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抢救是及时的，成功的。
上海来了医护人员，南昌来了医护人员，广州部队也派来了有经验的大夫。在前后二百多名脑膜炎患者中，死去的只有六人。
不幸中之万幸，还不仅于此。脑膜炎的流行，比中央随即下达的紧急通知，更有力地堵住了红卫兵到井冈山的串连洪流。
1967年1月以后，虽还有零零星星来的，但那不过是一场洪峰过后的几圈涟漪……
有关部门还有大量的善后工作……
清理账目。一直清理到1968年春天，才有了一个大概的眉目：不包括南昌至井冈山的沿线各接待站，仅井冈山，在这场红卫兵大串连里便耗资250万元人民币，共接待红卫兵一百余万人次。
清理物资。空投干粮时，曾留下十万斤压缩饼干作储备，现在部分霉了，没霉的则碎了，便以五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干部、群众，一个人花上一元来钱，便可以买上满满一旅行袋，拿回家熬糊糊喝，既当饱又富营养。红卫兵用过的衣物也作价卖给干部、群众，绒裤、绒衣五角一件，被单两元一条，棉絮烂成粉的只有扔掉，稍有点样子，便三床重弹成一床，卖一元一床……再加上红卫兵陆续从祖国各地寄回来的借款，全山共收回50万元人民币。
处理无名、或者有名尸体案件。
全山共发现五具红卫兵尸体。最晚发现的一具是1967年6月，在一座名叫金丝面的山上被一个摘粽叶的老俵发现的。尸体高度腐败，衣服及脸上、身上的肉基本烂掉。保持完整的只有发辫、皮带、鞋子、语录本。经法医解剖，死于饥饿。亏得当时全国各地寻找失踪的红卫兵的函件、函电没有不发到井冈山的，有关人员在一摞摞砖头厚的来文、来电中，终于翻到一张，上面列举的失踪者部分特征与死者相符：身高一米五二，鞋掌上钉有两块皮，裤衩系白底紫色碎花（死者身上尚保留了一个裤衩缝没有烂去）。经死者家属来井冈山认定，死者系河南省兰考县一个中学的女红卫兵，1966年时十八岁。
我们曾想知道死者的名字。遗憾的是，至今仍在井冈山工作的有关人员都不记得了，而且和另外的三具尸体一样，在今天的井冈山市公安局里没有留下任何可供查证的材料。留下材料的只有最早发现的那具尸体。
打开纸色已经变得昏黄的案卷，我们从中复印了两份材料——报告公安局：我于元月二十日吃过早饭，前往大井参观。参观大井和双马石哨口之后，我和湖市大学土木系工建专业李弥白同学，从双马石哨口出发，经过五个山头，到达了一个有三角架的山峰，在此休息一会。此时，天已渐渐黑了，我们往下走了一段路程，就在一条小溪里露宿，我俩在此烧了一堆火，坐到天明。第二天天亮就开始出发，沿小溪而下返茨坪，在下离我们烧火处发现一具尸体（作者注：原句如此）。
我们在尸体处观察了一会儿，因尸体死了好久，有臭味，所以我们就走。死者可能是长征队员，被阶级敌人暗害。我们怀着害怕的心理，火速下山。从早晨7：00发现尸体到下午2：00回到茨坪，吃罢午饭后，于3：00报告给公安局。
由于返家心切，怀着害怕心理，况且山区路线复杂，故路线不清楚，以至找了两天。情况大致如此。
望公安局根据情况加以处理。报告人焦作矿业学院——傅秀德
1967年元月22日
最高指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
法医鉴定书（67）吉公技法字第004号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一、绪言
一月二十二日，井冈山公安局电话报称：我山发现一具无名尸体在深山中，是外地来山串连的红卫兵，其死因不明，要求法医检查。当日，专处法医从遂川赶赴井冈山，次日，会同公安局干部及驻山串连的红卫兵等二十余人，前往实地进行了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
尸体位于井冈山大井四方斜的高山密林无路可行之深山中：四周无任何挣扎和搏斗痕迹，距尸体不远的小山坡上，有死者衣服一件，解放鞋一只，衣服口袋内有学生证、串连证及草根、小竹笋等物。据上述证件表明，死者名叫谢新国，男，系上海市革命二中（原金陵中学）的学生。
二、检验
1.外表检查。尸体仰卧在深山沟里，两手展开呈半握状。左脚穿着解放鞋一只，弯曲在右脚小腿下，右脚直。赤脚。黑发，发长七厘米。衣着从外到内是：上穿蓝工人服一件，红、蓝色毛线衣一件，红绒衣一件，米色毛线背心一件，白棉毛衫一件，米色衬衣一件，白色汗衫一件；在米色衬衣左胸小口袋上，用蓝线在中央横缝一道线，口袋内用一条小花手帕包有人民币十元，全国粮票三十斤。下穿咖啡色旧长裤一条（右口袋内有小花手帕一条，弹弓一只，吃过的高粱秆残渣三节，左口袋内有咖啡色尼龙袜一双），麻色长裤一条，米色毛线长裤一条，咖啡色棉毛长裤一条，蓝短裤一条。尸斑位于背臂部，呈黑绿色。尸僵消失。胸部对称，腹部凹陷，尸绿明显呈块。外表生前表皮擦伤有：额部一处，13×4厘米；左面三处，5×3、3×3和4×2厘米；右面一处，4×1.5厘米；下颌骨左侧一处，1.5×1厘米；两手背及十指背的突起处，均擦伤；右小腿及右脚背有五处，大的14×4厘米，小的1×1厘米。
