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它的连续性，就象一条切不断的河流。今天与昨天，现实与历史，总有一种内在的物质与精神上的联系，我们需要描写当前现实生活的作品，也需要描写已成为历史了的过去生活的作品。然而，现实又总在不断地审视历史，选择历史，读者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对写过去生活的作品，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领悟和理解这种“新的要求”，一味重复老掉牙的故事，陈旧的主题，那只能与读者在心理上、感情上的距离越来越大。看来，如何面兑现状写过去，写历史，包括写革命战争，是值得作家们探讨的一个新课题。
重要的在于能否贯注当代精神能否从历史联系中“切中”时代脉搏，能否从过去的生活素，材里发掘有益于今天的形象；材料、思想材料、道德材料，能否提炼出对今天有积极意义的主题。在这一方面，孟伟哉同志一直在进行着探索和尝试。他是以写抗美援朝战争的生活而知名的。继《昨天的战争》之后，近年来他的不少作品的题材面，仍然围绕着战争生活，或者战争结束后人物的命运轨迹来展开的。他追求的目标似乎是：生活素材是陈旧的，人物精神和主题思想是崭新的；写的是五十年代之事，寄托的是今日之情；用现实之光照亮旧的生话材料，从中翻掘出新的珍宝，开拓出新的题材。例如短篇小说《战俘》、《尊严》、《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等作品，不独题材上有新的开拓，为过去战争文学中少见；而且主题新颖，现实感强烈，把历史与现实贯通起来了。
我觉得，孟伟哉这种努力体现“新的要求”的艺术探索，这种对历史生活的“再认识”，取得更显著成果的，还是他的两部中篇近作：《一座雕像的诞生》和《夫妇》。两部小说各有一位女主角：欧阳兰和石萍。她们都是从战争岁月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妇女、知识分子；年纪相仿，表面看来经历相似。但是，在战争的硝烟散去后，在接踵而来的人生波涛中，由于她们对幸福的理解不同，人生的目的不同，竟走了全然相反的道路。这是两个在人生观、道德观、幸福观上尖锐对立的形象，一正一反，映现出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作家是有所为而作的，他于往事的“回顾”中贯注了强烈的现实精神。十年内乱，人们在普遍地重新思索人生意义，重新认识“人的价值”，重建人生信念。特别是《雕像》，正是与这种对人生意义探索的思潮契合呼应了。因而它们扣动了广大读者的心弦。
在《雕像》里，作者没有象以往的许多作品，把女主人公写成一个出生入死的英雄。欧阳兰所遭遇到的矛盾，既是“最个人的”，又是与集体、与社会、与革命事业联系最紧密的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是痛苦的，也是深刻的。就在战争结束的前夜，女护士长李坚继丈夫之后牺牲了，她在欧阳兰的怀抱中停止了呼吸。烈士临终嘱托，希望欧阳兰回国后看一看她的两个孩子，然后流下了两滴珠泪，生者与死者、幸存者与牺牲者就这样分手了。欧阳兰为长眠异邦的烈士悲怆，烈士的精神已注入她的心田，探望遗孤成了她不可遏制的激情。当两个孤儿把她错认做“妈妈”的时候，当两个长久缺乏母爱的孩子枕着她的胸脯酣睡的时候，怎不使她柔肠寸断，心如刀割？作为一个“幸存者”，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许多生命的综合，她应该充当“母亲”，挑起抚养遗孤的重任《但是，作为一个正值芳年的少女，又有另一种更加属于“自我”的激情在召唤她，吸引她。战争已经耽误了青春，现在需要的是尽快与朝思华想的未婚夫完婚了。两股激情，两种合理的人生要求，在她心中交织，她希望能把高尚的道德行为与甜美的爱情一起付诸实现。
