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平山郁夫先生在常书鸿和段文杰的陪同下，参观了壁画和彩塑。第一次见识如此美妙绝伦的艺术真品，平山激动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他在《敦煌、有我追求的艺术》一书中，记下了当时的感受：
——“太棒了！棒极了！”我几度赞叹，但不知如何表述谢意，只会自言自语：“多谢了！多谢了！”这是对常书鸿先生为首的研究所诸位的感谢，感谢他们保存并研究了如此美好的宝藏。
——千年文化，齐集于敦煌莫高窟，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我非常钦佩留下这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的先人们。
——我真没有想到莫高窟壁画如此精美。照片与实物大不相同，实物比照片漂亮多了。毫无疑问，世界性名作都齐集于敦煌。
——超越时代，超越国境，超越所有人的价值观。
——如同玄奘三藏在印度找到佛教经典一样，我在敦煌找到了我的激情之源泉。因为对于我来说，最需要的就是纯真的激情。
——我曾幻想在那遥远的西天，有着日本文化的源泉。现在幻想变成了现实，日本文化的源泉就呈现在我的面前一而这也是我的艺术的源泉。
平山郁夫对于敦煌刻骨铭心的热爱，在他和著名作家井上靖、陈舜臣的对话录里有进一步的阐述——
陈舜臣：平山先生几乎每年都要去两次敦煌，可见对于數煌的向往。我想问一句：您已踏遍了丝绸之路，去过那样多的地方和城市，为什么单单偏爱敦煌呢？
平山郁夫：因为我总觉得敦煌保存着日本文化的精髓，或者说是源泉。源泉就是故乡。溯源而行，就是寻找精神故乡之行。心灵中的故乡，是人心激动之核心。我认为，接触源泉之源、核心之核的行为，可以发现自我，解剖自我。
井上靖：丝绸之路从罗马，从印度，从火山北路与南路，从西域南遒甚至从西藏，从俄罗斯，每条路线都汇集到敦煌。可以这样说：条条遒路通敦煌。所以古代的人们把视线集中到敦煌，反过来又可以看到世界的一切。
平山郁夫：井上先生的这一判断是能够成立的。或者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井上先生才以一种强烈的愿望，一种激昂的热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教煌》一书。
井上靖：中国人似乎不太理解我们日本人对丝绸之路的渴慕心理。所以，我一直在努力进行解释。日本人之所以憧憬辽阔、粗犷的敦煌，或许与大家久居狹隘封闭的岛国有一定关系吧？（笑）
陈舜臣：平山先生曾经说过：“不为名利的经营最后反而会把名利还给自己。我最需要的是使自身走向创作热源。我要的是纯真的激情，而这激情只有在敦煌莫高窟中才能找到。”请你阐释一下。
平山郁夫：每当我站在那一幅幅逾越千年的精美壁画之前时，总会有一种无法言传的激动贯穿我的全身，使我呆若木鸡。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醍醐灌顶吧！那些一千年前的作品，即使和鲁奥的名作放在一起，也是毫不逊色的。特别是唐代飞天，一笔下来，拉出的线条给人以跳动之感。尽管是画在垂直的墙壁上，也如同画在纸上一样栩栩如生。我们可以超越时空地听到作者的气息，而作者的激情也就会传递给我们。我所探求的源流正在于此。
自从1979年第一次到敦煌之后，平山先生又数十次地到敦煌写生、作画，创作了大量在世界美术界引起反响的作品，成为在日本和东山魁夷齐名的画坛领袖，并被选为东京艺术大学校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要求东京艺大的学生每年至少去敦煌一次，亲自看看日本文化的原典，否则不予毕业。
