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柴达木盆地南缘格尔木河上游三叉口海拔3500米处，以及高原腹地的长江源头沱沱河沿岸海拔4300米处，采集到10余件简单打制石器，有石核、石片等工具。1982年7月，中国科学院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生物地理地貌系联合考察队，在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湖东岸采集到一批石器。1984年6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在同一地点，找到了与石器共存的原生层位，先后采集到石器112件，其中有雕刻器、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根据碳14测定和地层对比，这批石器距今约三万年。1993年，在格尔木市以南130公里处海拔4000多米的东昆仑山中，发掘出了古人类使用过的烧土及四层炭屑，还有经过人工磨制的精巧的贝壳装饰品和一些石器，并伴有鹿类动物的牙齿化石，距今约一万年。（《光明日报》1993年8月26日第2版）又据《第四纪环境》称：“上新世末至早更新世初，青藏高原湖泊广布，是晚新生代一个重要的成湖期……孢粉组合反映了温带森林草原、草原和荒漠草原环境。湖相沉积中的生物化石反映了湖水为淡水环境，显然大多数湖泊尚未成为封闭湖泊。”在如今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原腹地乃至长江源区，多处各种旧石器重现于光天化曰之下，说明现已被视为生命禁区的那些大荒野，在远古年代的某一个时期却是森林密布鲜花盛开的，那是中国古人类在青藏高原上采集、狩猎、自由自在地游荡并在游荡中完成了地理大发现的日子。山脉、冰川、草原沾恬静美妙与神秘深邃，孕育了星星点点的部落，也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同时还由我们的先祖在这独特地理环境中创造了诸多神话和传说，尤以昆仑神话著称于世。诸如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后羿射日、西王母与东王公、周穆王西巡等。神话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如此地美妙而韧长，穿越几千年之后对思者而言仍魅力不减，神话永远是老的也永远是新的，当人在追思远古时，仿佛可以听见“永恒最初的吱嘎声”（梅特林克八中国神话，如鲁迅先生所言，“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
昆仑山绵延在青藏高原上，汉语语境中中国神话所展现的人类创生，与西藏传说中的猕猴及岩罗刹女，有异曲同工之妙。昆仑神话称，在大地洪荒天地玄黄之时，盘古天王与太元玉女相结合，以西华至妙之气，在昆仑山化生出一位女神。女神喜欢披兽皮衣服，把豹尾系在身后，口中安两只虎牙，威严之极。有一猛虎两金龙为坐骑，有时也乘一只大鸟凌空而飞来去无踪。这位美貌绝伦的女神后来成了能化生万物主宰英灵之气的月神、西海海神、昆仑山主、西王母国国王，人们称之为西王母。西王母在昆仑山上还修有一瑶池、一蟠桃园，栽了许多桃树，结大仙桃。每年农历三月三，西王母在西海举行蟠桃会，宴请天上各路神仙。西周时，周穆王由造父驾八骏之车西巡，《穆天子传》称：“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史记》记道：“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无论如何，归期已到，于是便有了3000多年前昆仑山中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周穆王送行的一次话别盛宴。席间西王母举杯祝酒，惜别之情溢于言表：“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周穆王为盛情所感，即席吟诗答道：“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历史地理学家认为，昆仑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山即是绵延于中国西北、横亘在青藏高原腹地三江源区的昆仑山。与《汉书地理志》所说的西王母居住处的位置正相吻合：“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人河；《汉书》所说的仙海亦即鲜海，是青海湖的古名，所谓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瑶池是也。
