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没想到福根竟开来了一辆深蓝色的日本“巡洋舰”，那辆车七转八拐，开进胡同来的时候引出不少街坊，特别是人们看到助手席上坐着一位抱摄像机穿红坎肩的小伙，都以为电视台来采访画家舜铨，围着车叽叽喳喳地看热闹。
我对福根说怎么弄出这么个人物来，福根说是雇来的，今日一整天他是为我们服务，让他照什么他就得照什么。我再看那红坎肩，虽然抱着机子也是一脸恭敬，不像那些嘴里嚼着口香糖，说三句话就瞪眼，牛皮轰轰的摄影师。于是知道花钱雇的与自己找上门的竟有如此大的差别。福根说，我看表兄对祖坟的事甚为上心，为满足他的想念，才特地找来搞摄像的，将祖坟情况录下来放给表哥看，让他如身临其境一般。南方人的精细与周到令人佩服，我深感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丽英要照顾舜铨，青青要上学，舅爷们对坟的事没兴趣，也各自去上班。能去黄花山的只有我与李福根。我名是去祭扫祖坟，实则是为来日舜铨的骨灰安葬打前站；福根名去拜谒姑祖母，实则干什么我说不清楚。花这么大代价去寻觅一个扑朔迷离的姑祖母，这事总让人觉着蹊跷，觉着不可思议。
车出北京，穿通县，过三河，向东疾驰。京郊富裕起来的农民早早奔了小康之路，红瓦白墙的小楼鳞次栉比，柏油路一马平川的宽直，与数十年前我乘胶轮大马车晃晃悠悠，行于坑坑洼洼的黄土路上简直是两重天地，越行，我对此行的结局越不抱乐观态度，心里便躁躁的，不想说话，福根的兴致却很高。一边开车一边跟红坎肩用家乡话说笑，那些话十分难懂，听之如外语一般，我想，祖父若因了这样的语言而将姨祖母接进家门，其对语言的欣赏水平未免太糟糕了，太不值得。看福根与红坎肩的亲热与熟稔，我开始想，这个人究竟是不是雇来的。
中午时候来到黄花山，那山果然雄伟，奔涌自北而来，临了在淋河平原上掀起一个高浪又戛然而止，抛洒出一抹缓坡，渐渐向南泻去，让人一看便心旷神怡，意兴大发。我跟红坎肩换了位置，坐在前面目不转睛地盯着山麓，寻找舜铨所说的刻着蟠龙帽的石碑和墓圈。汽车沿着山脚土路缓缓前行，见前面有一片红墙黄瓦建筑，下车打问，说是清东陵，福根就要把车朝东陵开，说也说不定祖坟就在那儿。我说别去了，依我们家的级别连风水墙都近不了，还是折回去再找吧。又掉头朝回开，三个人的眼睛都朝坡上看，唯恐落下一处所在。红坎肩说，那碑说不定“文革”时已被推倒砸碎，所以不能只想着竖立的碑，也得顾及到地上的石头。于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车开得更慢。两趟下来，仍无所见，我已失去信心，坐在路边焦躁地往肚里灌矿泉水。红坎肩对车上那盘《永别光辉岁月》十分喜爱，一遍遍地反复播放，“麻木对苍生只懂不说话，难道赤子之心灵要被人作弄……”半通不通的歌词，如吼如哭的沙哑摇滚，让人心烦。我几次压制了去关掉机子的冲动，尽量离那车远些，尽量不去看那闭眼摇晃的红坎肩，尽量不听那振聋发聩的噪音。
猛然，福根抓住我的胳膊，激动地对我说你看，看山顶上那只石头鹰！在福根的指点下我认准了那只鹰，认准了鹰嘴的方向，顺着方向下延，见到了近在五十米处的桥，不是舜铨所指的石桥，已变成水泥栏杆可并行卡车的公路桥。桥上卡车，拖拉机轰鸣不绝，驴车马车穿梭不息，桥下河水混浊凝滞，秽不可闻，桥头商贩凑集，市井热闹，哪里有什么凄迷旷野，无言老树。将鹰嘴与桥连成一条直线，寻到它的中点时，我不禁目瞪口呆了，在本该是祖坟的位置，巍然屹立着一座水泥厂！
没有带蟠龙的石碑，也不见石砌的墓圈，唯有喷灰扬尘的烟筒和上上下下繁忙的搅拌声，我分明觉得那不是搅拌石头，是在粉碎祖先的骨殖。几代祖先，灵无迹，物无痕，魂化逝，魄消亡，这就是祖坟！这就是我父母亲的长眠安息之地！福根将已不会思维的我塞进汽车，直奔水泥厂而去。
这是个私人企业，传达室的老头不敢阻拦锃光瓦亮的“巡洋舰”，车便照直开进厂区，嘎地一声停在厂长办公室门前，红坎肩扛着机子刚一露头，一个男人立即从屋里奔出来，老远就伸手准备握。有人拉开车门，我木然地被请进办公室，坐在铺着线毯的人造革沙发上。那个自称厂长的人被红坎肩的机子唬住了，不知这一行男女所为何来，急着喊着让沏茶。一个抹口红，描眉毛的怯妞先端来一大盘炒葵花子，然后才送来茶。福根喝着茶，半天不说话，厂长站在一边，越站越发虚。半天，福根才慢慢地说，我们是来跟厂长谈件要紧的事情，厂长说尽管谈，尽管谈，不必客气。说着把散着香水气味的名片给每人发放一张。福根将自己的名片递过去，厂长接过来一看，大惊失色，说原来是成志集团的李总裁到了，失敬失敬！你们的广告我是天天在电视里看的。我这才想起，李福根还有李成志这样一个名字，这许多日竟忽略了成志集团与李成志的关系，那在黄金时间频频播出的广告，已在全国家喻户晓，让人看得厌了。福根见我看他，歉意地一笑，说表姐喝茶歇着，让我跟他们慢慢说，转身对恭立在一边的厂长说，这次来黄花山纯属私事，是来祭奠祖坟的。厂长说不知贵祖葬在何处，福根用脚点着地面说：就在这儿！厂长说总裁真会开玩笑，这屋里怎会有您家祖坟，会不会是记错了啊。福根说别的可以记错，祖坟岂有记错的道理，今天来便是跟厂长要祖先骨殖来了。
