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以为这是我的骄气、傲气、文人气所致,其实不然,这和那些方面完全没有牵连,完全是个理想追求问题,是个人生选择问题。我历来以为,人生必须有理想和追求,没有理想和追求的人如同没有灵魂的人一样。追求就必须有选择。虽然,选择有时也是一件十分困难、十分慎重的事情。但是,一经选择,就应该坚定不移,应该无怨无悔。成天朝三暮四、好高骛远,患得患失,这样的人最没出息,自然不会有大的希望,更不会成为好的领导,成为对事业、对部下、对老百姓有责任感的人。有人说,理想是一种功利,选择更带有功利色彩。我不能简单地否定这种观点,尽管这些断言在某种意义上不无一定的道理,反映一定的现实。但这种认识却不无偏颇,甚至带有某种玩世不恭、对生活充满厌倦的心理。其实,关键看你有什么样的理想,有什么样的追求,有什么样的选择。我不能说为功利选择就是一种完全的错误,但人生不应该全部都是功利,理想和追求也不应该全部充满了功利。人各有志,人生有很多不同的追求和选择,每个人一生的选择也是不同的,有的人可以终生选择一项事业,有的人则要经过多次选择,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我们并非那种大写的人、中写的人,甚至连小写的人都不是,只是一些极其普通的人,只是古人常说的那种草民类,尽管“民以食为天”今天依然属于人生存的基本条件,但在我们这个已解决温饱、实现小康、逐渐奔向现代化的国度里,起码不应该将追逐名利、选择名利作为我们一生的追求,甚至惟一的追求。也有人说,出版作品就是为了名利,这也并不完全正确。如果说成功的出版中往往会充满功利色彩,作者可以名利双收,那也无可挑剔。但那种不成功的出版难道就没有功利色彩吗?尤其那种又要写作,又要自己出钱,又要自己发行,且发行极为困难的出版,又该怎样解释呢?当然,这样的尴尬对于我并不存在,尤其1993年以后,在我步入了创作的黄金期,写多少就有出版社和书商要多少,就能够出版多少。那时,我的思想也波动过,正赶上心情不畅,工作不顺,一些知心的前辈、当政的朋友,文化界、新闻界的同仁,又诚心提携和扶持,便动了总结一下就起身的念头,便想着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新的开始。
当然,对于我这些所谓的新的选择、新的开始,完全离不开文化、艺术和新闻,与其说是一种新的选择和开始,倒不如说是一种更深入、更广泛、更高层次、更长远的发展。这些年,我确实出版了一些作品,少说也有十几本,但严格意义上讲,除去文学和艺术作品,其它作品在我内心的统计中,从来是不算数的,我也从未真正统计过。包括那些获奖的作品,只要不是我一人动笔,从来不在我的统计之列,更不会将别人的作品拿来充数。就连《天湖的男人女人》这本由报告文学、少量新闻、主要由散文组成的著作,我也未将其真正列入文学的范畴,列人真正意义上的著作范畴。更没想到去主动出版一两本或几本新闻的书。这便是我说的那个理想问题、追求问题、选择问题。
不过,人生的问题很复杂,有时虽然理想和追求不可改变,如同我将人生作为一个长卷,虽然不能一画而就,始终按照一个形式画下去,但人生作为一段一段又一段,尽管内容有所区别,有所不同,甚至表现形式、艺术手法有所不同,但只要理想和追求没有改变,意义就完全是一样的。更何况人生到了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即使理想和追求很可贵,选择却往往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此时,不仅是个报恩、回报、良心问题,更多的是要服从,是要服从需要。虽然每每此时内心会存有颇多的遗憾,抑或会有一种失落,忧伤的情绪也会不时地困扰自己。但久之,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遗憾、失落与困扰,就会在岁月沧桑中,慢慢被一种牺牲的境界、一种奉献的精神、一种甘于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行为所代替了。于是,眼瞅着同期步人创作的朋友们,一个个极大的成功;眼瞅着一批批年轻的新人起来了,眼瞅着他442们的身后是一部部重头的著作;虽然自己每每如日落花黄,如即将燃尽的蜡烛,如秋日里飞舞的落叶,生命疾速地走向衰亡,青春渐渐随雨打风吹去。遗憾吗?确实不无遗憾。想想,如果那时有了另外的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人生会是一个怎样的美景呢?6年多不搞创作,6年多几乎没有更多的文学作品问世,完全成了一个“万金油”,成了一个成天干着“平庸事”的平庸人。成天和一些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人搅在一起,混在一起,痛苦在一起,牺牲在一起,吵吵闹闹、琐琐屑屑,甚至骂骂咧咧在一起。
确实,我一直痛苦了很久,尤其那些生活的艺术时不时在你的眼前晃动;艺术的音符时不时在你的脚下跳跃;文化的感慨、文学的敏锐时不时在你脑海呼之欲出,使你不无激动,不无灵感。而每每此刻却又被诸多琐事、烦恼之事,甚至是一些偷鸡摸狗之事,搞得心烦意乱,有时气急败坏时,心中会不时地升起一股懊悔的情绪。就连这篇后记的写作过程,深夜里、假日里,竟然也成了痛苦的过程。本应一蹴而就,却成了一个连续数次被一些无端的人、无端的事,无情地、毫无道理地打断停下、重来的气愤过程。