青藏高原及三江源区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许多陪葬的动物尾巴。这些“尾巴”隐隐地告诉我们关于“虎齿豹尾”，并非是三江源区羌族先人的本来面貌，而是发生于虎崇拜的原始装饰，是部落首领天威、神力的代表，而西王母则极有可能是昆仑山下江源大野上的一个母系部落的国王。昆仑神话中记载的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以及古代羌人“相与联臂，踏地为节”，所透露出来的已经是开中华文明之先河的文化的信息了。善晡者，善歌之先声也；豹尾虎齿者，装饰之先始也；相与联臂，踏地为节者，舞蹈之先行也。江河源头敞开的澄明之境，不仅仅是山宗水源的风景之集大成者，它在体现着大地完整性的同时，所富含的生命内容已经指向文化的创造，从而可以认定那里也是中华民族灿烂地流出的文化源头了。亲爱的读者，那啸声那踏地为节的舞步声，从青藏高原崛起处，从江河源头流出处传来时，你一定被感动了，而且会想到一个神圣的字眼：本原——让人激动甚至感到有点惶恐、困惑的古老而遥远的代复一代的梦想之地，也是个体的生命总会结束而梦想不会死去的明证。
人从何来？猿也罢，猴也罢，上帝取泥土拿捏再吹气而成也罢，总之是玄而又玄不得而知了。但曾经游荡、长啸、采集并狩猎，后来又以游牧而繁衍生息在三江源区的是羌人，却毫无疑问。
关于羌人的族源，《尚书.舜典》中有语焉不详的记载：“窜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略作释义：“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说得较为具体的是《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三苗原居住地在江、淮一带，其地域应为今河南南部至洞庭湖、鄱阳湖区域，后因战乱远徙三危，三危地望在“河关之西”，这河关之西本来就是羌人之地。河关何处？今甘肃临夏与青海交界处，其西南便是青海境内。“赐支河”即河曲与河源地区，即现在的阿尼玛卿山、西倾山及其以北地区。“至乎河首”，江河源区已经是古代羌人的活动中心了。对《后汉书，西羌传》所说的“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历代史学家一直有所修正，司马迁说的是“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对“变”字作了恰当的解释：“变谓变其形及衣服，同于夷狄也。”换言之，是三江源区河曲一带的古羌人接纳并融合了三苗，使之成为羌族的一部分；而三苗的西迁也为河曲古代羌人注入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新的活力，是两个民族两种不同文化，在三江源最早的接触与碰撞，乃至血液的交融。
追思我们的祖先还不能不说到禹，《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顾颉刚先生在《九州之戎与戎禹》（《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说：“禹稷伯夷者，向所视为创造华族文化者也；今日探讨之结果，乃无一不出于戎。”“禹之来由，虽不可详，而有兴于西戎之说。……甚疑禹本为羌族传说中的人物，羌为西戎，是以古有戎禹之称。”大禹治水，是一幅恢宏的历史图卷，导川凿石，以疏代坝，“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讷”（《史记夏本纪》积石即积石山，颜师古谓：“积石山在金城河关县西南羌中。”地处今青海、甘肃接壤处。河既安澜，三苗得以安身，《禹贡》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大禹治水，所带领的是一支羌人的水利大军，历尽艰险东进中原，终成治水大业。一部分羌人因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而得封地成为姜姓之国，“姜”与“羌”在古代文字中为同一字。姜姓，在夏商周三代时，成为一个显赫的大姓，尤以姜太公子牙的齐国，无论国势还是军力，都是诸侯国中举足轻重的一个大国。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炎帝为姜姓，炎帝出于羌，与炎帝一母同胞的黄帝与羌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而姜姓之民很可能是羌人中最早转向农耕的一支，后来炎帝的姜姓部落与黄帝的姬姓部落逐渐东移，教民耕种，尝百草，耒耜耕耨，成为农耕文明的先祖。炎黄子孙，血脉相通，五谷杂粮，传承至今。
当姜姓的一支羌人在中原春种秋收开始农耕时，三江源乃至河湟地区及整个青藏高原上的先人，还在游牧的草原与山野之间自由流浪，或者以简单的采集农业为生。按照固有的说法，人类文明的进程，从整体而言是分阶段的，但千万不要据此认定，后来发生的便是先进的；或者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可以用优劣来判断不同地域发生的农耕与游牧文化。
