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一问起他的事情来，他都用极简单的几个字做答。问他上阿里难不难，他说，“上多了也就那样。”问在喀喇昆仑山上动刀子是啥感觉，他说，“条件差点，也没啥。”我知道他有个“昆仑山上一把刀”的绰号，就问他这绰号的来历，他笑笑说，“胡叫呗。”他说，其实在山上动刀子的人有的是比如陈院长，还有……问他在山上救过外国人没有，他说救过。问他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他想了想说广救的外国人多了，记不起了，只记得一个叫珍妮的以色列人。“听这名宇，是个女的吧？”笔者问。
“是个姑娘，很漂亮。”李雷振说她是来旅游的，准备到阿里去。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来的人很多，南疆是个热点，登山的、探险的、考察的、做生意的，什么人都有。珍妮还没走到甜水悔，就得了急性肺水肿，送到了医疗站，我们就救呗。”说罢，他笑着看我，不再说话了。
“那个珍妮……治好了？”我这样问了一句，显然有些多佘，我只是想把我们的交谈继续下去。
“当然。”
“珍妮一定很感谢你们？”
“她很高兴。”他避开了“感谢”这个词，他说。“治好以后，她不走了，她说三十里营房这地方她一辈子也忘不了，她说这里的人真好。珍妮在医疗站留了好些日子，帮我们拉水、扫地，那时负责这些工作的护士叫王军丽，走的时候，她们难舍难分。”
说到与他自己无关的事情时，李雷振的话多了起来。在交谈中我发现，他的记忆力很好。
“还记得别的外国患者吗？”我又问。
李雷振想了想，说广一个德国人在红柳滩得了急病，名字我忘了，叫汉森还是哈里斯，治好了，分别时他很认真地邀请我到汉堡去，他说他可以为我联系上学或工作被我谢绝了。”
“在别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你为什么要谢绝？”
“很简单，喀喇昆仑山需要我，而我在汉堡什么也不是。”
看来，我又问错了。
“在喀喇昆仑山，三十里营房医疗站也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它的对外形象不错。”李雷振说到这里，显得很高兴。
由此，我们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我面前这个1968年的老兵从1971年就上山守防了，守过海拔5410米的河尾滩哨卡，比全军海拔最高的神仙湾哨卡还要高出30米。由于这里环境太恶劣，人无法长期生存，现在已改为季节哨。李雷振开始时是卫生员，后来当了医生。在河尾滩哨卡，一名叫高扣扣的哨兵正站着哨就昏迷过去了，李雷振赶到哨位去抢救，由于髙山缺氧背不动，就用一块帆布把哨兵放上去，一点一点往下拉，从哨位到下面停车的平地，短短一百多米，他竟用了一个多小时。
他的儿子大概是上喀喇昆仑山年龄最小的军中人。儿子两岁那年，岳父病重，不能自理，妻子回老家侍候，李雷振带着儿子在昆仑山上呆了整整两年，他尤论走到哪里，身后都要跟个小尾巴。在玛扎达坂，司机对他儿子说在这里尿泡尿吧。”孩子掏出小鸡鸡，朝着大山撒尿，司机说，比布鲁塞尔那个撒尿的小孩（指那座著名的城市雕塑）神气多了。
李雷振的爱人在老家当老师，随军来到叶城，给他生了两个娃娃，那时他的工资才62.14元，雇不起保姆，爱人就不工作了，专门看娃娃。现在孩子都大了，她才四十多岁，他又总在山上，她在家里呆不住，就出去给人打工，啥活都干，工资少得可怜，一天三块五块。她埋怨他耽误了她。他说活该你嫁了个当兵的。她不说话。
李雷振说也不怪人家埋怨，人家最困难的时候他都在山上。1987年边防三年基本建设扫尾，不敢马虎，他从1986年口月份上去，一直到1987年6月，在疗站守冬，一天都没下来过。那时岳母瘫痪在床，他说他不知道她是怎么撑过来的。
以后他年年都匕山，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爱人习惯了，知道家里指望不上他，也就不指望了。
李雷振手中那把起死回生的手术刀在喀喇昆仑山的风雪中淬着火，锻造着，越来越锋利。
1990年10月6日，驻三十里营房某单位发生爆炸，伤了24人，他带着医疗站全力抢救，全部治愈。
1990年12月，一位民工在山上干活时把钢钎扎到胸腔里，送到他这里，他为患者安全地施行了手术。
1996年，一名在山上施工的志愿兵脾破裂，他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施行了脾修补术，然后用飞机送到了乌鲁木齐。
三个手电筒，几盏马灯，这就是山上的无影灯，李雷振在这样的条件下做了无数次手术。
知道李雷振的手术做得好，许多守防的战士在下山之前，都要找他割包皮，最多的一个上午，他一口气拉了四十多个。
三十里营房养了一条狗，过春节，战土要杀了吃肉。他开玩笑说，它是你们的包皮喂大的，你们能杀它狗于是留了下来。
问起李雷振为维吾尔族女牧民热依尔罕在海拔3700米的阿卡子达坂接生的事，李雷振说这事来人都问，就那么回事，写了多少遍，再说也没多大意思了。执意不说。
在此，原文摘录下二十里营房医疗站巡回演讲组演讲稿上关于这个故事的一段文字：
