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是我的邻居。这个小细节原本我是不打算透露的，但后来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讲。因为这个小细节说明了一个问题：至少，在空间概念上，我确实有着比其他人更为接近与了解王尧的优势。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面对同一座明朝万历年间的无梁殿。王尧在无梁殿北，我在无梁殿南。透过几棵很有点年头的香樟树，我还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王尧家客厅的灯火优势也就到此为止了，但还是不得不提。因为除此之外，我好像一下子找不到王尧给我这次对他说三道四机会的理由。首先，人家王尧是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虽然知识分子这四个字，在如今的文化语境里，意义多少有那么点暧昧与尴尬，但我觉得王亮倒是正宗。是完全可以拿掉引号的知识分子。即便我说不出沈谦先生那样精辟的话，王尧做学问既客观又精致，写文章既厚重又灵动，兼具学者的沉潜与文人的慧黯，但我知道，像王尧这样的知识分子，前提是个扎实的学问家。而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和很多有学问的人在一起，我会感到紧张。感到他们那些无处不在的学问像山一样压在那里，如影随形。
让我透不过气来，憋闷得很。不过话真的还要说回来，和王尧在一起的时候，我倒是从没有这种感受，我甚至还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老觉得王尧的学问是透气的。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那些黑压压的上下五千年文明，被王尧辟出一条缝，亮晃晃地透出光来但不管怎样，选择我这样一个没学问的人说三道四，不是我的错，而是王尧的错。不过讲句老实话，这样的机会倒是确实来之不易，所以也就要好好珍惜。所以我也就想了很多。想来想去，突然觉得这种说三道四其实好有一比《百喻经》里的那些个盲人，互不相让地诉说着他们触觉中的大象：一根绳子、一面鼓、一把芭蕉扇。而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把那些绳子、鼓以及芭蕉扇描绘得详尽而生动些。至于最终能不能组成一头大象，那可就不是我的责任了。当王尧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文革文学研究，也还没有和林建法、栾梅健两位先生共同组织起后来引起强烈反响的小说家讲坛时，他曾经送给我一本名叫《把吴钩看了》的散文集。这本小书，现在的王尧肯定已经不会太看重了。那里面有一些江南潮湿的文体，有一些作为一个学者大气雍容的情怀，还有这样一些文字：愈来愈多的男生烫了头发据他们说足球明星的头发都是卷曲的。我神经衰弱得不能看足球赛，便由学生的发型猜想马拉多纳的模样。我希望他们的作品发表，这样可以换点稿费。当然，我要提醒他们千千万万别将空酒瓶子扔到楼下去，那样会给我这个班主任惹麻烦的。若是懒得去废品收购站，我就在楼下叫一声：酒干倘卖无！请王尧原谅我，没经他许可，就擅自引用他早期的文字。因为我觉得这种细枝末节的性情文字是很重要的。从这里面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往往更直接、更原创，更接近于大象身上那些真实的绳子、鼓以及芭蕉扇，而不是后来附加上去的锦袍或者骑鞍。先来说第一个理由。
我一直认为，作为学者和批评家的王尧，骨子里其实是个充满温情而具幽默感的作家。至少，在王尧的灵魂里，其实有着极为敏感与温情的一面。在前面，我做了个伏笔。我说，虽然王尧是个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但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不会感到紧张。不会感到王亮所拥有的那些学问像山一样压迫着我。虽然时不时的，王尧免不了会流露些专业的话语，比如说，他会问我：最近新写的长篇在文体上有没有突破呀？他就是忍不住会说出文体、突破之类的词。但是没关系，这是职业习惯，你还是会感到王尧的学问是透气的。它确确实实的在那儿闪着亮光。其实答案也就在这里。我觉得，王尧那些结结实实的学问之所以会让人觉得透气，原因正在于，它们是附着在一个极为独特的灵魂之上的。它们有着广阔的背景。有着无底之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现在的杂志、报纸和书本，上面经常会有很多批评文字，它们给人提供这样那样的知识和学问，这样那样的概念和逻辑。但是，在这些文字里面，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少。让人从心里觉得感动的更少。其中的原因，我想，除了批评家太有学问，而像我这样的人太没有学问以外，或许还有着张炜所说的这个原因：批评家其实应该就是诗人和作家。真正的批评家是让人感动的，那是因为他们的诗心在感动你。批评家是对于诗意极为敏感的人，而绝不仅仅是一些闷在家里组织新词儿的人。