或许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不管你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只要有了选择,专注和付出就是必须的。其实,我停止写作和出版作品,也并非是一种简单因出版繁琐、市场运作复杂的原因所致,也不完全只是因为时间紧迫、精力有限,无暇顾及、无有情绪和时间去创作所致,这确实是最主要的原因;但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在那种特殊的存在背景下,我对艺术的认识,不能不进行新的理解;在我心灵深处,对担负的工作和艺术,不能不进行新的调整和分工,尤其肩上挑起社长兼总编辑这副重担之后,我的责任告诉我,必须将许多一往情深的追求,一直以生命作为代价、一生作为代价的文学事业暂时停止下来,暂时抛在脑后。必须牺牲这一生中最佳的创作黄金期,去全身心地履行一项新的使命,去开始一项全面地奉献,开始一项春蚕至死、余丝未尽的新的事业。尽管不情愿,也必须如此,且要具备一种永远只争朝夕的精神。
为此,少出几本书,甚至从此不再出书,也就成了一种自然,成了一种必然,甚至成了一种必须。
其实,中国传统美学中早有“淡则雅致方能脱尘俗”之说,真正的艺术并不以存有多少量而论,艺术的高低更不以存有多少浮躁来进行区别,真正的艺术家是甘于寂寞的,是不以外物的实用功利所滞碍审美观照的。山水名家陈玉圃在画论中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人之所以有烦恼是因为有‘物欲’,‘物欲’越大,烦恼就越深。要想从烦恼中解脱出来,那就要舍弃,或者至少要节制‘物欲’。况且诸法无常,不仅名利,连生命都是无法想象的虚空,追逐名利、物欲又有何意义呢?又有什么意思呢?”陈玉圃先生选择了甘守寂寞之道,使他“画道无为”的艺术找到了凭借,这种“去物”的审美观照方式,使他的画作“不留一物,其神却与万物交融”。应该说,陈玉圃先生的这一艺术观是非常正确的。多年来,我虽然一直忙于管理,奋斗于这个整体的事业,但正是守着这样的原则,甘于寂寞地日复一日地做着利他利人的事情,久之,便自然地养成了一种习惯,渐渐便没有了那种浮躁,没有了那种热盼,乍一看每天也在“轰轰烈烈”,却没有了那种求荣求利的欲望。只想干点实事,做个普通人。而对文学与艺术的追求,也从过去那种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到渐渐走向平和,走向自然,以至完全放弃了那种常人具有的追名逐利观。
当然,人生的事情是很多的,有时很忙乱、繁杂。但我历来以为,一个成熟的人,往往既能善于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又能善于驾驭这种繁杂和忙乱。如何在这种忙乱与繁杂中,处理好分工,处理好繁杂和创作的关系,从而使自己的创作达到一种平和宁静的审美境界,确实不是一件简单而容易的事情。在这里,仅仅依靠摆脱物欲的缠绕是不够的,还必须摆脱“我1:劳”的缠绕,也就是说还必须“去我”。这种“我”就如同陈玉圃先生在画论《心画臆说》中所讲“心画”之“心”一样。他说:“所谓心者,本性空明清寂,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作为画家“不应执著外相,要透过色声香味触法诸外境,近窥其原自清寂的本真,而所谓‘心画’之‘心’,本真心而已。本真心寂兮寥兮,不着空有,作为画人,或执著于遣兴之快意,或执著于绘画之形式,从理论上说,却没有发现本真的奥秘!”那么,画家如何能求取“本真心”呢?在他看来一是“无为”,一是“无心”。所谓“无为”是“无求、无住也”;所谓“无心”是“无欲、无想也”。只有“四无”才能摆脱“我”对“画心”的缠绕,才能求得画家的“本真心”。求得了“本真心”,自然作画无欲,故心境澄明,澄明则慧出,慧出则心无滞碍,故能心忘乎手,手忘乎画,使心与画圆融一体。
应该说,陈玉圃先生绘画、教书、解惑、育人,实为楷模,他的这“去———劳”、“我四无”的理论,确实具有较深刻的哲学思考,确实有着很现实的学习和借鉴作用。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还是真的就受了陈玉圃先生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这些年,我确确实实放下了文学创作,潜心做起了管理者、“报匠”的工作,渐渐便“炼”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万金油”。尽管手里依然压着100多万字未出版的文学作品,却再没有去寻找任何一家出版社、任何一个出版商去出版这些作品,就任凭这些文稿逐渐地变黄、变腐,甚至变烂,一切顺其自然,一切随它去了。确实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更没有这种出版的情绪和出版的冲动了。
难道我真的放弃那些与我血肉之躯共存的艺术了吗?真的放弃对艺术的那种执著追求了吗?心如秋水,吾自入定。其实并没有,也根本不可能。从名利人生、自慰人生,到表现世事沧桑,再到觉悟人生,早已是我艺术的本质、文化的本质,乃文学的四步曲。前两步我确信已完成,尽管有着颇多教训和失误,但后两步则刚刚开始不久,又是一条正道,怎么可能停下来呢?