所有的生前表皮擦伤表现：方向一致，大小不等，形状不规则，色泽暗红色。额、手的擦伤，重叠多次，其他部位无任何损伤。
2.解剖检查。从甲状软骨，经过胸腹部，绕过脐左侧，直至耻骨联合上止。打开胸腹腔，脏器位置正常，无异常现象；胃、肠完全是空的，无任何食物残渣。
三、分析意见
1.尸体上所有的生前表皮擦伤，均不是致命伤。若他人所致，决不可能把所有的表皮擦伤造成方向一致，位于人体前。为此，死者所有的表皮擦伤，是在饥饿时全身无力、跌跤所造成的。
2.死者所穿的衣服口袋里，装有草根、小竹笋等野生植物，三节高粱秆是吃过后剩下的残渣，胃、肠完全是空的，没有一点食物残渣，据此，可以说明，死者生前是受过饥饿的。
3.死者死在一个大小密林无路可行之山坑中，四周数十华里无人居住；加上当时气候寒冷，又未穿棉衣，更没有取暖之工具。死前是受过寒冻的。
根据上述事实，死者谢新国是因参观井冈山主峰迷路无食吃而饿死。受冻、表皮擦伤能加速死亡。
法医：周荣宗
今天，透过法医鉴定书里这些极准确、极简洁而又极冷静的文字，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个身上带着语录本的红卫兵、一个口袋里仍有弹弓、童心未泯的少年，是怎样地在密林荆丛里跌扑，在山峰与谷地间爬行……
我们仿佛听到了他扯痛每一根饥肠的呻吟，仿佛能看到他那双因为渴望生而圆睁得有如两颗黑色玻璃珠子的眼睛……
谢新国不是一个糊涂的少年，他随身带的语录本上有一条条精心划的红杠杠，他贴身衬衣上有用蓝线缝好的放有钱与全国粮票的小口袋；他又是糊涂的，他不知道沿着小溪的下行方向能走到平地，李弥白、傅秀德正是沿着那条小溪回到茨坪的。
他独自一人度过了多少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他在咽下草根、小竹笋、高粱秆时，心头该是怎样的滋味？
他可想过黄浦江边辉煌的灯光？
他可眷恋红楼碧树、书声琅琅的校园？
他可怀念那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的歌儿长大的童年？
不知道了，不知道。
人们只知道，一个比露珠还要年轻的生命，是仰望着苍天而死去的……
当年处理善后工作的有关同志，都以肯定的口吻告诉我们：在野外发现的其他四具红卫兵尸体，死因大抵同于谢新国的情况，即因寻访井冈山主峰的红军游击洞或其他旧址，迷路后“无食吃而饿死”，“受冻、表皮擦伤”则加速了死亡。
十五
如果说，1967年下半年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揪“五。一六分子”，使“红卫兵”一词变得惨淡的话；那么，1968年春季开始，全国各地大规模进行的“三查”运动，即清理阶级队伍，继而工宣队进校，“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则使“红卫兵”一词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剔除出中国的政治生活。
退潮和涨潮几乎同样快。
毕竟是打牌。没有谁真的准备用人道主义的意识来观照中国人过的日子。相反，让你暂时摆脱些什么，是为了让你更长久更沉重地负荷些什么。一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垮了，一个由军人与政客们结成的“神圣同盟”崛起在紫禁城，红卫兵的厄运便注定了——阴沟盖上的几个烟头。
人行道上一堆嚼尽了汁液的甘蔗屑。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摘桃子与分桃子的会议。各路新贵纷纷受封，八方好汉弹冠相庆。此日此时，几千万红卫兵早已被驱赶去了祖国的穷乡僻壤，少数的被投进了监狱……
开始流行一句话：“历史的误会。”
无论是老“狗崽子”与新“狗崽子”，还是红卫兵内部总是存在的“唯我独革”的两派，突然发现彼此又呆在一起，虽然失去了一样的课桌，一样的课本，但眼前却一样的远离故乡亲人，一样在风吹雨打、飞沙走石里劳作，一样地对昔日悲哀，对明天秘不可测。有时在风雪弥漫的小镇，或是在蓬草枯瑟的山路上碰到，看到彼此都是同样描楼的衣着，同样疲惫的神色，这时再想起不久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双方便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讽、自贱，在嘴角挂上几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
