中期前后，我就一连五年应邀为《中国青年报》写文坛年终专稿，面对的就是整个当代文学，毫无军旅色彩可言。事实上，这种“球”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就踢了不少。实话说，在这次编辑过程中，我倒是注意了自己的“军旅批评家”身份，一直提醒自己不要漏掉或尽量多选军旅方面的重要文章。料想不到的是，四十篇篇目敲定以后，无意中一细分，竟发现军旅文学和非军旅文学的文章从篇数到字数都差不多是对半开。这个结果让人深思。
联系前一点考虑，我觉得似乎是这样，就批评阵地而言，八十年代我主要活跃在报纸，而九十年代则逐渐转向刊物，就批评范围而言，八十年代我专攻军旅，九十年代则兼及当代。前者是否说明批评深度在逐渐加强，后者是否说明学术视野在不断扩张，总体呈现一种良性发展的势头？
于此，我又想起一九九四年秋天，在我的任命宣布的当天，时任院长的傅庚辰先生找我谈话时我的两点表态：一是感到意外，但也因此更感谢组织的信任，二是感到遗憾，因为我自己的学术事业正处在爬坡期，虽然吃力，但在上升。而军人又必须以服从为天职，工作与学术，这是个两难。怎么办？我提一个要求，允许我半天坐班，半天在家搞研究……“可以”，老院长雍容大度地微笑着答复我，“但是你要兼顾好工作。”老院长的气量至今还让我感动，但当时却让我无话可说。
记得我践行和老院长的“约定”最多不过半个月，很快就被请示、报告、公文、电话彻底拽进了办公室和会议室，从此再也没有拔出来且越陷越深。可我慢慢地学会适应在办公室凌乱繁杂的环境中阅读、思考，并更加紧迫地利用每一个晚上和双休日在办公室写作。开初我并没有意识到日光灯会伤害眼睛，不出两年，我的眼睛便过早地出现了老花。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业余时间的写作热情，尽管此后我的工作和职务几经变动，但我一连六年保持了年均发表十二万字理论评论的写作量，以致有评论界同仁戏谑我为“劳动模范”。如此直到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凌晨两点，为赶《当代》一篇长稿连续熬夜，导致右耳突发性耳聋，医生严厉警告说，这是长期超负荷工作所造成，必须调整。从2000年始，我重新热爱上了乒乓球……
如今回头去看，我对后六年（1994，2000）的写作量，觉得差可自慰，它验证了一九九六年我坐办公室以后出第一本评论集《沉入生命》时在“跋”中写到的三点：“一，人还是要有点定力的；二，人还是要有点耐力的，三，人还是有点潜力的。”在成天会议、大量公务并兼及教学的前提下，仅靠节假日和熬夜能写出这么些文章，可以说是问心无愧。但是就质而言，就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了。因为，这是一种透支的写作，甚至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写作。事实上，为了自己潜定的年写作量，我不光紧赶慢赶地完成计划，而且还常常咬牙接下新的题目。如此一来，写得糙是难免的了，而且仅有的一点时间都花在“写”上面，有限的读也都是为写而读。渐渐地就有了一种被淘空的感觉，而不复《沉入生命跋》中描述过的“火花明灭，观点碰撞，有一种表达的强烈欲望与激情。”望着办公室书橱上摞得像小山坡一样的未曾拆封的赠阅刊物，眼前总是禁不住一阵阵掠过“滑坡”的意象，而多年以前曾有过的“批评从此休矣”的念头再次盘桓脑际，久久挥之不去。
顺着此念发问：朱向前的“文学理论批评选”会不会成为一个句号，并以此和文学理论批评挥手作别呢？
我不知道。
明年，2004年——我应该“知天命”的时候，在我的文学小径上，又会出现什么新的景观吗？
我静候着。
是为跋。
17.事非经过不知难
——跋《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
有意此书久矣，今得以成，感慨系之。
其一，《中国军旅文学50年（1949，1999）研究》于一九九九年五月获准立项，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申报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时院领导非常重视，还专门特批每周一为我（时任学院训练部副部长）的科研日，以保证研究时间和进度。我也准备以此为契机，将自己十几年来关于军旅文学的研究心得和理论成果作一次梳理与整合，并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殊不料，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我的工作岗位很快就变了，不仅“科研日”随之取消，而且几乎全部精力都立马陷入了文山会海和事务缠夹之中，这下子就打乱了整个计划，再加上其他原因，致使课题历时七年，结题延宕至今。
其二，如果算上准备时间，何止七年！记得早在一九九五年初，我应邀加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牵头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编委会，负责撰写军旅小说和诗歌部分。这就迫使我一下子突破了此前准备编写《中国军旅小说20年》的研究范围，不得不将视野扩展到整个当代军旅文学。这一下带来的问题颇多，资料不足即为一端。为此，我还以个人名义向军内外文学前辈和朋友广发信函求教求援，承蒙不弃，很快就收到了大家赐赠的重要著作和宝贵资料。正是在各位的支持和鼓舞下，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中国军旅小说：1949，1999》《中国军旅诗：1949—1994》两文。
为广泛征求意见，两文先后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一九九六年第四、五期）和《解放军文艺》（一九九六年第二期），随后即收入《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华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并成为我第一部专著《军旅文学史论》（东方出版社一九九八）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后，又应张炯先生之邀，在此基础上增写了军旅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等内容，扩展为《光荣与梦想：军旅文学》，收入《新中国文学50年》（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这就是《中国军旅文学50年》一书构想的起步阶段或成长过程，走到今日，十年有二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