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用黑着脸远远地跟在后面’他的心里堵得慌，他觉得眼前的人都不是东西，都有些假模假式，当然也包括那个还算尽责的翻译和他自己。他开始盘算着回去以后如何处置日本人捐赠的有限9元和轮椅上坐着的张高氐……
尾巴下印着红凤凰的中国飞机载着张高氐升上了天空。修子拉着小雨来到了送行的平台，修子向着飞机使劲儿挥舞手臂，高声呼喊“撒约哪拉”，好—老太太真能听见似的。
天空碧蓝碧蓝的，没有一丝云彩，飞机昂着头消失在小雨的视野中，在请朗的蓝天下，小雨想，下周的今天，红尾巴的飞机上，乘坐的将是自己。
十四
风
起风了。
激飏狂飙的风裹着降隆雷声自日本海而起，斜掠过日本全境，以不可抵挡之势直扑太平洋而去。这是每年要扫荡日本的季风，随风而来的是滂沱大雨和那只有岛国才有的地崩山摧的炸雷。
窗外，天空阴暗，狂风如吼，大树摇曳，骤雨击窗；窗内，书案前我在电脑屏幕上敲出“风”这个题目，题目的下面许久是一片空白。
我不知自己能否将这股飘忽不定的风抓住，也不知能否将这个远年的故事讲得清楚，用逻辑来推断，它并不丝丝入扣，内中满是不可理喻的矛盾和超乎人之常情的东西，因为其中有不少关键环节被风带走了，带往未来，成为永不可知。
说的是鬼子和汉奸的事情。鬼子是真正的鬼子一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六支队少佐西垣秀次；汉奸也是真正的汉奸一华北临州保安队队长史国章。
保安队是日伪时期地方汉奸民团组织，能为队长者当属亲曰之中坚，我们在《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等反映华北地区抗战的影片中见识过不少这类角色。汉奸的装扮也是千篇一律，纺绸浅色裤褂，黑礼服呢尖口布鞋，腰扎板带，头顶礼帽；帽子摘下，是个猫儿添过似的大分头。手中上下飞舞的盒子枪，该是人物的点睛之处，特别是用枪杆将帽檐朝上一顶的动作，竟成为以后中国银幕上、舞台上此类人物的表演程式，非此而不是保安队也。
汉奸史国章本人虽没有照片留下，却有着详尽的相貌描述：国字脸，浓眉大眼，不苟言笑，朴实无华，衣着干净朴素，裤子上还挂着补丁。据描述者说，那补丁缝得精密平整，针脚匀称，和史国章鞋里的鞋垫一样，均出自赵庄老多儿之手。老多儿者，百里佳人也。老多儿既非地主之姨太太，亦非阔家之大小姐，却是地地道道贫下中农的女儿。父亲赵老贵，一辈子窝囊，养下六个女儿，没有一个儿子。老多儿行六，名为“多”是养够了的多余，北方人以老谓小，河北人言语“儿”音颇重，小多就被喊成了老多儿，平添了乡土味颇浓的亲昵与可爱。
我是在五月，小麦即将开镰的时候由东京来到临州的。受人之托，打听史国章。
下了火车便住进车站的旅社，我的中国身份证给了我极大的方便。
我顶着烈曰走在临州的街上，柏油路是新修的，有狗在路上悠荡荡、荡悠悠地散步，见车来了也不躲。树阴下有卖冷饮的摊子和打台球的桌子，几个光着脊梁的闲人在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球，这项很高雅的绅士活动一旦搬上大街，不知怎的，给人一种似跑了汽儿的香模的感觉。
这是过去老城的街道，新建的临州城已在北面拔地而起，那里有高楼大麗，有宾馆，有公园，还有门面威严的政府办公机构和一片漂亮的高科技开发区。但这里是老街，今日的老街已与五十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房屋贴着白瓷砖，安着防盗铁闸门，成为商业的门面房。
街的尽头有座青砖高墙的院落，厚实的墙磨砖对缝，多少春秋仍然屹立不衰，然而那晦暗残旧的木门和那为车辆进出方便被锯断的门槛，却显出风雨沧桑的破败。我从挎包里摸出笔记本，那上面有西垣秀次画的当铺地点及门面印象图，当他把这张图和一双银筷子交给我的时候，那份郑重，那份诚单，那份信赖，让我没有推托的余地。他是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汉学专家，为中日文化友好交流做出了不少贡献，在中日学术界知名度颇高。鉴于他的学识和经历，研究所专门聘他从事二战期间日军侵华华北陆军作战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我也是该所外国人研究员，名为研究日本战后法律经济，实则却将大部分精力悄悄用于研究侵华日寇华北方面军一九四三年的“治安肃正”作战上。这一给河北人民带来严酷残害的“五一”大扫荡，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大约杀害了冀中地区军民两万佘人。这个明显缩小了的数字是我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材料中叠加计算出来的。