你当过看客，我也当过看客。
你曾是角色，我也曾是角色。
你可悲，我也可悲。
你可笑，我也可笑。
有了脓渍之后新生的肉芽，有了痛定思痛的灵魂的大不安……
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初中的不能念到高中，高中的不能升上大学。因此，才有了一九七七年胡子拉碴、拖儿带女。空前绝后的一届大学生，才有了今天如走山阴道似的目不暇接的电大、业大、职大、函大、刊大……
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专业是数学力学的大学毕业生，因为人长得武高武大、被分去火葬场抬死人；学高能物理的高才生，因为是女的，蒙受了“照顾”，被“照顾”到商店里卖酱油……
被剥夺了精神生活的自由。不能有歌声，不能有书声，不能用文字和色彩去表达另一种声音。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当一批又一批的文化、科学思潮，以强大的力量向全世界伸展时，中国的沉寂与桂桔，决不会亚于中世纪的黑暗！
甚至被剥夺了爱情的自由。多少青年迫于出路不得不将贞操抵给了魔鬼，多少青年为了生计不得不做起同床异梦的夫妻，多少青年陷于空虚，一边愚昧地去抓别人的“奸”，一边又粗鲁地放纵自己动物性的本能……无疑，这是一条极重要的原因，自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凑在一起，才有了今天如此众多的“陈士美”、“第三者”，才有了80年代高得叫道学先生们坐卧不安的离婚率。
一旦生命的根系插进了广袤、苦涩的土地，对自我的忏悔就必然延伸到对社会的反思。
一个老红卫兵，曾被江青一伙投入黑暗的牢房，出狱后他又到祖国北部边陲过了九年艰苦的军营生活。他作了这样的思考——“……用八个字概括自己：虔诚，盲从，好比TNT炸药；幼稚加狂热，好比超级雷管。一经煽风点火，就炸啦！红卫兵明明被人愚弄利用，却自信是绝对正确，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我们起初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最后变成了残酷斗争的牺牲品……”
卜大华，清华大学附中首批红卫兵之一。仅隔四月，因“炮打中央文革”被投入囚笼。1968年7月，被下放到陕北插队。他作了这样的思考——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
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莱，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这里，我发现一种与城里人的狂热膜拜相对照的普遍心理：农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缄默。这不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重负吗！迷乱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呀……
李冬民，曾任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主任。1969年职务被抹去后，在一个工厂当工人。他作了这样的思考——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们中国？如果认为只是某个人心血来潮，或只是少数人的一时之过，那未免太简单。我回头看，在那场大动乱中暴露出来的东西：专制主义、蒙昧主义、个人迷信、宗法思想、山头主义、等级观念。
蹂躏人权，不讲人道等等，都是封建主义的传统！而这一切是在建立年轻的共和国之前，就根深蒂固地存在几千年了！建国后，我们对封建主义思想来不及进行大扫除，这大扫除，本来要靠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实现。但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在我们这个大国里出现许多的社会矛盾，难以及时发现、调节和消化。而未得到彻底改造的自然经济为封建主义提供了复活、膨胀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