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挖掘的深入程度来看，就心理刻画的细致来说，《乡愁》也许更为出色。我读过许许多多写十年动乱的作品，却没有见过《乡愁》这样特异的。它的魅力何在？它的魅力来自“她”——小说中的女主角的精神光辉。“她”和《甜甜的刺莓》中的竹妹不同，“她”和幺姑有别，离和向小妹迥异。在“她”的身上，巧妙地糅合了野性的美与温顺的美，刚的美与阴柔的美。
小说的故事“间架”其实是很简单的。在武斗剧烈时期，乡下少妇“她”殷切盼着在城里工作的大学生丈夫回来，却遇到一个在武斗中受伤，快要死去的城市青年流落到了乡下，使搭救了他，把他从死亡线上救活了。“对立面”的人来搜捕时，她挺身而出，厉言峻色地堵了回去。后来，丈夫归来，“她”拦不住两个“誓死捍卫”自己“信念”的“敌人”发生格斗，眼看着他们双双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故事不算新鲜，结尾的处理也许多少有点过份了。但问题在于，作家并不想表现武斗的残忍酷烈，也并不想从历史的旧账中寻找理性的教训。那么，他的着眼点究竟在哪里？他的艺术的“聚焦点”在哪里？依我看，作家是要我们从乡下少妇“她”的眼中看荒谬的世情，透过“她”来表现乡下农民与城市“造反者”的心理隔膜，乡下姑娘与城市大学生的精神差异，以及“革命造反”与淳厚的人情之间，恶化了的人与人的关系与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之间，被煽动起来的兽性与人民大众的人性之间的尖锐冲突。是的，“她”是不能理解这动乱的生活的：“我硬是搞不清，有理就摆出来讲唦，看那个讲得赢唦，都是社会主义的人，好好的，只为一个什么观点，就真刀真枪打起来了，何苦呢？何苦呢？”时代的荒谬被姑娘最朴素的话语道尽了。
就在这荒谬时代的纷繁矛盾冲突里，小说深刻地、动人地挖掘了“她”身上丰富的劳动者的感情。为什么，“她”要救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的命呢？就是劳动者的朴素的爱的力量。因为，在人民大众之间，人跟人应该是朋友，是亲人。对这个充满着母性爱的乡下少妇来说，“她”觉得救死扶伤是她的本分，是真正合乎人性的。在这样做的时候，“她”是勇敢的，无所畏惧的。长舌妇们指着“她”的后脊梁窃窃私议：“骚！她捡了一个过路的野男人！”对这不怀好意的议论，她虽然没有听见，但“她用自己极度灵敏的神经末梢感觉到了”，“她马上作出了反应，胸脯挺起来，脑壳昂得高高的，眼睛望着天上的云”。“她的玫瑰色的光脚板，在弯弯的用青石板铺成的村路上，很有力地吧哒吧哒响”。当一群城里的“造反者”要闻进里屋，搜捕受伤青年的紧急时刻，她一反温柔的常态，举起铁锄，历声宣称；“他是我的丈夫！”多么勇敢，多么豪爽，多么可敬！“她”简直让我们想起了梅里美笔下的高仑芭式的野性的美。然而，“她”又是多么地柔顺而坚贞。对丈夫的深刻思念煎熬着她，就是对这位不知名姓的青年男子，她也尽着农家女子的本分，悉心照料，耐心而又体贴。这里没有丝毫暧昧之情，有的只是劳动者的或者说土家族妇女的博爱的胸怀。那养伤的青年误以为“她”爱上了他，感情冲动地捤住“她”的手说：“刚才，你讲我是你丈夫……你真的愿我做你的丈夫吗？”
“不愿！”这是她的回答，象吐枇杷子一样利索，干脆，并且告诉他“我是有丈夫的人！到明年，我就要做阿妈了！”。
读到这里，真象作者形容的，仿佛听到了“冬天里的炸雷”，使人灵魂震颤。我看到了一颗高尚的心灵，我看到了一个既温柔又大胆，既刚烈又多情的饱含着“人民大众的人性”的优美形象。当年沈从文的作品里，写过一个磨房女儿三三，她不能理解一位城里来的少爷，虽然她感到了一种朦胧的爱。《乡愁》中的“她”也常常在推磨，“她”也不理解城里的丈夫和养伤的青年。可是，这种“不理解”又有着多么不同的内容啊！从“三三”到“她”，历史已经翻过了多少篇页！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前面说过，孙健忠深深地关切着家乡的人民。他的作品不脱离政治，“大跃进”和浮夸风，十年动乱和刀光剑影，他都不回避；可是，他又总在巧妙地进行着艺术的“回避”。“刀光剑影”和“劳民伤财”都退居到了幕后，“人民大众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照满了他的舞台。至少在以上两个短篇中他做到了这一点，包括《我的老师和她的爱人》也是如此。
四
写作之难，“难的是写活一个人！”一位卓有成就的老作家曾经这样深深地感叹过。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矛盾就没有人物，没有矛盾也就没有人物的生命。理论家们也都这样强调过。