来自玄奘的使命感使平山郁夫在事业上奋进不止，也使他主动地挑起了一副神圣而崇高的重担：为保护敦煌而努力。他在《敦煌！有我追求的艺术》一书中写到：“当我旅途劳累时，体内就会发出一个声音——使命感。我知道，这是玄奘三藏的召唤。因而使我想到了风沙威胁下的敦煌。我决心效法玄奘，为保护敦煌而努力，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在平山郁夫的倡导下，坐落在东京中央区的以保护敦煌遗迹为宗旨的“文物保护振兴财团”于1987年4月成立，准备筹资25亿日元，用于敦煌文物的保护。之后不久，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应邀到东京艺术大学和创价大学讲学，平山郁夫和他商量了具体的援助内容。段文杰提出这样几个项目：建立一座现代化的敦煌文物陈列馆；建立敦煌艺术研修中心，以便中外学者能有住宿、作画、查阅资料的地方；将上、中寺修成佛教艺术比较陈列馆，下寺修缮后搞成藏经洞出土文物陈列馆；设立敦煌学术研究基金以及人才培养基金。平山郁夫当即表示：关于人才培养，你派人到日本来，由我们东京艺术大学培养就是了，食宿一律免费（从那时以来，东京艺术大学每年都培养4名来自敦煌研究院的青年，其中包括我国第一个文物保护科学博士李最雄）；学术基金，由我个人来解决。为了筹集这笔资金，平山先生举办了好几次画展，将卖画所得的两亿日元全部交给了敦煌研究院。关于现代化陈列馆的问题，平山郁夫提议由日本政府出钱建设。为了促成此事，他两次陪段文杰晋见竹下登首相，当面敲定了这个项目。1988年夏天，平山郁夫陪同竹下登首相访华，并特地去敦煌参观，实地考察了建设地址。经过日中两国工程人员的紧张建设，1994年8月，耗资10亿日元的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胜利落成。8月21日上午，三危山下举行了隆重的竣工典礼，日本前首相竹下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甘肃省长张吾乐等人为中心剪彩。同日下午，平山郁夫纪念幢在热烈的掌声中揭幕，以纪念这位洋玄奘多年来对敦煌文化所做的杰出贡献。揭幕仪式上，笔者有幸听到竹下登先生对敦煌的评价。这位70岁的日本政治家满怀感情地说：“敦煌是我们日本人精神上的故乡。莫高窟对于我来说，犹如一个富有传奇和梦幻色彩的世界，是我久已向往的地方。我和我的朋友平山郁夫能为敦煌做一点事情，是我们的荣幸，我们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洋玄奘万里取经的故事，只是日本人民热爱敦煌的一个缩影。日本是笃佛的国家，电视上经常举办佛经知识讲座。人们听了讲座，就要到敦煌来寻根礼佛。莫髙窟每年接待十几万境外游客，其中一多半是日本人。看过的人回去，又动员家人和亲戚朋友来看。许多日本人是一生中来过好几次。用前首相海部俊树的话来说，不到敦煌，就箅不得一个有文化的日本人。日本国民普遍把敦煌看做日本文化的故乡。他们到敦煌来参观，带有朝圣的意味。在日本列岛，对于敦煌的宣传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许多人连具体的洞子都知道。敦煌研究院的青年去日本留学，说起甘肃没有人知道，但一说起敦煌对方马上就肃然起敬了。每年的情景都是这样：日本人来到敦煌，一下汽车，老远地就把帽子摘下来以示崇敬。看过洞子后，总要在洞口流连一会。离开洞子时，好多人都流下眼泪。仙台一位叫做森田的游客告诉我们的接待员：他年轻的时候见过一张维摩诘的照片，就打心底里爱上了，把她看做他的第一个恋人。他的妻子就是按照维摩诘的样子寻找的。40多岁的时候，他终于来到了敦煌，见到了他心中的恋人。东京都一位70多岁的老人参观时非常动情地说：他是替老伴来朝圣的。他的老伴生前一直想来敦煌，但没有机会。老伴死后，他不顾年老体弱，代表老伴到敦煌来偿还心愿。当看到158窟庄严肃穆的涅槃佛时，老人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悟，觉得心情非常宁静。参观后他就长时间地坐在大榆树下（他将它当做了菩提树），双目紧闭，希望能够静静地死在敦煌的土地上——涅槃在日本文化的“根”上。1993年8月底，一个日本旅游团从新疆吐鲁番坐了18个小时汽车来到敦；）：皇，已是下午5点多。一看接待员们快要下班了，几个老太太趴在栏杆上就哭起来。她们边哭边说，我们不远万里来到丝绸之路，就是为了看一眼敦煌。要不是为了看敦煌，我们会这么大热天坐18个小时的汽车吗？