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情节的个性化对于塑造人物的性格有这样不可忽视的意义呢？其一，情节虽然是由人物性格决定的，但是一当为人物活动安排了基本的情节轮廓之后，这时情节却可以左右人物性格了，如果把人物安置在一个陈腐旧套之中，性格便会被禁锢起来，显不出独有的鲜明特色。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就是在林黛玉进了荣国府之后，虽然她的性格意向是聪明颖悟、多愁善感，但周围的人物关系要不是那样绝无仅有——特别是有那样一个“富贵闲人”的表兄宝玉，和客居大观园中的符合封建传统道德的贤妻良母标准的宝钗——假如一进荣国府就遇到一个久待淑女的多情公子，像我们在许多才子佳人小说中看到的那样，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虽然中间也小有风波，但终不失“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满良缘，那林黛玉要能达到典型性格的高度，岂不是难而又难吗？所以我感到，《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的性格是那样鲜明，与情节特殊这一点是不无关系的。其二，生活历史运动的趋向，可能是一种潮流为主，但是在总的历史潮流中，人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承受潮流的冲击的，有人乘风破浪，有人是首当其冲，有人却轻沾浪沫。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即使是沿着同一历史潮流运动的人，他们的性格也是千差万别的，行为也是异常多样的，关系也是不会雷同的，在根本命运相同的情况下，具体的命运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这，如果不是通过个性化的情节，便也很难表现。如以喜儿、李香香、吴琼花、韩英几个典型来说，她们都是因革命而得生的人物，但她们的性格发展的途径，具体的人物关系，几乎是丝毫都不重复的，所以她们的自身性格，也都成了不可代替的“这一个”。不仅这些形象是这样，综观文学史上的典型性格，无一不是在典型的个性化的情节中展示出来的。如梁山泊的诸多好汉，大观园里的列位裙钗，俄国文学中形成了典型群的“多余人”、“小人物”等等，莫不如此。在今天，随着生活的发展变化，才子佳人的陈腐旧套已经没有了，但是如果认清了这个套子，会使我们认清和避免一些新产生的死套子。
应该说明，我们在这里说的个性化的情节，它既不应与生活本身相背离，也不应脱离生活的普通形式去猎求奇异，而是要使自身像生活一样的真实、自然，合情合理，既能概括一定的现实本质，又有独具的特色。人所共知，艺术当它违背生活现实的时候，就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艺术作品塑造典型性格，必须把人物放在生活现实的矛盾斗争中，脱离这个，几乎是没有别的出路。毛泽东说：“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现实中的人们的相互关系也是如此。人们总是在各种不同的矛盾斗争中形成和表现着自己个性的特色，以致连心理活动的过程，也是反映着各该人物的现实经历的余响。任何成功的典型性格的描写，都是脱离不了这个性格的实践条件的。
我们所说的矛盾斗争，包括着不同的性质，也包括着不同的规模。在尖锐的重大斗争中，固然能充分地展现人物的个性，然而在复杂的性格矛盾里，也可以有力地突出性格的特色。在刀光剑影里为民族、国家的荣辱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斗争，最易于显示人物的性格的面貌；可是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因儿女情长的纠葛而抛洒了几多热泪，亦可清楚地表现出个性的差别。基于这些理解，我认为只是说尖锐的阶级斗争能表现性格，这虽然十分重要，但还不够全面，还应看到其他种类的矛盾中也可以表现人物的性格。重要问题在于是充分的矛盾斗争，如果矛盾斗争开展得不充分，不论是什么性质和何种规模的斗争，都难以使人物的性格突出出来。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找两段精彩的艺术描写具体地看一看。
