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在八十年代中，我写过一些小说，以家族为背景的作品从未进入我创作视野的前台，这可能与我所受的社会教育有关，回避个人家族文化背景，成为我的无意识。九十年代中期，我从国外回来后，许多情景都有了很大改变，1994年从小说《本是同根生》开始，这种无意识被冲破了，家族生活、个人体验及老北京的某些文化习俗，常常不由自主地进入笔端，这似乎不是我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您说的“书卷气和文化气息”是我视之甚高且从来不敢高攀的东西，如果说它在我的作品里偶然出现了，也只能是与題材同来，非刻意追求。《黄连厚朴》、《狗熊淑娟》同《本是同根生》等家族小说不大一样，其中涉及到了商潮和企业困境，但企业文学毕竟不是我之所长，只好将这种现实的关怀纳入一种文化，纳入传统的家族文化的背景，让它们形成为一种反差而又共生互补。您的问题给我一种启示：作家个人的经历、文化习惯同影响我们的时代一样，是不能回避的，它在适合的土壤和空气中，总会自觉不自觉地走向笔端。
李：最后，我不谈具体的作品了，许多评论工作者可能正在关注您的作品。我想谈点听起来没多大意义的话题，即作家对自己的定位和界定问题。您的作品充满了文化气息但它又不属于或者不同于我们已经看到的许多文化作品；写婚姻的《黄连厚朴》也不像写实主义和新城市小说或市民小说，比如《不谈爱情》、《爱又如何》等等的作品；《狗熊淑娟》也不同于大多数的现实主义作品。不知有人问过您没有，在艺术上您自己给自己有没有定位和界定？
叶：我没有想过对自己小说的定位和界定这个问题，因为我到现在还不太搞得清这是怎么回事。我想，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吧，写我熟悉的生活，写我熟悉的事物：其一是与我自身经历密切相关的家族历史生活的反思，其二是旅居日本对日本当代生活的审视。如前所说，写前者也是近两年的事，因为这对我也是个排除各种心理隐患和情感障碍的艰难过程，应该说，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给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作契机。要说的是，这些对我烂熟于心却又尘封已久的人和事，令我提起笔来比较得心应手，不觉枯涩；后者系因今日国门洞开，使我常有机会往来于中国、日本之间，多少增添了一些不能不说的生活体验和感情积累。纵然写了些作品，在我看来，也不过是稍窺门径而已，常常面对手中的笔感到迷茫和惆怅。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过，“艺术所要争取的真正喝彩，不是一句漂亮诗句以后陡然发出的掌声，而是长时间静默压抑后发自心灵的一声深沉叹息……是使全国严肃思考问題而坐立不安。”我喜欢这段话，也希望自己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4.活出一个真实的自我
屈雅君、叶广岑
屈：听说你前不久在青海跟人打了一架？
叶：有这回事。
屈：真动手了？
叶：动手了，我是为正义而战。
屈：那是。世上没有哪个打架的说正义在对手那边。我听黄丽娜说了，你还骂人，骂得不堪入耳，粗野极了。
叶：黄丽娜也骂了，你别以为她多么文雅，这些事是我们俩一块儿干的，还有我们的孩子。
屈：一个女企业家，一个女作家，领着孩子打群架，真难得。怪不得你总嚷嚷你那女儿不好调教，是难调教。再这么下去，连丽娜的孩子也得让你带坏了……
叶：打，才是好影响，我就是让我的孩子知道，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太窝囊了。你要是跟我们一块儿去，你打不打？
屈：不打。
叶：当然了，您是教授，是为人师表的，跟我不一样。我要说的是作家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作家不是领导，不是正确的代表，用不着那么含蓄，那么政策。再说，那越旅游车上没人认识我，即便喊出叶广芩的名字来，也没人知道我是谁，无名无位为最真，打架我没有顾虑。
屈：明白了。就像男人在没人的地方比女人还爱照镜子一样，他们社会压力大，做人做得憋得慌，一旦没了束缚，洪水猛兽似的。你是当名人，当领导的，这回可算到了蛮荒之地，过一回打架的瘾。我倒想听听，那两个倒霉鬼怎么撞在你身上的。
