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有荤素之别，太荤了，有伤大雅，不但你害了别人，而且降低了自己
玩笑有荤素之别，这本是西方的观念，似乎是这几年才引进中国的，其含义不是动物性食物或植物性食物的区别，而是性暗示有无和强弱。
在幽默语言中，不管是舞台表演的，还是人际交往的，性暗示过分强烈的叫做荤幽默或黄色幽默，反之则叫做素幽默。黄色幽默发生在公开场合，可能有伤大雅，引起反感，即使本来可能接受它的人，也往往顾忌朋友师长的态度而不知如何反应是好。
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人的幽默很少与性暗示有关，特别是在正统戏曲舞台上，主角多为政治地位很高的帝王将相，文化水平也很高的小姐和公子，性暗示似乎与之无缘，即使男女有所调笑则无例外都是素的。
但是在戏曲和白话小说中写到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性暗示不那么稀罕了，有时甚至是性泛滥，如“三言”、“二拍”的某些篇章和以正面写性生活著名的《金瓶梅》，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中国的戏曲和小说所描述的性，大都太直接了，感官刺激性太强，因而基本上没有什么幽默感。尤其是戏曲中有些丑的插科打诨，偶尔也有涉及性的，那就荤得不能再荤。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戏曲小说兴盛时期，并没有一个西欧那样的个性解放的运动，因而禁欲主义是相当严酷的。在正统文人的诗文以禁欲主义为特性，甚至连许多严肃的白话小说，都有禁欲主义的明显倾向。台湾学者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很中肯地指出过，《水浒传》中的英雄在超人的食欲方面不亚于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庞大固埃，然而，在女色方面则毫无例外是绝对禁绝的，也许正因为这方面禁绝得太厉害，太严酷了，在另一类小说中就有一种放任性冲动的现象。
相比起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就不同，薄氏所讽刺的对象正是虚伪的禁欲主义，但他不像《金瓶梅》和“三言”“二拍”中的某些篇章那样去正面描写性生活，他总是从侧面用幽默的笔法淡化其刺激性，以揭露禁欲主义的虚伪。每逢涉及性行为时，他总是用暗喻、象征、导致荒谬的办法，一闪而过，而把那掩饰人性中这种本能的荒谬效果加以充分的夸张。因而他在这方面的幽默虽然有些还是太荤，但大多数还算是比较素的。由于并不完全是素的，因而笔者在此无法引例作证。当然，这不是说，在中国人心灵中就没有以幽默的态度看待性关系的了，有肯定是有的，只是，由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被记录下来的是太少了，虽然如此，要举出一些例子也并不困难。
《世说新语·排调》记载：
东晋元帝（就是那个在长江南岸重建晋东王朝的皇帝）得了个儿子，遍赏赐群臣。有一个叫殷羡的臣子谦让地说：“皇子诞生，普天同庆，我没有什么功劳，怎么犒赏到我？”
元帝笑道：“这种事怎么能让你们有功劳呢？”
对于中国皇帝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荤的幽默，然而并不失体统，由于它相当含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里既有亲切戏谑的性质，又有自我调侃的意味，如果不是在喜得皇子这样的大庆之日，以皇帝之尊是绝不会这样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元帝这个玩笑与其说他太荤还不如说他荤素得体好些。因为这里的性暗示微乎其微。
在冯梦龙的《笑府》中，相当荤的幽默，大概不在少数，以致周作人根据日本刻本编纂《笑府》的选本时，特别声明，太荤的不能不删去。即使这样，在后来出版的《笑府选》中仍然留下了一些半荤半素的幽默故事，今选其较素者以供参考。
有客来访，偶谈及丝瓜萎阳，不如韭菜能壮阳，主人呼酒不至，以问儿，儿日：“娘往园中去了。”问何为？答日：“要拔去丝瓜种韭菜。”
一妇临产创甚，与夫誓日：“以后不许近身，宁可一世无儿，再不干那营生矣。”夫日：“谨依遵命。”及生一女，夫妻相议命名，妻日：“唤做‘招弟’罢。”
第一个故事有一点儿荤，性暗示较强，但并不粗野，第二个故事，则基本上不属于性暗示了。
尽管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但毕竟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还是比较罕见的。
对于性暗示的回避成了中国严肃文学艺术的传统，直至今日仍然占据主流，以至于在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上，有一个《打麻将》的喜剧小品，表现一个老婆是赌鬼，丈夫怕老婆，被老婆逼得到处借钱，最后听从了母亲的劝告，有意酗酒，在酒意蒙眬中写下一纸文书：把老婆租给同台主持节目的李默然，而且这纸文书还是由老婆在台上面向观众念出来的。
应该说，这样的带荤的幽默，从1949年以来在舞台、银幕、屏幕上还是第一次。起初，观众是吃了一惊，但很快爆发了掌声，显然，这种程度的性暗示，他们能够接受。原因是：这纸文书是个醉鬼写出来的。这就大大减少了它的草性。
总的来说荤素调匀，主要是一个分寸感的问题，这不但由幽默家来决定，而且也由交谈对方的心理文化背景决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现场，乃至不同的形式都会影响到荤素调匀的配比。
在这方面风险和成功率是成正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