1980年夏，青海省文物考察队在贵南县拉乙亥乡今龙羊峡水库淹没区，发现了六处不同于新石器时代任何文化类型的遗存，其中一处出土文物1489件，其中石器1480件，骨器7件，装饰品2件。石器的加工技术除直接与间接打击法，还出现了琢修技术，后者说明拉乙亥遗址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石器中用以加工谷物的研磨器，除了证实采集农业的出现外，也说明我们的先人对食物的加工开始走向精细。骨针的尖端锐利，有针眼，人们已经开始用兽皮缝制衣服。在遗址中共发现30多处灶炕遗存，根据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判定，环颈雉、鼠兔、沙鼠、羊、狐狸、喜马拉雅旱獭是主要的捕食对象。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会的中期。大约1000年以后，光彩夺目、地域辽阔的马家窑文化出现，青海境内到1990年为止已经发掘登记在册的就有917处。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尤以精美彩陶著称于世。质地有泥质红陶、夹砂陶，制法为泥条盘筑法，烧制时能控制火候达1000摄氏度左右。仅乐都县柳湾墓地一处出土各种陶器，竟达13000余件，其中半数以上为彩陶。这些陶器器形规整，彩绘图案构图美妙，纹饰繁富，有平行条纹、圆点纹、弧边三角纹、波浪纹等。马家窑彩陶的主题纹饰则是水波纹、圆点纹和连续的3形构成的漩涡状带纹，另外还有网状纹、菱形纹和回纹。大处简洁粗旷，小处细致人微。
考古的深人就是对历史追问的深人。
首先是陶器本身，它不同于岩画、洞窟艺术等史前艺术，它已经不是随心所欲的即兴的发挥与创造了，它与我们祖先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考古学中的一层一层文化层出发，关于文化的内涵及其形态，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表述：文化是器物的，文化是生存和劳作的外延，文化常常以废墟的方式被埋没，而器物是时间之矢留下的历史不同时期的唯一的信物。面对那些出土的彩陶，后人震撼之余无不感叹：多么伟大的史前艺术！然而，古代羌人生活在青藏高原以及三江源区的那个已经显得十分遥远的年代里，陶器的制造只是为了生活，它很可能产生于我们先祖的一次偶然的机遇：他们取水用的泥做的器具不经意间掉进了熊熊燃烧的篝火中。后来的发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泥巴在火中可以变得坚硬，这是烧制的开始，有了最初的陶器用以装水装物，虽然其发韧之初肯定不是作为艺术品而产生的，但，毫无疑问，雪域高原上的先民已经在创造艺术了。或者可以这样说，当最初的创造者不以艺术为艺术时，艺术诞生了。彩陶的出现，更是华夏先民在工艺及想象力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当远古时代人们爱美的天性一旦迸发，对于美的追求便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创造开始了。创造与生活是水乳交融的，如果没有生活又谈何创造？因为生活是自由的，所以创造也是自由的。这个陶盆上的色彩是鲜艳的、欢乐的某种原始图腾，是虎齿？是豹尾？是一根飞翔的羽毛？还是舞蹈时瞬间的身影？粗犷的潇洒的，还有一点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吊诡，足可直观却远远不能一览无余，今人之思怎么可能复原古人之想？1974年乐都柳湾出土的人像彩陶壶更让人惊讶莫名，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人体塑像，制作精美构想独特。这个人像的性器官兼有男女两性的特征，胸前一个男性乳头的两侧是一对丰满圆润的女性乳房。触摸这个造型奇特的男女混合体，如同触摸远古根节，谁能揣度它的文化内涵及其指向？如同这彩陶壶里曾经留下的空气一般，若有若无，玄之又玄。
彩陶纹饰中有不少是抽象的线条，还有一些是原始的符号，仅柳湾出土彩陶上此种彩绘符号就有139种之多，常见的有：“+”、“一”、“丨”、“〇”、“关”、“田”等。这些抽象的线条与符号还有云纹、水波纹、3纹等纹饰，按照现代人的思维定式先问的必然是：意有何指？倘若离开这样的程式，设想成只是在精心而愉悦地劳作时创制陶器者的灵感闪烁、趁兴一挥又何尝不可呢？然后沿着这原始时代的线条上溯、追问、冥想，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民族艺术的起始，至少有一部分是源于抽象，中国是抽象艺术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度。因为抽象之不明确后来出现具象，具象到以假乱真分毫毕现又觉得太明确，便产生了中国画的大写意泼墨，如是往复，艺术之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