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三载，四川家人几节认不出大千了：原来乌黑的头发染上了一层灰霜，长长的美髯也变得花白了。而整个成都正在奔走相告：张大千回来了！1944年元月，《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成都祠堂街展出。人群如潮，观者如堵。争看敦煌壁両成了蓉城人的一大时髦。紧接着，又在重庆三牌坊官地庙、国立中央图书馆连续展出。重庆各界以极大的热情欢迎艺术赤子的归来。徐悲鸿、黄君璧、柳亚子、叶圣陶、沈尹默、胡适之、傅斯年、陈寅恪、向达等一大批文艺界学术界名流及于右任、陈诚、孙科、张道藩等政界人士纷纷前往观看。一时重庆万人空巷。柳亚子赞叹之余，挥毫题写了“云海归来”四个遒劲雄放的大字。沈尹默参观展览后激情澎湃，为大千赠诗一首：
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髯带霜；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
陈寅恪撰文赞道：“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往研究的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莩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为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开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先生在台北逝世后，4月16日在台北举行公祭，这是公祭灵堂。灵堂上从右至左是严家淦、蒋经国和谢东闵先生题赠的“艺苑宗师”、“亮节高风”、“艺坛流徽”匾额。
敦煌之行是张大千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经过千年古迹的洗礼，他的艺术水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精神气韵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从此，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底气更加饱满，技巧更加纯熟，手法更加多样，创造出一种独立于世的气势恢宏、瑰丽雄奇的艺术风格。而这种风格既有着敦煌母亲的乳汁，祖国灿烂文化的底蕴，更闪耀着一代天才的光芒。他的作品不仅征服了国人，也风靡欧亚和美洲大陆。不久便被国际艺术学会公选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从而成为和毕加索齐名的世界画坛大师。
大千老人的晚年是在海外度过的。然而无论是在巴西、美国，还是在香港、台湾，他都深深地怀恋着故国亲人，怀恋着敦煌圣土。北京解放后，寓居香港的张大千精心绘制了一幅《赠润之先生荷花图轴》，托人带给毛泽东主席，而且将好些流散在国外的珍贵文物（如五代时的《韩熙载夜宴图》）托可靠朋友在香港转卖给国内。后来在巴西和美国，经常隔海遥望，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怀乡诗篇。谨摘其中饱含血泪的两首：
海角天涯鬓已霜，挥毫蘸泪写沧桑；五洲行遍犹寻胜，万里归迟总恋乡。
还乡无期恋乡深，岁岁相逢惑不尽；便欲买山结茅屋，柴门日日白云封。
1983年4月2日，85岁高龄的大千先生怀着刻骨铭心的故国情结和敦煌情结，仙逝于台湾摩耶精舍。
敦煌的保护神：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
奔赴敦煌
1943年的春天来得很晚。已经是阳历三月了，古城兰州还披着一层烟尘和土雾。唯一使它显得有点生气的是满街乱窜的“下边人”一抗战期间突然从南方各地拥来一些着西服打领带穿旗袍登高跟的男男女女一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化人。在这些匆匆奔走的过客之中，有一对气度不凡的青年特别引人注目：高大魁梧的常书鸿和漂亮活泼的陈芝秀。这是一对来自法国巴黎的艺术家夫妇。他俩来兰州已经好些日子了，整天无所事事地到处转游着，眉宇间充满无可奈何的忧戚。
常书鸿对古老的兰州水车情有独钟。每天清晨，他总要坐在黄河岸边，望着巨大的、披满了绿色苔衣的水车缓慢地、永不停息地转动，发出沉重的、有节奏的吱扭声。水斗里洒出的水花溅在他的身上、头上，使他感到一种透心的凉快。手里的画笔疾速地挥舞着，勾勒下充满西部情韵的髙原春晓。他的脚下，刚刚解冻的黄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跳跃嘶鸣着向前奔去。河面上浮动的晶莹细碎的冰块，在初升的阳光下闪着蓝的、紫的和红色的光。五彩的河水向着遥远的地方永无止息地流去、流去……常书鸿不由停下了手中的阃笔。他的眼前又浮现出了一条蓝色的河——美丽的塞纳河……