在《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书中描写了“孔明用智激周瑜”的一段斗争。刘备自从弃新野之后，在强大的曹兵面前屡屡败退，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暂寄于侄儿刘琦所管之江夏。这时后有曹兵百万相追，前有东吴强险以拒，真是战无力，退无路，战退两难，矛盾十分尖锐。正是在此存亡危急之时，孔明愿去东吴说得孙权抗曹，使南北两军相并。要说是在尖锐的矛盾斗争中表现人物性格的特色，罗贯中的这个处理，可以说是达到了极点。第四十三回的“舌战群儒”，是一场舌剑唇枪的鏖战，孔明依据道义，挥动谈锋，抓住对方的弱点，随机应变，结果把东吴的投降派刺得体无完肤。在这里，孔明的性格一下子就极为突出地显示出来了。可是在这里斗争虽然胜利了，但矛盾却是刚刚开始。因为抗曹与否的绝大权力握于孙权之手，而挥动它的力量却是周瑜。因此能否说得周瑜抗曹，乃是决定性的关键，而且又有一箭双雕的意义。
周瑜在战与降的问题上的态度，最初虽然是矛盾的，但是接见孔明时却已打定主意采取投降政策。而由孔明发起的一场尖锐的性格斗争，使两人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境地，两个性格在此也就显示得再鲜明不过了。周瑜欲降，乃求得保全江东六郡生灵。孔明抓住了这个缺口，利用了周瑜的心胸狭窄的弱点，出了一个“全富贵”但却不能“保妻子”的主意——献二乔给曹操。在斗争中，孔明装做不知二乔与周瑜的关系，极力把用此二人和亲说得无足轻重；而这却反倒更为有力地刺中了周瑜的心窝。设计者愈深说，中计者愈要深听个详细，当孔明流利地背诵出《铜雀台赋》以后，周瑜早已无名火起三千丈了：
周瑜听罢，勃然大怒，离座指北而骂曰：“老贼欺吾太甚！”孔明急起止之曰：“昔单于屡侵疆界，汉天子许以公主和亲，今何惜民间二女乎？”瑜曰：“公有所不知。大乔是孙伯符将军主妇，小乔乃瑜之妻也。”孔明佯作惶恐之状，曰：“亮实不知，失口乱言，死罪！死罪！”瑜曰：“吾与老贼誓不两立！”孔明曰：“事须三思，免致后悔。”瑜曰：“吾承伯符寄托，安有屈身降操之理？适来所言，故相试耳。吾自离鄱阳湖，便有北伐之心，虽刀斧加头，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操贼。”孔明曰：“若蒙不弃，愿效犬马之劳，早晚拱听驱策。”瑜曰：“来日入见主公，便议起兵。”
一场斗争之后，要降曹操的周瑜，被激得成了死战到底的人，孔明由向东吴求援之势，发展到协助东吴抗曹的地位。孔明的帷幄运筹、深谋远虑的战略家的性格，周瑜的英年气盛、心胸狭小的性格，在一场尖锐的斗争之后，已经昭晰可见了。当周瑜要求孙权表示坚决抗曹的态度时，孙权拔佩剑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诸将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权威的佩剑，大都督的兵权，一起都给了周瑜；到此孔明也就完全胜利了。
罗贯中的这段绝妙的性格描写，我们完全可以用狄德罗论性格时所说的一段话来加以赞佩：“人物的处境要有力地激动人心，并使之与人物的性格成为对比，同时使人物的利益互相对立。应该使一个人不破坏别人的计划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使大家关心同一事件，然而每个人希望这事件按照他的想法进展对他有利。”在文学史上真正能确切地当得起用狄德罗这段关于性格描写的话来称道的作品，还不是十分多见的，然而我们古典小说中的这种成功之例，却是当之无愧的。
像这种在重大斗争中表现人物性格的做法很值得借鉴。但我们知道生活中却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放在这样重要的环境中来加以表现的，那难道在别的矛盾中就不能表现人物性格了吗？不是的。只要是有社会意义的矛盾，充分揭示它，也能把人物性格强烈地表现出来。《红楼梦》第三十四回里，写宝玉挨打之后，宝钗和黛玉先后前来探望，作者通过两个人在同一对象前不同的几句话和不同的眼神，就把性格显露得一清二楚。
