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短篇小说创作，从取材和人物来看，写城市生活，写千部、知识分子、青年男女的思想历程和悲欢离合的作品居多这自然是“四人帮”为害十年的社会生活在创作上的必然反映。但是，我们的眼界应该更加开阔，作品的题材领域和人物类型应该更加广泛多样。象农村这条广大的战线，一样有撼人心魄的斗争，令人崇敬的新人，而我们的文学却反映得很不够，农村题材的短篇创作暂时处与相对沉寂之中。然而，沉寂中也时有较好的作品出现，作者中也不乏值得注意的新人。除了一九七八年短篇小说评奖中有几位写农村题材的作者获了奖外，在全国各地，有不少作者正在努力探索和思考着怎样更深刻地反映新时期的农村生活。我认为，韩石山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我读完他七八年至七九年发表的五个短篇之后，引起了很大兴趣。这些作品尽管瑕瑜互见，水平不一，但由于作者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不断追求，已经初步显示了自己的特色。
听说韩石山同志还较年轻，从事创作的时间不长，从几篇作品看，作者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概括能力都有待于提高，但是，他有自己可贵的特点。韩石山同志不象某些青年业余作者那样，轻易地抛开自己熟悉的人物和生活环境，旁骛别求，追赶时髦，去编造一些思想贫乏、人物雷同、仅与某些风行作品的外部形式相似的故事。他立足在向己生活着的农村，紧紧地“咬住”自己的人物不放，精心地观察＃，尽力想从这些人物的脾气秉性深入到内心深处去。他的脚步不紊乱，思想不轻浮，因而进步就比较显著。从七八年－－？月他的第一个短篇《两个队长》在《汾水》月刊发表以来，仅一年多的时间，他连续写出了《麻缠主任》（《汾水》七八年七期）、《争》（《汾水》七八年十期）、《腊梅》（《上海文学》七八年七期）、《猪的喜剧》（《上海文学》七九年二期）等具有一定思想艺术水平的短篇？思想渐次加深，技巧渐次熟练。这样的成绩，对于一个在农村中学执教、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的青年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可以想见，作者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出现在韩石山笔下的，一色都是山西农村的人情风貌。各篇小说中的人物虽异，但好象是一个村子里朝夕相聚的“熟人”，他们的精神气质体现出了一种共同的地方特点。五个短篇，仿佛是一卷粉碎“四人帮”前后北方农村的素描组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这些素描画所展现的，都是当前农村的现实故事：踏实苦干、实事求是的老队长如何与随风转舵、平而不实的副队长进行了妙趣横生的较量；争气好强的公社书记如何遇上了党性很强的“麻缠主任”，两个人围绕着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各自经历了一场内心风暴；新媳妇如何去车站迎接盼了一年的丈夫，没有接着；忠厚的老农民；又如何以柔克刚，以正压邪，教育一个刁泼的落后妇女……呈现在这些素描画里的矛盾冲突和主题思想，还有待深化，来能概括出更深广的社会内容，但你不能不承认，它们都真实可信，亲切自然。这些作品基本摆脱了“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桎梏，直接从生活的土壤中摄取形象，摄取矛盾，提炼主题，因而，韩石山的小说给了我们一种清新、朴素、散发着泥土气息的感觉。
现在人们盛赞某些小说善于提出社会问题，这固然是不错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人物缺乏个性，光借助一个曲折的故事来提出社会问题，就只能给人思想上一点启发，却不可能真正打动人心。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核心的问题仍然是集中刻画好一、二个人物。韩石山小说的突出特点，电正是把刻画人物作为中心任务，让人物推动事件发展，而不让事件牵着人物乱转，并把人物刻画与故事叙述较好地结合起来。他的小说没有繁复曲折的情节，奇异怪诞的故事；他的人物，无论万平老汉、腊梅姑娘，还是麻缠主任、黄书记，都是农村生活中平凡而习见的人物。在人物刻画上，韩石山主要使用白描的手法，避免浮夸和大事渲染，力求简洁和准确。看得出来，韩石山在努力学习赵树理等大师写人的手法：一下子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然后生发开去。这也就是所谓“山药蛋派”的作风。他的第一个短篇《两个队长》，情节简单，象是在说一个逗人发笑的故事。但由于作者抓住了两个队长个性上的明显差异，思想分歧的主要原因，这个故事的含义也就耐人寻味了。老队长陈万平有“老慢”之称，副队长赵金成有“老快”的嘉名，但这一慢一快要看何种情况，面对何种问题，故事的矛盾正是从这一“快”一“慢”的性格矛盾展开的。把这样两种对立的思想性格放到一起，通过“看起来慢”、“快不起来”、“快慢竞赛”、“风雨验工”儿节风趣的描写，通过一场暴风雨对施工质量无情的检验，显出了“老慢”路线端正、刻苦实干的本色，也暴露了“老快”投机取巧、头重脚轻的浅薄，在诙谐的笑声中，给我们勾画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农村千部的思想面貌。尽管人物性格的内涵还不深厚，比较表面化，可是试想，作者假若不是一下子抓住了两个队长的个性差异，事件的矛盾假若不是建筑在人物性格的矛盾基础上，那么这个“快慢竞赛”的故事又是何等淡乎寡味！
如果说，《两个队长》只是采取了简单的“对比法”，形象虽鲜明却不免单薄，那么，《麻缠主任》在人物刻画上就进了一步。作者采用的虽然仍是抓住突出的个性特征，在个性刻画中显示人物思想品质的办法，极力写郑鲁贤这个“麻缠主任”的麻缠劲儿，“石圪垯脑袋”，“认住死理撞在南墙上也不回头”的倔劲儿，但是，开始把人物放到比较复杂的矛盾中了。这样就增强了环境的典型性。郑鲁贤上有公社李书记压制他，左有大队张会计掣肘，右有大队书记方秀山犹豫不决，正是在这样真实的矛盾环境中写出了郑鲁贤的性格光采。作者也开始避免单一的写法，注意从几个方面去刻画郑鲁贤。写他在“四人帮”当道的年月，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生产上的瞎指挥，他拿出“麻缠”劲儿，多方顶住。上面派来的“评法批儒指导组”被他用“两个窝头一根葱”给饿跑了；李书记企图象“打扮姑娘”一样树立成家庄当典型的计划被他给搅乱了；李书记推广的“三尺三高粱”在他手里种不下去。在这一系列带着“麻缠”色采的行动中，展示了这种“麻缠”个性实际上是一种斗争的性格，进攻的性格。这位“麻缠主任”实际上是一个敢于排除“四人帮”干扰、夺取农业丰收的农村新人——朴实、平凡而具有特异性格的新人。
《争》是《麻缠主任》的续篇，但它在艺术创造上超过了正篇。它之所以写得好，首先因为大胆揭示了当今农村中出现的新的矛盾，其次是郑鲁贤这个人物性格深化了，不再停留在“麻缠”的外部特征，而是逐渐深入到这个人物的内心矛盾。《争》所揭示的矛盾是全新的，无所依傍和借鉴，需要作者在生活中去独立思考。而其它小说，不论是《两个队长》，或是《猪的喜剧》，先前都有过类似题材的作品。从《两个队长》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取经》，从《猪的喜剧》我们或者会想起《赖大嫂当然，应该肯定，韩石山的作品仍是他的独立创造，枝儿妈与赖大嫂是两个人，赵金成与王清智的面貌也相差甚远。但从艺术创新的角度来看，《争》就令人耳目一新了。