叶：是对方先动手的，我的出击是属于被动，属于自卫。我们去鸟岛，旅游车规定三点半集合，一对男女到四点四十才回来，为了等他们，这一车人都走不了，车上的人就骂，说什么难听话的都有。他们骂的时候我没骂，我觉着人不在，你发再大的牢骚也是白搭。赶到那两位回来的时候，车上的人一个也不吭声了。我就有气，气那两个人，也气车上的人，我让那两个人向大家道歉，那男的张口就骂。车上没人帮我说话，好像耽误的都是我的时间，跟他们没有关系，人的自私、虚伪，在这趟车上简直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想，跟这样一对没有档次的男女用不着表现什么风度，在这些自私的人面前也用不着装什么矜持，所以他骂我也就骂，他打我也就打了。
屈：要是真懂得道歉，他们还会迟到？要是这种事也值得打，那咱们天天有戏演，也天天有戏看，跟他们一尺一寸地计较，掉的是你的价。
叶：我有什么价，我一点价也没有，正因为这样，我才越是要跟他计较，至少得让他知道不对，让他接受教训，如果能把他打个鼻子蹿血，下回他就不敢迟到了。
屈：每回看到你书前的作者像，我就感觉错位。照片上的你，穿着旗袍，挽着髻，一副淑女作派。我闹不清楚的是叶广芩摇身一变成了淑女，还是淑女变成了叶广芩……
叶：我去青海，在西宁的招待所里剃了个小平头，小平头的感觉跟淑女是两码事儿，王朔说得好，我是流氓我怕谁！从青海回来我心里觉得很痛快，就想不如索性组织一个打架旅行团，走到哪儿打到哪儿，向一切看不惯的坏蛋开战。但是我这个旅行团号各了好几次，没人响应，他们问：医疗费归谁负担？
屈：这场架便宜了你。你怎么没让人扭送派出所呀？要是到了那儿，人家往西安一打听，还真是个作家，而且是个文联的头，怎么办？让单位领人吧——可谁愿意来为你丢人现眼那！
叶：真要到那一步，去领人的不是贾平凹就是陈忠实，他们是我的顶头上司，大家在那样的环境里见面，会别有一番风情。
屈：就羡慕你这率真劲儿，直面生活，不回避，不做作，交你这朋友，要说值，就在这儿了。
叶：我们用不着隐藏自己，五十而知天命，活到今天，应该什么都活明白了，名与利，得与失，都是瞎掰，有个好心情比什么都重要，我常跟周围的同事说，大家能在一起共事，是缘分，要珍惜，天底下那么多人，怎么我们几个就能凑在一起呢，不是老天爷的安排又是什么。去年我在日本广島写作，每天早晨沿着山间小路散步。路两边住了人家，大家在路上碰见了，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说“早晨好”有家人养了只小猫，那猫看见我过来，远远的就沖我喵喵，我也用“猫语”跟它说话，它跑过来，拿身子在我的脚背上蹭，我就弯下腰抚摸小猫那软软的毛，那家的黄狗不满意了，冲着我“汪”，意思是提联“还有我呢”。后来，我每回路过那家门口，都要分别和猫、狗打招呼。这种感觉很美妙，生活在友善和爱当中，人的心是舒展的，滋润的。这种氛围是大家共同制造的，诚心和气，意气交流，这样才能使“碌碌人间，日日有和气；泛泛人心，人人有喜神”。
屈：我又找不着感觉了。想象你亲人家的阿猫阿狗，没法跟一个在旅游车上跟人打架的叶广岑联系到一块儿。
叶：打架也是一种好心情。
屈：你就到保持好心情，我很有同感，不光是写作，干什么事都要有好心情，而做到这点又太不容易，生活当中，让人不能释怀的事情太多，所谓“不顺心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各种事情的压力令人沮丧。你的《没有日记的罗敷河》，给我很大触动。作为多年朋友，每次相逢，总让你的笑话逗得没完没了地笑。我自认为很了解你了。读这本散文才知道，你心里埋着那么多痛苦的故事。虽然用一种幽默平静的语气讲出来，却让人流着眼泪苦笑，有儿处——你写得最动情的几处——我也是真真动了情哭的。这就是散文的力量，小说难以到达这个境界。我觉得它是你所有文字中最精彩的部分，能摘取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不是偶然侥幸。
叶：咱们不谈获奖的事。咱们现在是谈人生，谈生活，你不能跟命运较劲，不能跟周围的人较劲，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跟自己较劲，韩非子说：“志不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我很喜欢这句话。60年代末的尴尬处境，非我所能左右；90年代中“待业中年”的变故也能看破人心，增长见识。看似是被人推上了绝路，实际不啻是另一种生机的转折。坏事变成了好事。
屈：而人，往往在这种时候交上朋友，或者失去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