在计算这些数字时，我内心充盈着刻骨的仇恨和尖厉的复仇之心，在“两万”名受难者中有我的叔父，他是八路军涉县根据地的一名干部，在大扫荡中被日本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据涉县老百姓说，我的叔父死得十分惨烈，他被捆绑在城隍庙前的旗杆上，日本人将他身上的肉一片片剐下，先是四肢，然后是胸腹……原本说是要活埋，临刑时鬼子队长听说中国有种刑罚叫做“凌迟”，便决定拿权父来做试验，看看凌迟与活埋效果的差异在哪里。叔父激奋的叫骂与惨痛的呼号持续了很久，天亮时才绝了声响。有人看见城隍庙的旗杆下除了一摊鲜血和碎肉，再无其他。日本人撤退以后，共产党找过叔父的尸骨，未见。一个人的尸体，一夜工夫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在战争情况下极其自然，反过头来在和平环境下再看此事，便成为不可思议、不可理喻。我那位美丽的婶母自二十岁便开始等待，一直等到去年去世。大家说叔父已经为国牺牲，不会再回来了。她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她的观念和政府方面的看法如出一辙。她说，死不见尸，不能为死。“文革”以后，政府对叔父生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恢复叔父以“单命烈士”的名分，但婶母却一直拒绝接受政府给予的抚恤金和烈属称号，宁愿贫困地与我们住在一起，相信着叔父有朝一日的归来。她的等待与政府的等待性质截然不同，一是痴情，一是疑虑，这就决定了我在日本艰苦卓绝的三年搜索。据当年八路军方面的当事者说，叔父是负责特工情报工作的，工作非常出色。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深夜，涉县巧军和大部分群众得到日寇扫荡情报后撤离的。叔父的被捕是在涉县西北十五里的刘各庄而不是涉县八路军根据地。至于身为八路干部的叔父在撤离之际离开群体为什么要去刘各庄，没人能讲得清楚，这也是多年症结的所在。有人说叔父是企图与西北三十里外奶奶顶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但当事人回忆并没有賦予他此项任务，何况奶奶顶的游击队早进了太行山，他没有必要再去那个地方。
当事人提供的情况是正确的，这一点我在日本官方资料《平北治安战》中，在日军有关华北编制序列方面的史料和作战行动线索中已经得到充分证实。日方的战事记录如下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日本以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六十九，四个师团和第三、四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构成了以河间为中心的直径约四十公里的包围圈。二十四日晨，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投降。五月五曰，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庞炳勋投降。当日，日军转移兵力，对以涉县为中心的八路军根据地实施包围。六日，第三十六师团从猫城、襄垣、辽县附近，独立混成团从武安东北地区，从林县北部之任村，从临州，分路向涉县合击。但由于八路军善于避开正面交战而彻底实行分散游击战术，至十三日，各路合击兵团会合，未获战果，只获取了八路军少量遗弃物资。”我特别注意了“少量遗弃物资”几个字，内中并没有“八路千部”这样的信息，也就是说叔父的被捕的确不在涉县巧军指挥部，他是在安全撤离了涉县又返回头落入故人之手的。其时，涉县周围及刘各庄已被日本人所占，叔父为什么还要深入敌人腹地，自投罗网，这点是谁也说不明白的。在参与一九四三年华北大扫荡的日军老兵中或许还有健在者，对涉县的情景或许有人能提供一二情况，由此我对老兵们的部队番号格外的注意，对华北作战的序列的熟悉甚至比日本兵还更加深入。
十五
我与西垣秀次常在研究所的楼道里相遇。
从他那挺直的腰身，标准的步伐，我很快判断出了他的出身，在一次全所的忘年会上，确定了我的判断。那个老鬼子在喝了酒之后竟龇牙咧嘴地唱了一首河北民歌《正月里来是新年》。其河北腔发音吐字之地道连我这个中国人也忘尘莫及。
尽管在场的听众没人能弄懂词中的含义，鼓掌也是热烈的，他们是冲着那陌生的旋律，冲着那抑扬顿挫的节拍鼓掌的，内中也含着日本人能将中国歌曲唱到如此程度的自豪和对演唱者的礼貌。由衷鼓掌的只有我一个，我终于又找到了一个侵略华北的日本鬼子。