或许人生就是这样,要么别人当你的人梯,要么你心甘情愿地当别人的人梯。何为祧李满天下,虽然这句话用在这里并非恰当,但它自有其间的道理。近几年,每每朋友们来报社做客、办事,看到我们的艺术走廊,称赞有文化、有气氛、有品位;每每业内的同仁们拿起这份报纸,说这是文化人办的报纸;每每诸画家、名家拿起这份报纸,发自内心地说,这份报纸从形式到内容有文化,甚至纷纷给我来信美誉这份报纸的文化特色、艺术品位及办报层次,均因有了几位懂艺术、有文化的总编们。又因总编们培养出了成批有文化、懂艺术的人,这报纸、这支办报的队伍便整个地具有了文化修养、艺术修养,便整个地具有了一种蒸蒸日上的文人气,或叫朝气、正气、人气吧。每每此时,我会为自己的这种放弃和选择感到欣慰。尽管大家的赞美不无鼓励之意,尽管我深知其存在的不足与差距。但其中也充满对我这种新艺术观、大艺术观、大众艺术观的认可。这些年我个人的作品虽然少了,但我身边的同事们、我手下的编辑记者们,他们的作品却多了,也不乏上品、精品,这最使我感到高兴。面对这种丰收的局面,难道这种放弃和牺牲还不值吗?
正基于此,在大家的推动下,我便动了将这部分新闻、理论文稿,及一小部分获奖作品、摄影作品无偿地捐献出来,以使读者能够从中去体察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闻奋斗史、生存奋斗史和艰难发展史。也希望那些新闻、理论、文化、艺术、创新、改革,对新闻工作者、人口与计生工作者确能起到些许启示、参考、借鉴作用,也就足够了。
从未想过让报社投资,也没想过靠这本书挣钱。即便春节带着两个孩子,怀着沉痛的心情,站在老父亲和妹妹、妹夫的墓碑前祭奠,望着那片依然不够富裕的土地,望着身后那座污染依然严重的城市的轮廓,望着两个还未成年,如今却全部归属我抚养的孩子,虽然心情沉重,也丝毫未动过半点这个心思。原本就是要自己解决。
发自内心地感谢深圳恩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昝学全总经理、邱德利副总经理。当他们听说我要无偿地捐献这本书时,很快便做出由他们买断,由他们赠送给报社和全国特约记者的决定,他们使我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捐献的愿望。
也非常感谢新闻界、文化界、知识界、学术界的老前辈、老领导邵华泽、范敬宜、刘炳森、王光美、田雪原、邬沧萍、张纯元等名家和专家为我热诚题词,特别是范敬宜老师还为我题写了书名。我的同事们,他们为我做了那么多默默无闻的工作。和我一起搭档、共同奋斗了6年多的泉福兄,还为我写了一个长跋,给了我诸多的肯定与鼓励。出版界的领导和朋友们,他们纷纷表示愿意接受我的这些作品。或许不仅仅是因为昆仑出版社这个全军最知名、最重要、最权威的出版社和我们相邻,运作起来方便,可以节省时间,可以减少许多麻烦,主要还是出于一种信任、一种向往、一种作为军人多年来一直珍藏的情感,便有了这样的选择。
几十万字,并不算多,权当是我对人口新闻事业献上的一份赤诚,是对培养、造就我成长的报社献上的一份深深的爱。
2002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