每当傍晚时分，一群留学法国的青年艺术家，总爱来到塞纳河畔散步和谈心。他们是“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的成员：冼星海、沈西苓、常书鸿、刘开渠、吕斯百、王临乙、陈芝秀……他们经常探讨和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艺术向何处去？冼星海和沈西苓认为，艺术要和现实生活相结合，要为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而战，艺术的根深埋在祖国的土地上。常书鸿则认为，艺术必须是纯而又纯、静而又静的，纯粹得像新鲜的空气，平静得像老子的哲学。这样的艺术才是崇髙的、永恒的。所以当沈西苓回到上海，拍出了电影《十字街头》时，冼星海回到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时，常书鸿还踯躅在巴黎街头，俨然以蒙巴那斯画家自居，在西方艺术的海洋里徜徉。他整天待在画室里，专心致志于静物画的创作。画呀画，一直画到鲜葡萄变成了烂葡萄，鲜蘑菇生出的菌丝蜘蛛网似的布满磁盆和台布。他更用鲜花一样的心情去描绘裸体少女优美的身姿，决心画出像古希腊的女神，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布提什利和19世纪恩格尔的作品那样永恒美丽的画面。那一段时期，他对西洋绘両的痴迷已经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他千百遍地在卢浮宫和其他一些美术馆巡礼，对达维的《拿破仑加冕》、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德拉克洛瓦的《西岛大屠杀》、马纳的《林中之宴》、莫奈的《睡莲》、德加的《舞女》、米勒的《晚祷》等名画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坚信这才是世界美术的正宗，人类艺术的源泉。
一天，常书鸿怀着十二分满足的心情，从卢浮宫参观出来。他习惯散步经过圣杰曼大道，顺便到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去浏览浏览。塞纳河水轻轻地荡漾着，微风掀开旧书摊上的书页。常书鸿随意地翻寻着，忽然发现了由6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他好奇地打开了合装的书壳，眼睛突然一亮：整整300幅敦煌壁画和雕塑的图片！完全陌生的东西！那大幅大幅的佛教艺术的构图，特别是公元5世纪北魏早期壁画，那遒劲有力的笔触，气魄雄伟的构图，完全可以和拜占庭基督教绘画相媲美。其风格的奔放，甚至比西方现代派还要粗野。而它的人物又刻画得那样的生动细腻！问题是，而这竟是1500年前的作品呀！他惊讶得扭曲了面容，半天也合不上嘴巴。就是这次小小的也是意外的发现，便决定了他此后将近60年的人生道路。
“先生，”书摊主人被青年画家如痴如醉的神情吸引住了，“您是中国人吧？”
“哦，是的。”常书鸿翻着画册，头也不抬地回答。“这些东西，”书摊主人带着炫耀的口气说，“还是我们的英雄伯希和博士去突厥斯坦探险时，在贵国的荒漠中发现的。”“噢？”常书鸿又是一惊。“是从一个叫做敦煌的山洞中拍摄的。”
“敦煌！”常书鸿不由念出了声，“哦，敦煌！”他心里涌上了一股悲凉：自己身为中国人，却从来不关心也不知道这样一个地方。倒是法兰西的“英雄”伯希和捷足先登了。
多么不可思议呀，这样多珍贵的壁画照片及一千多年前各民族古代文字的题款。常书鸿凝神静气，爱不释手地翻看着，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巴黎傍晚的夜色徐徐降临，塞纳河畔黄昏的烟雾也慢慢浓重了。“先生，”主人要收拾书摊了，“您是否要买这套图册？”“是……是的。”常书鸿摸了摸口袋，犹豫地问道，“要多少钱？”“看样子您是一位学生，”书摊主人和善地说道，“这样吧，您给个成本价：100法郎。”
常书鸿倒抽了一口凉气。他除了平日画一点静物画，有些微薄的收入，勉强地维持着自己和妻子陈芝秀，以及在法国出生的女儿常沙娜一家三口的生活外，可以说是身无长物。哪来100法郎买书？
看到青年画家尴尬的模样，热心的书摊主人爽朗地说：“先生，您不必买它了。我给您介绍一个地方，保您大饱眼福。”常书鸿用感激乂殷切的因光望着书摊主人。
“离此不远，有个吉美博物馆，您大概没有去过吧？那里收藏着许多彩色的敦煌绢画，您看了一定会满意的。”
第二天一大早，常书鸿就来到了吉美博物馆。那里陈列着许多伯希和于1908年从敦煌盗来的唐代大幅绢画。青年画家眼含热泪，目不暇给地参观了4个小时。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幅公元7世纪时所作的彩绘《父母恩重经》上。这幅巧夺天工的作品，早于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先驱者乔托700年；早于西洋油画的创始者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梵爱克800年；早于长期侨居意大利的法国学院派祖师波森一千年。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而且不仅仅是时代上的差距，敦煌艺术比起早期西洋艺术来，在表现手法和技巧上，更显出隽永先进的水平！