我像一只非洲猎豹，怀着一种获取猎物的心理迂回地接近着他。故意制造出一次又一次的“不期而遇故意拿出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去请教。直觉告诉我，他参加过一九四三年的华北大扫荡，否则他没有资格编撰“华北陆军作战史”，不会唱出就是今曰河北人也唱不出的《正月里来是新年》。
九十年代初期，由于中国回归日本的残留孤儿安置问题显露出日本经济法律的弊端，我与西垣被临时抽调出来组成小组，对―些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以向国家提出合理的建设性意见。西垣的抽调是由于他对二战情况的熟悉和他那口流利的汉语，我的加入是由于这些完全中国化了的日本人，到日本后从文化现象的冲突到社会意识经济观念的冲突，由心理转变到文化环境的认同以及完成国籍和民族的归属与重新接纳，不是一个筒单过程，这中需要中国、态方面的理解与可施方案的提出，所以我的位置举足轻重。
西垣秀次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用不着再“找机会”，只要上班，我们整天都泡在一起，进一步的接触构成了彼此的了解。感情的沟通却突出了某些观念的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是点与线的差别而不是同一事物深浅程度的区分。
举例来说。
为了调查残留孤儿的安置情况我们一起驱车走了不少县份。有一天侉晚，我们在筑波湖畔的一个村庄歇息，正是三月末的天气，遍野的櫻花开得灿若霞光，与西天的云朵连成一片。我们在湖边散步，一老一少，留恋于这花影湖光之间。
樓树林的深处有座黑暗的墓碑，我们朝它走去。那是一个十九岁姓山田的日本士兵的墓，年深日久，碑的低洼处已长出层层绿色苔藓，许多字迹也已模糊不清，但碑顶“忠魂”两个大字仍清晰可见。仔细辨认，这个姓山田的青年是一九四二年元月从军，同年四月在中国河南平顶山战死的，在中国不到三个月便亡命他乡了。碑文由他所在军团黑田泰正大佐亲自撰写，文中满是崇敬溢美之词，其中不少为中国人熟悉并反感。墓后不远就是农舍，那该是山田家的老屋，现在居住着的当是山田的兄弟们。想当初那个十九岁的青年，本可以在这富饶美丽的湖畔平平静静地生活下去，当一个殷实的农民，做一名威严的祖父，然而他却在风华正茂之年，披甲荷戈，踏上异国土地，由杀人而被杀。
西垣秀次对着墓碑鞠了个直起直落、很有力度的躬。
我冷冷地看着他。
西垣说，十九岁，可惜。和我的孙子一样大。
我说，可惜。
西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说，在你看来，眼前这粒麦子是落在地里死了呢还是没落地里就死仪。
西垣说，当然是落在地里的。
我说，结出了什么样的子粒呢？
西垣说，更为饱满优秀的子粒。
我说更为黩武的一群？
西垣说，不。是一种精神，一种只有日本人才能理解和体会的精神。三十年代，凭借这种精神我们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是维护世界秩序的必须，是靠武力猎取的崇拜，我们为此忍受了一切，包括牺牲和失败。
我说，那就是武士道精神了。
西垣说，外国人永远不会理解日本人，不会理解日本的精神。看到这成片的櫻花了吧，它是只有日本土地上才生长的花朵，花瓣小，香也不浓，将一朵摘下来实在是平凡而细微，但万千朵櫻花连成花海，那场面就绚丽多姿，蔚为壮观了，这就是日本精神的缩影。日本社会是个惯以集团行动方式存在的社会，每个人都属于集团，在茫茫的花海中，个人不过是一朵花，从树上飘落便会“零落成泥辗作尘”，连在…起才能成气候。樱花不会变异，它也不是历史博物馆中已经干枯了的植物标本，它至今仍是我们中间活生生的精神象征，永不衰败。这是一个国家的民族之魂。从另一方面看，日本人的可悲在于一旦集团提出号召，便不问为什么而积极响应，太平洋战争日本民族的悲剧所在也正是如此，这是我们对这场战争的反思。
我说，每个文化传统中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我们把二战归结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归结为捍卫民族存亡的正义之战。作为被侵略者，我们崇尚的是另一种精神，一种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喋血精神。无论日本的民族精神多么完美，对于被侵略国家来说都无异于恶魔一样的灾难。在死去一个十九岁的山田的时候，中国正有成千上万个十九岁的青年在日本的枪口下死去，与眼前山田的十九岁相比，我看重的是那颗令他致命的子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