厂长搔着脑袋愣了半天，说，我年轻，过去的事多不知道，这个厂是我父亲建的，我把他找来您跟他说……
厂长一溜烟跑出去找他爸爸，院里站了不少观众，有说海外华人来认祖归宗，有说厂子破坏了文物古迹，上边下来兴师问罪，也有说成志集团来合资办厂……
来了一个挺精神的老头，是原厂长谢汝成。谢老汉一进门便坦率地承认，原先这里是有几座大坟。又说这一带坟很多，早时候，黄花山连同瑞昌山，鹰飞倒仰山南北一百二十五公里，东西二十公里为皇家陵区，光带琉璃瓦的坟就有二百多座，周围所葬就更不计其数，不知李总裁找的是哪座坟。福根说就找建在你们厂里的坟，又改口说，你们厂建在它上面的坟。谢老汉说这些坟是不上文物统计的坟，怕无据可查了。康熙二年在东陵风水墙外建红桩火道，立红桩九百六十根，火道外二十丈另立九百六十根白桩，使百姓易于观视，不得越人。乾隆年间桩外十里又立新桩，上书“后龙风水重地，凡木桩以内，军民人等不准越入，如敢故违，严拿以治重罪”。这样一来，陵区越发大得没边了。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只对东陵风水墙内有建筑的陵墓加以保护管理，至于黄花山附近的坟陵，虽处于界桩之内，但荆棘丛生，残破无主，从未见人吊唁过，其实就是墙内那些王爷陵，公主陵，忠臣墓等也没见有后人来探视过。圈内按文物加以保护，圈外按无主墓加以处理，土地是国家的，个人即使掏了钱也只有使用权，没有占有权。建厂之初，厂区内共拆坟七座，哪位是祖上至今也说不准了，建厂时登了“迁坟启事”的，让坟主在一月内迁移，逾期不迁，作无主坟墓处理，就地深埋。李总裁当时恐怕没有留心，才有今日之憾。福根看了看我，我低下头去。福根问老汉记不记得有碑上带着蟠龙的大坟，谢老汉说七座大坟都有大碑，碑上都刻有蟠龙，“文革”时皆被砸碎，后来齐整些的被老百姓拉回去砌了猪圈垫了墙基，完整的一块也没有了。福根说七座坟都无主来认么，谢老汉说都无人认领。福根说那些骨殖深埋何处，老汉指指烟筒，又指指厂房，又指指院墙，从那根迟迟疑疑，无准定向的手指，我推断出：父母及祖先的遗骨是被扬了……
心已变得极沉重，不是为故去的先人，是为活着的兄长。
大约我的脸色难看，谢老汉和他的儿子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是晕车。找不到祖坟，这种事作为集团总裁的福根也没遇到过，他问那父子俩怎么办，父亲说没法子，儿子说没办法，又说甭说骨头找不回，连山上的石头也找不回了，近五分之一的石头已变作水泥，卖往全国各地……我想起了沿途所见的那些新盖的小楼……
福根问能不能在山上再立块碑，谢老汉说立碑除非在山巅，半坡的石头保不齐什么时候又会被挖，但将碑立在山顶又不合章法，老理儿说祖茔葬平地要选高处，葬山地要选低处，山地之气脉在山脚，否则生气就会脱散，于子孙不利，明显地，谢老汉说这番话是不愿得罪李总裁，并非真心要立什么碑。我说走吧，厂长就让描眉女子像搀扶老奶奶一样把我搀出门去。福根发动汽车，掂机子的小伙早已钻进车中，他的摄像机自始至终也没打开过。我说要顺着坡一个人走走，福根说成，就开着车在下边的路上远远地跟着。
曾经来过的山坡，曾经隐蕴过祖先气息的土地，此刻变得如此陌生，如此严厉。大块的堆满山坡的乱石，是炸山的遗迹，丑陋干枯的树根，是砍伐后的纪念。头顶变斜的秋阳，脚下趟起的浮尘，烧水泥的浓烟带着令人窒息的噎呛，夹裹着细沙铺天盖地，将山川笼罩。这便是舜铨思念的灵秀之所，是他梦中的归处，然而这荒山秃岭，崎岖山路，就是梦魂也会不堪其跋涉之艰难，不堪无休无歇的困扰啊。
山的转角处有一座坟，坟的基底砌着青石，坟前有石碑，纵然残旧也还直立。福根开着车已先到了，远远望去他正低头在坟前默哀，红坎肩举着机子前前后后地拍摄。我赶忙走过去，细读碑上的文字，保圣夫人瓜尔嘉氏之墓。碑后有小字：
兹尔瓜尔嘉氏，夙著贤声，久事宫掖属。朕冲幼保抱需人，维我圣祖母简之，傅姆之中，知尔谨厚，俾视朕躬。尔奉命恰勤，夙著罔懈，凡善调护，审卫养、时衣服、节饮食、候寝兴、防疾苦，于礼皆尔职也……
康熙四十年四月二十八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