可是，究竟怎样才能写活一个人，怎样才能在矛盾中正确地、深入地描写人呢？这或许只有创作实践才能作出切实的回答。象许多作家一样，孙健忠也一直在摸索着写人的方法、规律，在力争创造出活生生的，血肉丰腴的人物形象。他写过一大群人，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个性鲜明，有的形象模糊，但他毕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除了上面所举的作品和人物之外，《甜甜的刺莓》中的毕兰大婶、竹妹等人的形象刻画的特点，是不可不提的。这些人物写得活，写得深，写得好，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作家成功地掌握了在矛盾中写人和赋予人物以生命的方法。
记得“四人帮”时期，也很具导过要在矛盾中刻画人，那意思主要是，要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写“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可是，那种理论指导下的作品中的人物，何尝有过真正的生命？问题在哪里？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这“矛盾”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是客观在主观世界中的深刻表现，还是主观对客观概念的附合？仅仅把人物当工具，设置矛盾，然后围绕这种设置的思想斗争去活动，人物肯定不会有生命；退一步说，即使不把人物当工具，人物的感情也很激动，但这种人物假若只有共同性，只是一种类型，那人物也仍然不会有生命。《甜甜的剌莓》中的一个中心矛盾事件，是敢不敢抵制在高寒山区种双季稻，敢不敢抵制这股瞎指挥风。试想，如果孙健忠笔下的毕兰大婶和向塔山，仅仅围绕这件事争来吵去，各抒己见，那就不论写得如何热闹，也不可能刻划出真正有独特性格的毕兰大婶了。
孙健忠在《甜甜的刺莓》中，打破了矛盾的一般性的外壳，捕捉了矛盾的特殊性的实质，避免了人物的类型化，把握了人物的个性化，这才使得毕兰大婶——我们进入新时期之前的一位社会主义新人，获得了艺术生命。
矛盾的普遍性是敢不敢抵制种双季稻，那么矛盾的特殊性何在？毕兰大婶是党支部书记，却又是目不识丁的农家妇女；她是“老劳模”，一贯跟党走，可“文革”中自称代表党的人的举动？她又不可理解；毕兰大婶是领导人，又是慈母；她喜欢三牛，可女儿竹妹偏又委身于向塔山；她与向塔山有尖锐矛盾，但向塔山偏又是她的女婿；毕兰思想先进，似又有许多土家族妇女传统的道德信条……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凝聚着多少特殊的矛盾啊！
再看处于这种特殊矛盾中的个性。不错，毕兰大婶是属于那种刚强的、有决断、有见识的女性。她的生活遭遇决定了她与党、与山寨乡亲们的血肉深情。可是，这样的人物就一定事事有决断，处处都刚强吗？不一定，完全不一定。曾经有人把人物性格划分为几个侧面，未免有点机械，但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确是个矛盾交错的整体。果决与优柔，刚正与妥协，恨和爱，常常随着环境条件的转化而转化着，往往奇妙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毕兰大婶也没有例外。这里只举小说中的一个情节：
她爱独女竹妹，许诺了她与三牛的婚姻，她的许诺本来比磐石还要坚定。但是，品质恶劣的布谷寨党支书向塔山，以突然袭击的手段，骗奸了竹妹，动摇了这个灵魂软弱的姑娘。这在毕兰大婶的道德观念里，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然而，现实是冷酷的。请看母女二人在火塘边的对话：
“阿妈，你莫扯远了，你就答应我和向塔山结亲吧！”
“我不得答应！”毕兰大婶决然地说。
“阿妈，你真的不答应？”竹妹急得哭了。
“莫的不答应！”
“那我怎么得了呢？”
“你跟三牛认个错，回心转意，和他好。”
“向塔山呢？”
“你也去跟他认个错？把话讲明，就算没得这回事。”
“阿妈！”竹妹××地哭，用力摇阿妈的腿肚子，“你老人家做点好事吧，饶了你的女儿呢！××……”