然而，就在对待两个革命遗孤的问题上，她和未婚夫黄益升发生了矛盾，发生了一般的道德观念与崇高的道德观念的冲突。黄益升并不象某些评论者指责的，是个道德品质低劣的人。他除了爱情，还不得不考虑到某些经济利益、血统关系，这只是代表了社会上一般的道德水准，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和平环境里的大学生黄益升，与在战争的血与火中淬冶过的大学生欧阳兰，在道德观念上已产生了巨大悬殊。黄益升的爱欧阳兰，爱的是“过去的她”。而现在的欧阳兰却已经“变成一个兵”了；黄希望得到自己的“子嗣后代”，而欧阳兰却以全生命钟爱两个烈士子弟；黄感到欧阳兰已出现“心理变态”，欧阳兰则感到黄的某些灵魂角落，未曾暴露“也始终未变”。这已不止是对两个遗孤的态度分歧，而是由此引发的两种道德观念的深刻分歧。怀抱着遗孤，失去了爱情；为了理想与信念，牺牲了现实利益，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对于一个从战场归来，渴望和平与爱情的姑娘来说，这又是多么沉重的打击！虽然欧阳兰已把自己炼成“有泪不轻弹的人”了，她还是为褪色的爱情、为自己的道德信念得不到呼应而哭湿了一页页信笺。
欧阳兰的道德行为是崇高的，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强烈表现。如她所说，她不是为了“报一己之恩”。那种为了“报恩”，为了“士为知己者死”，而去拯救遗孤的行为，封建社会有过；比如《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白，那种为了“良心的忏悔”，为了“道德的自我完善”而去营救和抚养遗孤的行为，资本主义社会有过，比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而象欧阳兰这样，出于对自己的阶级和战友的深厚感情，出于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的，把一己的幸福建立在让整个阶级幸福的基础上的高尚行为，就站在历史的最新高度上，是只有无产阶级才可能具有的道德规范。
欧阳兰的道德行为又是真实的，是从她自己的革命实践和阶级利益中自然形成的。她不是那种一。出世、一落地就是“英雄”的角色，她起初是个娇弱者，一个多少带着孤芳自赏情调的大学生但她在战火中锤炼自己，变成了一个刚柔相济、无私无畏，有自己的鲜明爱憎和生活路标的革命者。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欧阳兰之所以其有“蕴含于温情中的高尚美”，深深地怜爱遗孤，是因为她的血管里奔流着千万烈士的血，她是前仆后继的“最可爱的人”中的一个“幸存者”。她巨大的爱与恨的感情潮汐，岂是漫步黄浦江衅的大学生黄益升能够感应的吗？要求黄益升其有同样的感情，其实是苛求。他与她的“谈判”破裂倒是势所必然的。
由《雕像》可以看出，作家一方面敏锐地把握了昨天与今天在精神上、道德上的某种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他又寻求到了一种新的重要的表现角度。这种新角度，就是从道德行为的角度去推写人、评价人。一般地说，过去我们的许多作品，总是习惯于从政治生活、思想斗争、生产实践的角度写人的，很少有意识地集中从道德的角度剖析心灵、臧否人物、反映时代的流动变迁。事实上，从道德观念、道德行为、道德理想的变化和对比中挖掘灵魂，对文学创作来说，是一个极其广阔的艺术天地。道德是谓整人们之间以及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法律不能强制道德，道德的力量无处不在，它比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要更加广泛，更有渗透性。道德规范象一面明镜。你可以不受法律的审讯，却无法在道德准则的明镜前把灵魂掩藏。善与恶、公正与偏私、忠厚与狡诈、诚实与虚伪、贞洁与淫乱、高尚与卑劣，都会在这面镜子前纤毫毕露，无可遁形。
《雕像》是一篇道德小说；而《夫妇》同样是从道德的角度对人物的精神世界展开了更深刻细致描写的作品。女主人公石萍的阴暗复杂的感情，不洁的灵魂，是在道德的“聚光灯”下，被由表及里地透视在读者面前的。
小说写了四个家庭，六对夫妇，相互比较，意在探索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但除了石萍和宋愚之外的家庭，都是虚写，作为背景；作者全力刻画的还是石萍的这个人。《雕像》写欧阳兰是通过她高尚的行动本身展开的；《夫妇》写石萍则是通过她在三种“世界现实世界”、“内心世界”、“梦幻世界”中的恐怖、痛苦、欢乐来揭示的。对于石萍这个在隐秘的痛苦中煎熬的人物来说，这种写法很有力量。
石萍有一个体面的外表，她参加革命较早，不知内请的人也许还会对她产生几分敬意。然而，道德是严肃的、无情的。石萍曾暗中欺骗过丈夫，她的虐待和冷酷导致了丈夫的自杀；虽然这些都被各种社会因素掩盖着，“孩子们也一直把她当作可怜而无辜的母亲”，但她不能不受到良心的谴责，不能不在一生的悔恨中，时时鞭打和拷问自己的灵魂。