常书鸿感到一阵内疚。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艺术，他深为自己言必称希腊罗马，拜倒在西方艺术脚下而愧悔。他忽然悟出，对一个中国的艺术家来说，出路不在塞纳河边，而在长江黄河。还是冼星海说得对：我们的艺术之根在祖国，在饱受苦难的亿万同胞之中。当他离开吉美博物馆时，心底深处不由自主地涌动着两个滚烫的词：祖国！敦煌！就在此时此刻，他下定了决心：离开法国，离开巴黎。等待着青年艺术家的将不再是各国画家聚集的热闹喧腾的蒙巴那斯大街，而是遥远荒凉的蕴藏着十几个世纪民族艺术珍宝的敦煌石窟。
1936年秋，常书鸿终于结束了艺术上的彷徨，携带妻女，离开侨居10年的法兰西，冋到了战火纷飞的故国。可是他却迟迟未能实现去敦煌参拜的夙愿。最大的原因是困扰着艺术家经济窘迫的现实。于是他便一面在北平艺专、杭州艺专教书，一面等待着机会。几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一个天赐的良机。1943年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宣告成立。筹备期间，于右任委托徐悲鸿和梁思成物色一位合适的人选。徐、梁二位向于右任推荐的人都是常书鸿。而于右任自己对常书鸿的人品艺品也早有所闻，心里已经将其列为候选人。不料竟是这样的英雄所见略同，这样的不谋而合！于是这位国民党元老便专门发了烫金请柬，邀请年轻的留法博士到监察院长官邸吃便饭。“想不到你这么年轻。”饭后，一老一少品着香茗，促膝而谈。“今年多大岁数了？”
“38岁。”
“嗬，正是大有作为的年华！”“我一直想去敦煌，想趁着年轻力壮的时候〒点事业。”“所以我们选中了你。不过……”于右任沉吟有顷，“敦煌可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地方啊！”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常书鸿说，“如果怕艰苦，我就不会从法国问来了。”
“这就好，这就好。”于右任用诚挚的目光看着靑年艺术家，“书鸿！我说一句实话，那个地方不是一般人可以生存的。没有像宗教徒那样对艺术的虔诚，是很难长期待下去的。”
“我既然接受了任命，那就不想再离开敦煌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绝无半途而废的道理。”常书鸿的声调里充满了情感。
“好！”于右任一拍膝盖，“不人虎穴，焉得虎子！书鸿，你使我老汉看到了敦煌的未来！”
越谈越高兴，越谈越投机。两位艺术家围绕着敦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整整保了4个小时。第二天，各大报纸发表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髙一涵
副主任委员：常书鸿
秘书：王子云
委员：张大千 郑通和 张维 窦景椿
是年二月，常书鸿携夫人陈芝秀、11岁的女儿常沙娜、两岁的儿子常嘉陵离开重庆，来到西北重镇兰州，具体筹办有关事宜。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许多事情竟毫无头绪。刚开始时，各方人士还算热心。甘宁青检察使兼筹委会主任高一涵陪同常书鸿拜会了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省参议会长张鸿汀等。党政军大员各发了一通宏论，尤以谷胡子（谷正伦的雅号）的表态最为精彩。此人操一口贵州方言，说着说着便捶胸顿足，指天画地，唾沫星子乱溅：“格老子！龟儿保护国宝，弘扬民族文化，硬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凡我中华，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东西南北，这个这个……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一句话说完：哪个龟儿反对敦煌艺术研究所，哪个龟儿就是汉奸卖国贼，格老子砍他的头，送他上西天！”然后是大会小会，然后是各种文件，然后是重要社论，再后就没有任何下文了。碰了许多软钉子之后，常书鸿终于明白，那些慷慨激昂、字正腔圆的表态，原来都是官样文章。正如当时天天飞涨的物价一样，大大小小的官儿们赌咒发誓，声泪俱下，又是紧急会议，又是重要决议，保证要抑制通货膨胀，甚至拉出几个商贩枪毙给人们看。一切依然故我：物价继续飞涨民众继续抱怨，而公仆们餐桌上的酒肉也愈加丰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