1982年4月的一天晚上，10多公里外的维吾尔牧民热依尔罕难产，情况非常危急，军医李雷振和两名护士拿来褥子铺在车厢里，又用帆布在车厢中搭起了一个挡风棚。载着产妇的“特别救护车”连夜向山下急速驶去。当汽车行至海拔3700米的阿卡子达坂时，产妇突然腹痛加剧，必须马上手术。严寒缺氧的达坂上接生婴儿，人们还没听说过。作为医生，李雷振十分清楚，后果难料，责任重大。为了母子的安危，他不顾个人得失，果断就地接生，尽最大努力保全母子的生命。他凭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最后用产钳把婴儿接了下来。可这时，婴儿全身发紫，随时都有窒息死亡的可能。医生的责任，使他不顾难闻的气味，嘴对着婴儿的口，把脏物吸了出来，保证了母子二人安然无恙。由于婴儿嫩幼，这个小巴郎的头上留下了一圈产钳的印迹。10年后，李医生在边防一线巡诊时，又碰到了那位产妇，她拉着儿子来到李医生跟前，指着儿子头上的印迹，连声说道你是我们巴郎的救星啊，解放军亚克西！”……
我问李雷振你当时在冰达坂上做接生，把握大吗？”
李雷振说我只想着，如果她们在一个医生的眼皮子底下死去，那将是这个医生抹不去的耻辱。
我一时没有说话，我被李雷振这句话震动了。我想起了山下，想起了遥远的繁华都市里由于种种原因耽误了治疗，而死在医生眼皮底下的患者。麻木应该被这冰达坂上的接生震醒。
我问李雷振当时周围的情况还记得吗？”
李雷振天很黑，风很大，好像有点雪，不大，气温预报零下二十七度。”
“顺利接生之后，你很开心吧？”
“我很乏，一会儿觉得身上冷冰冰的，原来衣服全湿透了。”
三十里营房的夜，很静。
晚上十一点半（由于时差原因，新疆的作息时间比内地晚两小时），有人来敲门。
我开了门，走进来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我一眼认出了下午在医疗站见过的《昆仑卫士报》主编王春英，此时她穿件白大褂，背着药箱，一看就是一个很精干的护士。
“我们是来巡诊的。”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大夫对我说。
我说我还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
“这是制度他说，也许他感到自己说的生硬了一点，又笑笑补充说这是我们医疗站给自己定的制度，每夭晚上要对初上昆仑山的官兵巡诊一遍
这时，王春英向我介绍说，他是医疗站站长，叫李朝斌。另一位谢了顶的大夫是副站长曾云，曾副站长不仅谢了顶，还很瘦。
两位站长这么晚了亲自巡诊，使人油然而生敬意。
交谈中我得知，他们吃过晚饭就来到了一街之隔的兵站，我住在兵站的三楼，他们是从一楼挨个房间巡诊走上来的，他们说本来可以早一点上来，谁知今天一下子来了两个车队，一楼挤得满满的，挨个屋子走下来，就到了快熄灯的时间。
“你们每天都这样？”我问。
“嗯，每天。”李朝斌站长说。
“从啥时候开始的？”
“建站就有了这制度。”
“38年了？”
“38年。”李朝斌轻描淡写地说。
38年，在我的想象中，漫长得没有边际。
他们开始为我检查，问病史，听诊，切脉，量血压，做心电图……每一项他们都做得很仔细很认真。
“不错，血压有点高，当然，这是在山上，不过你还是要注意。”李站长说。
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些在山上需要注意的事情，给了一些预防高原病的药，和我道了别，又到了隔壁的那间房子，那里住着一个搭车到阿里去看望丈夫的河南女人。
李朝斌是三十里营房医疗站第三十八任站长。
四川巴中人李朝斌有几分传奇。
有人说他命硬，灾祸见到他也得退避三舍。每次上山，一坐上车，他就用皮大衣一裹，窝在车座上睡觉，山再陡路再险风雪再大，也搅醒不了他。别人问他上喀喇昆仑咋敢这样大大咧咧。他说你提心吊胆又能咋样，我从上车的那一刻起就把小命交给司机了，不管了。谈起车上睡觉，李朝斌说车上睡觉能传染给别人，为了防止司机受传染打瞌睡，他上车总坐后排座。他说他的福分大，爬昆仑，走阿里，上山下山无数次，遇到的险情不计其数，他都在酣睡中化险为夷，竟没伤着一根毫毛。他说别看昆仑山厉害，就是放不倒他。说到这里，他一脸轻松。
他常常在途中被汽车颠醒，这时，他总能听到司机说的是这么一句话妈的，吓死人了，刚才好险……”
他接过说广是吗？”
说罢，又拉起了鼾声。
也有例外不睡觉的时候，那就是他陪首长上山。如果他和首长同坐一辆车，他会瞪大眼睛，警觉得连一个盹也不打。大家都说这也是一种本事。当然，如果他和首长分坐两辆车，他会照睡不误。
他经常承担首长上山的保健任务。如果首长上山，他恰在三十里营房医疗站，陪首长上昆仑走阿黾的自然是他。如果他在山下，医院领导也要派他去。一来是因为他医术好，特别是对髙原病的疗治颇有研究，二来他常年跑昆仑山跑阿里高原，地形熟悉，派他去比较放心。开始是医院领导指派，时间长了各级首长都熟悉了他，一上昆仑就点名要他去。他不仅能搞保健，还能当向导，加上他性格豪爽，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也能跑前跑后有说有笑，有这样一位医生陪着，上山不仅心里安全，还去了不少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