这是一场感情的风暴，内心的风暴！坚强如毕兰大婶，当最后听到向塔山已经占有了竹妹时，“她浑身瘫软，没存一点力，”她“再也不言语了”。她默认了。经受过那么多磨难，挺立在人生波涛中的毕兰大婶，却经不起这一打击。“这是要害一场大病的兆头”。她能指挥一个大队，她敢抵制双季稻，她可以承受各种命运的打击，她却管不住，也管不了自己的爱女！仅此一个情节，可以看出作家找到了生活的内在矛盾，人物个性中的内在矛盾，同时也就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至于竹妹，也写得好。小说的前半部，对她感情深处的转折，有极准确、细腻的刻画，特别是对她依违于向塔山和三牛之间的矛盾心理，更是曲尽其妙。可是后来呢？她似乎一直在软弱下去，作家未能始终握住她的内心矛盾线索，不免叫人抱憾。
五
一些评论者指出，孙健忠的作品里“湘西味”比较足。我对湘西了解太少，很难正确地品评出这种香味。但有一点感受是较深的，那就是孙健忠的？一些好作品里，很注重意境美的追求。把乡土与人情揉合，把景与情交融，把情与理统一，把特有的风味灌注到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去。试将《甜甜的刺莓》的第一小节，小园景，月夜情，沁人心脾，而竹妹、三牛、毕兰大婶三人的不同的心思，巧妙地溶入这夜色的小园里了。三牛的憨，竹妹的痴，毕兰大婶的慈，全在一个小生活片断中展露出来了。这个“头”开得韵味很足。我想，所谓地方色彩，民族色彩，更要紧的还应该是对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准确把握。孙健忠写得成功的，似乎主要还是一些湘西妇女的形象。总起来看，就未免有些狭窄了。怎样写出更丰富多样的湘西劳动者的性格，怎样描绘出更广阔的心灵世界，也许是孙健忠把自己的创作提高一步的一个关键方面。
我在以上指出孙健忠善于写人的命运悲欢，善于发掘劳动者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善于在特殊矛盾中刻画个性诸点，是就他的一些成功之作谈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另有一些作品恰恰在这些方面，又成了他的弱点。比如写命运，《菩提萨埵》就没有写好；比如写感情，《“！”和“？”》就没抓住感情深处的矛盾；写矛盾，《啊，月亮》就没有写得理想。《啊，月亮》中，月亮姑娘在左倾之风盛行时，不断提拔，抛弃情人，以至她的情人因与她在“姑娘田”的问题上的对立，蹲了大狱，她也未置一词。可是，小说的最后，月亮姑娘却与刚出狱的情人紧紧地拥抱了。这就把本来尖锐的矛盾简单化了，月亮姑娘受提拔，树为典型，她的自身意识中本来应有深刻矛盾的，可作者只诉诸说教，把责任推到了提拔她的坏干部身上，就不够可信了。《！和？》也很难激起人们的感情共鸣。知青媛姐长期不能抽调回城，孤孤零零，当然值得同情。可是她采取的手法是什么呢？假意与一个憨头憨脑的农民结婚，避开公社秘书的追逐，并由此被树为典型，达到了回城的目的。如果这样的人物受到歌颂，那么那位实际上被愚弄的“陪衬人”老实农民又该怎样处理呢？这自然是孙健忠作品中少数的败笔，但这败笔也能引出反面的经验来的。《甜甜的剌莓》无疑是近年来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它有两条贯穿线索。一条围绕着种植双季稻的成败；另一条围绕着竹妹的爱情悲剧。我总感到，第二条线索写得动人，而这两条线索交织融合的却还不够紧密浑成。语言很重要，语言是小说艺术的衣裳。孙健忠掌握湘西土语很熟练，写得道地，但有时也感到失之繁琐，不够干净、利落。这不机会影响作品的篇幅，而且会影响每部作品的整个艺术感染力量。小说技巧和语言都在发展，孙健忠坚守在湘西大地上十分可贵，但吸取一些新鲜的手法，也许会使他的乡土艺术更加动人。
就在阅读孙健忠同志的作品，正在撰写这篇粗浅文字时，读到了他的《安泰的启示》一文。从他的短文里，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孙健忠创作的大幅度发展的希望，看到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希望。他在文中说，家乡来信了，“住户已经找好，欢迎你快点来！”。他接着说：“我要尽快地回到大地上去，回到母亲的怀抱里去。我要把生活的根重新扎进泥土中。时代在前进，家乡人民在前进！我要努力跟上他们的步伐，永不掉队！”
人民在招手，生活在呼唤，植根于湘西大地的作家，我们期待着你的新作，我们谛听着来自湘西的新的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