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以后随了母亲离开上海，来到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后来每次重回上海，我多数就住在大姨妈家。我的头脑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形象，那就是大姨妈家门前的几级石阶。那是一座老式的公寓房子，很容易令人回忆起旧上海的那种。无论是出租车还是双层大巴，都能够直接停靠在它的门前。所以，我一下车，稍走几步，就进人了公寓的大院。而在大院与街市之间，有个高出地面的平台，奇怪的是，那走上平台的几级石阶总是如此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仿佛，我的每次上海之行都以触摸它作为真正的开始。我对它熟视无睹，既厌倦又确实存在无法摆脱的依赖。一切都具有某种程式。无论是作为最为熟悉或者最为陌生的过程，程式是一个人无法逃避的命运。终于，有一天，我自己解释了形象出现的原因，那高出地面的平台让我想起了岛屿。我总是乘了车，车子就停靠在公寓的对面，我站在斑马线上，等车流走过，就穿越马路，然后走上那些平没有办法，我发现自己对于某种故事的陈述，常常必须在某种时刻远离那故事的情节，情节在我的头脑里是枯燥无味的，即使有人告诉我，一个人死了，或是一个人爱上了人们中的另一个。其实情节往往无关紧要。我感兴趣的倒是其中的一些气息。比如说那个平台，现在我又清晰准确地看到了它。我已经说过，它让我想起了岛屿。自从我与母亲离开上海后，我就与这个城市失去了任何的关联。它不过只是我的出生地。出生地这个概念是单薄的，其实我将永远作为一个异乡人，走人这个城市，然后寻找某个栖息之地，再小心翼翼地步人这城市的边缘。好了，现在我将用一种直接却仍旧虚幻的语言，来陈述萦绕在我头脑里的这个形象：那平台，那由平台代表着的大姨妈家，成了城中之岛；而城市的本身，则演变为海。我的外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离开故乡，投奔了这个城市。
那次投奔不同于现在流行的移民，在于外公，投奔完全取决于他的喜恶，几乎类似于某种兴之所至。但投奔的结果却无可更改，家族的繁衍生息改变了地域，而外公则一辈子再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直到他死。我猜想，外公其实也并没有真正进人到这城市的核心中去，他一辈子只是一只候鸟。或者说，他永远只存在一种岛屿的性格，漂泊无定。我在突然想陈述外公的故事时，曾经询问过两个人。一个是母亲，另一个就是大姨妈，外公的长女。我希望她们能够给我提供某些情节，那些情节来源于她们的记忆，遥远而绵长，它们将符合我一贯的叙事风格，并且补充和丰满这故事的本身。但我终于发现这种希望很难实现。大姨妈坐在公寓的大沙发上，外公？她似乎对于我的提问大吃一惊，似乎我说的不是她亲生的父亲，而是整个世界的局外人。外公？她再次瞪大了眼睛，看着我，眼神迷惑不解，充满了疑虑。你要写外公？她再次提问。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忘记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只是她的回避避免受到伤害的途径与厌恶感真正吸引了我。我发现人们在对于往事的回忆之中，充满了某种不确定性。比如说，我向大姨妈提出要到以前的老房子，外公外婆曾经住过，后来大姨妈一家又住过很久的老房子去看看。大姨妈那时正在穿外套，我们准备出门去淮海路或是南京路。我提出去老房子的要求后，大姨妈又愣了一下，她想了想，犹豫不决的，说，有什么好看的，就是一座普通公房，有什么好看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我从包里拿出一支唇膏。你涂一点，我对大姨妈说，脸色会很好看的。大姨妈就对着镜子涂了起来。这微妙精细的生活情节显然让她一下子快活起来。她再没提老房子的事情，而在我的记忆里，那老房子却是那样的生动。四周是铜色的围杆，还有树，出奇的绿。那时马路上没有什么人，大家也没什么钱，生活像树一样的清洁。我与父母来到上海，总是远远地看见大表哥从围栏那儿走出来。大表哥很漂亮，长着一头卷发。记忆终于有些模糊了。哪些是真正发生过的，又有哪些仅仅是想像。在往事里，它们共同呈现斑斓的色彩，伴随着洇湿扩展的边缘，凸现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