接待员考虑到旅游团第二天早上就要离开敦煌，乘飞机回日本，就破例地延长了工作时间，满足了这些日本朋友的心愿。在莫高窟的入口处，立着一些高大的宣传栏，上面贴着许多日本友人的照片，他们都是敦煌事业的热心赞助者。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几位捐款数量不大的女士。其中一位叫山口节子的老太太，不幸患了癌症。临终以前，她将自己一生省吃俭用的100万日元捐蹭给了敦煌研究院。她用颤抖的手写了一封只有几行的来信，说她10年前曾经来过敦煌被神奇的壁画艺术迷住了。她觉得为神圣的敦煌献上一点爱心，死后她的灵魂将会得到安息。还有、位越智喜代秋女士，她16岁的女儿一年前遭车祸死了。女儿名叫越智佳智，生前十分向往敦煌。就在越智喜代秋做好了准备带领女儿出国西游的前夕，越智佳智不幸离开了人世。悲痛之中，越智喜代秋将家中的积蓄200万口元全部寄给了敦煌研究院。她觉得只有这样才算是对女儿最大的慰藉，少女纯洁的灵魂将会越过大海，飞往她热爱的艺术天国。
在敦煌采访的那些日子里，我仔细地观察了各种各样的游客。我明显地感到了中日两国观众的文化差异。日本人到敦煌来，主要是为了看文化，为了寻找东方文化的根。而大多数中国人来敦煌，则主要是为了凑热闹，因为正在流行敦煌热。日本人是抱着虔诚的心理来的，一些国人则是抱着“玩”的心态来的。日本人看过之后久久不忍离去，一步一回头。而我们的某些同胞看完后却高呼上当，说什么“几个黑洞子，一群泥塑像，有什么看头！”我就亲耳听到一位青年叹道：“真没意思！全是些黑糊糊的壁画，还不如迪斯科广场搞得漂亮呢，真没劲！”是的，要寻求刺激，要赶潮流，本来是不应该到这远离人间烟火的千年古刹中找感觉的。
两国游客在石窟中的神情也是迥然有异的，日本游客一般都看得认真仔细，频频发问，脸上充满了虔敬、肃穆的表情。一些围人则嗜嘻哈哈，走马观花，不求甚解。从洞子里出来，日本人眉宇间所呈现的是精神亨受，是心灵满足，是灵魂净化。国人脸上呈现的更多的却是无所谓、淡漠、疲惫。而且特别有趣的是，中日两国的年轻游客卜分容易分辨。那些举止时髦花枝招展披金戴银趾高气扬作玩世不恭状的青年男女，多半必定是国人。而那些穿戴朴素神情专注举止稳重认真谦和的青年，则必定多半是日本的男女学生。他们很像是中国50年代青年学生的穿着打扮，女青年没有一个花枝招展涂脂抹粉的。我当时记下这样一则曰记：
一群日本东京大学的学生从石窟中走了出来，他们的面孔因为极度的兴奋显得熠熠生光。几位女生的脸上还挂着泪痕。他们默默地走向汽车，谁也不说话，显然是经受了一次内心世界的深刻撞击。当他们走近大客车时，猛然站住了，一齐回过头来，长久地凝视着莫高窟……又一群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青年走了出来，嬉笑着奔向照相摊，兴高采烈地穿起皇帝或公主的袍服，极庄重地留下他们的倩影。当我走上去问他们对敦煌的印象时，一位操南方口音的男青年说道：“就那么回事！”
我不愿意说：仅从以上这些现象，就可以看出两国靑年甚至民族的未来了。但我要说：一个不尊重小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的青年，是不会有多大前途的。
回过头来让我们再谈谈平山郁夫。从1980年开始，平山先生即着手在奈良药师寺完成一件气势恢宏的壁画，以报答玄奘和敦煌在艺术上对他的养育之恩。这幅壁画高2.2米，长48米，其规模之大在日本是空前的。平山表示，他要以玄奘伏案20个春秋翻译经卷的精神为楷模，计划用20年的时间把玄奘取经的事迹全部描绘于壁画之中，特别要突出玄奘在敦煌的沙漠中顽强跋涉的场面。为了完成这一伟业，10年来平山郁夫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并且担负了壁画工程的全部费用。日本画坛和佛教界对这幅巨大的壁画寄予很大期望。当20世纪的最后一天来临的时候，这幅象征着中日友谊的人类艺术史上的杰作，在当代画圣平山郁夫的笔下打上句号。
一座被誉为日本莫高窟的艺术殿堂，屹立于雄伟秀丽的富士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