这种对灵魂的鞭笞是很痛苦的，所以常以“心灵的回视”的方式出现。欧阳兰战后因两个革命遗孤的处理与未婚夫绝交了，石萍在解放后因宋愚分到了一所官僚的住宅而得意于自己的婚姻抉择，欧阳兰为别人活着，石萍让别人为她活着；欧阳兰终于找到具有同样的高尚情操的伴侣张森，石萍为了“精神享受”终于找到精神同样低下的“情夫”。欧阳兰的精神支柱是革命的集体主义，石萍的思想基础是掩饰着的个人主义。当我们把两部作品中的两个女主角加以对照时，会感到作者非常注重人物个性的刻画。石萍是革命队伍中的“这一个”，由于缺乏革命信念，她也觉得“革命好”，好就好在可以分到宽敞的住宅、享受到特权、受到早年女同学们的羡慕。当她穿起白色睡衣在廊柱间漫游时，不比昔日的“少将夫人”还要娇美和神气么？她精神日趋空虚，象寄生在老革命宋愚这棵大树上的木耳。一面汲取物质需要，一面不满足于宋愚的古板朴拙，发展到寻求“外遇”。
终于，在“文革”的风暴陡起、宋愚这棵大树行将折断时，石萍这朵“黑木耳”迅速离开宋愚，又想依附到“阶级斗争”的武器上寻找出路，实质仍然是保存自己。她以最“革命”的名义，以“私房话”为“有力证据”，以有背于夫妇道德的最不人道的虐待，促成了宋愚之死。可是，“革命”的外衣遮不住道德的裸体。为什么查询案情的公安人员，对慷慨陈词的石萍非但不赏识，反倒投来那样一种“骇异、轻蔑、疑问”的目光？这是无声的道德的审判。石萍虽然凭依着“阶级斗争”的“强大”靠山，也不能不感到灵魂的颤抖！当“四害”清除，生活回到常轨，每个家庭和个人都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时，当那一对风尘知己、患难之交的外科大夫夫妇向石萍的女儿秋秋举杯祝福时，为什么石萍仍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失去道德力量支撑的痛苦灵魂的颤抖！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人生？爱情、婚姻、家庭与道德、法律、政治斗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石萍刚从恶梦中惊醒，开始在忏悔中返思了。
对于十年浩劫给人们造成心灵创伤的描写，《夫妇》有其一定深度。不少作品由于忽视了人物个性的重要性，忽视了个人道德的因素，往往是无恶不归“四人帮”，实际上把十年动乱的复杂生活简单化了。石萍完全可以把自己列入受害者的行列，可是，作家却从道德的角度揭穿了这个表象，指出了她在某种意义土，由于道德的沉沦，实际上助纣为虐，不是受害者而是迫害者。当然，在整个人生舞台上，她同时又是受害者，是资产阶级卑鄙的利己主义侵害了她的道德、良心和灵魂。深入地解剖个性、解剖灵魂，是现实主义深化的特点，也是反映十年动乱生活在创作上深化的一个特点。
《雕像》与《夫妇》在艺术上各有特色。作家依据不同的题材，量体裁衣，采用了不同的艺术手法。《雕像》是以感人的情节取胜的，作品善于切取富于诗情的片断，充分发挥和渲染，而舍弃和跳过一般的情节交待。就象注重典型意境和特写镜头表现的电影诗一样。缺点也是明显的。后半部分流于情节交待，张森的出现不但突然，而且生活依据也不够。《夫妇》在艺术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为了揭示灵魂，作家吸收意识流的手法，在梦境、现实和内心三个“世界”里揭示心灵，仿佛三股水流，时而交叉，时而分水，时而聚拢。虽有时序的颠倒，读来不觉紊乱，固有一条潜在的线索蜿蜒其间，那就是石萍的心灵变化的历程和逻辑联系。小说以一个成功的梦境描写开始，制造气氛，使全篇浸透了一种反省、忏悔的色彩。不足的是，在一些关乎人物性格发展的筋节之处，具体刻画常被带哲理色彩的议论代替，削弱了形象的具体性、鲜明性。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雕像》与《夫妇》以题材上，角度上的新的处理，从过去的生活中汲取诗情和教训，对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作出了艺术上的努力。的确，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时代特点，现实精神，是并不完全取决于小说故事的年代的，两都作品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这是大目标，条条渠道都能通向它。让我们的文学在更广阔的道路上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