宝钗见了躺在床上的宝玉，点头叹息地说：“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于是“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不觉眼圈微红，双腮带赤，低头不语了”。这里不能说她一点关切之心也没有，然而仅有的一点同情，却想极力地加以表现，把“心疼”两个字咽回去，让“眼圈微红，双腮带赤，低头不语”的样子，表示她那被人看不见的“心疼”。曹雪芹真有皮里阳秋的笔法，他没有叫他的蘅芜君流出半滴眼泪。这正是掌握了人物的性格逻辑。宝钗是一个卫道者，她早就给宝玉指引过“正人君子”的为人处世之道，而宝玉却不听她的，结果才大受笞挞，这实际上也是对她所信奉的道德的叛逆，她怎能对酿成这个后果的人有深切的同情呢！事情不正是这样吗？当袭人把焙茗猜度出来的宝玉挨打是薛蟠告密的原因告诉给她之后，她又认为即使真是她哥哥说的，也是实话，因为有那种行为才惹得老爷生气。言外之意自然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了！到此，宝钗性格的虚伪性，封建理性的态度，都是非常明显的。宝钗走了之后，黛玉接着前来探望。宝玉在昏梦中被她推醒，向她脸上一看，“只见她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此时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而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利害。听了宝玉这些话，心中提起万句言词，要说时却不能说得半句，半天方抽抽噎噎地道：‘你可都改了罢！’”作者在这里表现黛玉的性格，用了最少的文字，只写她哭肿了眼睛，说了“你可都改了罢！”这六个字，然而她们正在这个矛盾的对比之中，性格显得非常突出了。黛玉是真正地同情和疼怜宝玉的，这里有纯真的爱情，道义上的体谅，毫无半点做作。她叫宝玉“改了罢”，也不是为了叫他成为封建社会的忠臣孝子，而仅是面对眼前的身受皮肉之苦的意中人说的，完全是出于“心疼”才说的。她没有来得及想到未来的许许多多，她仅仅是现实的同情的相劝相慰。宝玉在这个对比之中，最后更清楚谁是知心人了，对她说：“你放心，别说这样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这发自肺腑的真情，是不会说给别人的。作者由于充分展示了人物的矛盾斗争，就是在渗透着社会意义的儿女私情中，也显露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区别，达到了性格描写的高超地步。所以问题既在于矛盾的意义，又在于矛盾的具体处理，而不论哪样，还都有待于矛盾斗争开展的充分性。
四、人物自身存在的多方面表现
就人物自身存在的多方面的表现，进行深入细致的发掘，展示出人物心理动作的微妙差别，以及主体的趣味好尚、外在的衣着陈设等等的独有特色，这是突出典型个性、塑造人物性格的有效途径。
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也用一切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所以，人在现实中的思维活动，正是人借助于外在的条件，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让对象对于人都成为人的对象化，成为人的个性的肯定和实现，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人自身。所以人的心理活动也正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肯定。这也正是艺术家在塑造人物性格时总好利用这种形式的原因。比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第一部第二十九章中，写到安娜从莫斯科回返彼得堡途中在火车上看小说的一段心理活动，就极为生动地反映了安娜怎样在思想活动中肯定了自己刚刚燃起的向往自由爱情的火花的自我。
……她想起了跳舞会，想起了渥伦斯基和他的多情的顺从的脸色，想起了自己和他的全部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呢？”她坚决向自己说，在靠臂椅上移动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怕正面地看这件事吗？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在我和这个少年军官之间有了或者会有和普通朋友之间不同的关系吗？”她轻蔑地笑着，又拿起了书，但她已经全然不能了解她所看的了。她把裁纸刀在窗子玻璃上划了一下，然后把光滑寒冷的刀面贴到腮上，她因为突然感到的无故的欢喜，几乎出声地笑起来。
就是在这种微妙的心理活动中，一个热烈追求真实爱情的叛逆的女性产生了，后来的女主人公也是一直按这个强烈的意向在发展着的，直至达到她的性格的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