王尧肯定不是仅仅闷在家里的人。王尧很忙，除了在家里是个好丈夫、好父亲，还担负着各种各样重要的社会职务。我记得，有一次王尧太太非常诚恳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很佩服他，他的自我调整能力非常强。这话如果是从旁人嘴里说出，或许还不太难。因为可以从掩饰或者面具的角度进行理解。但是王太太这样说了，性质就很是4、同。说老实话，对于一个能够自如地转换社会角色〔在我们这个社会，其实真是极尽之难并且还能充分保持内力的人，其实我是打心底里景仰的。首先，这事要做起来，并且做得好，确实不容易。我一直持有这样一个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做到极致其实倒是容易的，做到极致其实并不难。一个闹哄哄的，把三纲五常、伦理道德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的行为艺术家，充其量也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老子全都不怕了，你能拿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怎么样。但我总觉得，不是不能这样做，而是这样做了，并不是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最佳方式。因为你其实是夸张与扭曲了这个世界。你是把这个世界人为地弄小了，而不是把它弄得宽阔与正常。这与提倡虚伪、提倡中庸是两码事。我只是说，有时候你还是不得不有一个底盘，不得不建立一个底盘。建立这个底盘的作用，并不是为你的中庸推波助澜，而是有助于我们建立起一种全面而立体的判断事物的标准好了，绕来绕去，现在我要说我真正想说的话：我觉得王尧就是个底盘很稳的人。这个人的内心有一种深藏不露的东西，有着强焊的内力。但这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正常的，正因为正常，反倒反过来有助于提升他的内力。这通常是一类能够让人建立信任度的人。
因为社会角色的多样，以及对于这种多样的准确把握；因为一个独特而宽广的灵魂，我相信王尧对于这个世界一定有着他特有的解释与看法一而这，则正是我们现在创作界与批评界所最为缺少的东西。要说外圆内方，王尧就是外圆内方。一个锐利的眼神，一个起手，就是小李飞刀，就是兵不血刃，就是致命一击。但是，还不仅仅如此，他同时还又是外方内圆，是个原则与边缘、理性与感性兼备的高手。诗心、人生阅历、道德感、对于世界的多层面洞悉，再加上艺术的经验，这才共同组成了一个丰富的、具有文本价值与现世意义的王尧。或许，也正因为此，才有可能在近年引起文坛冲击波的小说家讲坛第一讲，莫言老爷子的演讲中，出现的这样一个有趣的开头：能来环境如此优美、历史如此悠久的苏州大学演讲，我感到非常荣幸，但同时也感到这是一场冒险。因为作家大都是不善言谈的。我又是作家中最不会讲话的一个。当年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莫言，就是告诫自己不要说话或尽量地不说话，但结果还是要不断地说话。
这是我的矛盾。譬如来苏州大学玩耍是我愿意的，但来苏州大学讲话是我不愿意的。来苏州大学不讲话王尧先生就不会给我报销机票，因为，我既想来苏州，又不想自己买机票，所以就只好坐在这里讲话。这是一个无奈的、妥协的时代，任何人都要无奈地作出妥协。这是一个有趣的朴实的，因此也是让人充满信任感的开头。除了莫言一贯的胡说八道但又充满真知炽见的风格，还不由让人想到，这就是王尧他们共同建立起来的平台「一个充满了弹性的真实的平台。同时，这样的姿态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这个讲坛开设之初，王尧所提出的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我们常常由于莫名其妙的思想与心理作用，不敢或者不想做这样的表述。我以为这是最糟糕的失语以及我们所有的人只要你怀抱学术良知，就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学教科书充斥着千篇一律的、八股式的说教，人性的、审美的、生命的文学在教条主义的叙述和所谓的研究中被肢解和阉割。在堂堂的文学讲坛，缺席的是真正的文学。
正因为底盘是如此坚实稳固，几乎可以说是撼然不动，那么，即便上面山花烂漫、空谷幽兰即便上面妖孽横行，王尧都只会稳稳地说上一句：嗯，开着吧。没事。何谓外圆内方，王尧是也。有一句话，原来不想对王尧讲的，不过现在想想，说说也无妨。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说王尧：王尧聪明，王尧真聪明，王尧才叫聪明。听得多了，难免也要琢磨琢磨。我当然知道王尧聪明，而且这聪明好像还不全在智商上。举个例子，或者说是笑话。有些经济学家，包括得诺贝尔奖的，他们的经济决策常常错得一塌糊涂，经常会亏钱，卖房子最便宜时卖，买房子最贵时买。反而是他们的没学过经济学的太太作出正确的决策。后来，有了这样的经验，就会发觉，其实太太们有良心，或者她有时候看起来和你的精细计算不一样。但是她们有时候就是作出了正确的决策。我想了又想，得出的结论是：王尧的聪明，其实就在于他既是那个得诺贝尔奖的先生，同时又是那个有良心的太太。好了，前面我已经说过了，王尧是我的邻居。他住无梁殿北，我住无梁殿南，所以这篇文章原先我想叫它《无梁殿的幽灵》。谁知风声走漏，结果王尧不太同意。王尧说，幽灵让他想起马克思说的：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无梁殿徘徊。后来就改了。结果我成了瞎子，王尧则成了大象。其实我倒是真没想到共产主义幽灵这类的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觉得，在王尧的灵魂里，其实有着很多华丽丰富的东西。它们知道，白天的街市过于喧闹，人声嘈杂，太阳又白花花地直晃眼。所以它们一般只在晚上出来。有时候，我在无梁殿附近的树丛里看到一些星亮的萤火虫，就会想到王务灵魂里的那些东西。那就这样吧，向萤火虫致敬。向幽灵致敬。向王尧致敬。
2003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